中央调查部部长批露:这才是周总理的最后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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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罗青长简历   1918年出生,四川省苍溪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曾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1941年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随***、周恩来转战陕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1954年起兼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历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那个以红军和雪梨闻名全国的县,也是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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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简历


1918年出生,四川省苍溪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曾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1941年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随***、周恩来转战陕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1954年起兼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历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那个以红军和雪梨闻名全国的县,也是我的故乡。


从儿时起,每次随父母回乡探亲,老乡们总会提起“罗青长”这个名字:“他可是我们这山旮旯出的最大的官!”言者,无不是钦佩而又神秘的表情———这位从大巴山走出的“红小鬼”,几十年战斗在情报工作的“隐蔽战线”,曾高居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之职。


于是,当我走进京西那栋绿树掩映下的青色小楼,心里不住感慨,这里珍存着共和国的多少往事,而我即将见到的,又是一位何等传奇的老人!


草地跋涉疲惫不堪,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罗青长懵里懵懂地跟着向前走,走到半路才发现枪忘在睡觉的地方了


罗青长身材中等,皮肤红润,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讲话,温文儒雅中仍带着老红军的质朴。在听到我的乡音时,老人脸上露出他乡遇故知的笑容。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到达苍溪。两年前就加入共青团、在苍溪中学从事地下工作的罗青长和23名同乡小伙伴一起参了军。当年,3万多名苍溪青年参加红军,等到1952年罗青长重返故里的时候,他们已所剩不过几百人。“同我一起参军的23个小伙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大部分牺牲在长征途中。”


长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嘉陵江流经四川,蜿蜒山间,滩多水急。罗青长的家,就在嘉陵江畔的塔子山下。1935年3月,作为强渡嘉陵江的主渡口,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打响了渡江作战的第一枪,浩浩荡荡踏上长征路。


罗青长被分配到师政治部当宣传员,随后又给川西北特委书记何柱成当秘书,长征路上他是连队里的班长。


像大部分红军战士一样,雪山草地让罗青长永生难忘。“1942年,我在延安看到四川大学几个青年学生写的重访雪山草地路的调查报道,标题是‘白骨嶙峋……’,”罗青长说,“我感慨万端,不禁流下了热泪!”


翻越岷山时,大雪弥漫,寒风怒号,不少红军战士活活冻死。罗青长班里的战士姜钟年小体弱,又得了雪盲症,行动十分困难。班里的战友们发誓:“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背也要把姜钟背出雪山。”


高山缺氧,空气稀薄,一个人行走都气喘吁吁,何况再搀扶一个人同行。“我们就是凭着阶级友爱,共同战胜了困难。”


被战友们“硬拖着”走出雪山的姜钟,后来成为罗青长的同行———姜钟多年从事机要情报工作,被人们称为“情报将军”。藏族喇嘛出身的战士天宝———日后的四川省省委书记,也是这样在战友的扶携下挣扎着过了草地。直到后来见面时,他们仍亲切地称呼罗青长为“老班长”。


而更多的战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个小战士,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被罗青长叫做“叉口”。过草地时,饥寒交迫的他倒下去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同志,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一直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罗青长说。


有一次,罗青长把枪给弄丢了。那是一把半人高的马枪,从参军开始就跟着他,打过“反六路围攻”,打过广昭战役、陕南战役。


草地跋涉疲惫不堪,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短暂休息后,部队又要出发,罗青长懵里懵懂地跟着向前走,走到半路才发现枪忘在睡觉的地方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头去找,干部大队的指导员、多年后成为北京军区政委的傅崇碧扛着那支马枪走过来了:“罗青长,死人也要守着四块板板么!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感激啊。”罗青长说。当我提起这段往事,老人“嘿嘿”一笑,还有些不好意思。


三大主力会师后,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要调罗青长到西路军任抗日少年先锋团组织股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决定把他留在红军总部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兼青年干事。部队过黄河的时候被胡宗南截断,罗青长因此留了下来,而征战河西走廊的抗日少年先锋团几乎全军覆没。


罗青长得到消息,负责跟自己联系的人“动摇了”。他一惊,大量秘密文件还放在联系人那里!当时西安城已全城戒严


说到“差点没命的事儿”,罗青长笑着说:“数不清喽。”他撩起左裤腿,小腿处露出一片褐色的伤疤。长征中的一个雨天,罗青长带着几个战士在藏区筹粮,钻进了藏民的土碉堡,一种被红军


战士叫做“蛮寨子”的建筑物。没想到,碉堡突然间垮了,没有任何防备的战士们哗啦啦一片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所幸的是,罗青长倒在了别人身上,所以伤势不重。然而,因为当时缺医少药,伤口一直没能得到医治。


另一次遇险也是在筹粮途中。1936年夏天,第三次过草地的前夕,罗青长率领武工队完成筹粮任务后返回,正在寻找大部队,却发现渡河的桥梁被敌人烧毁了。桥下水深湍急,战士们会游泳的人不过半数,而敌人追兵将至,子弹横扫,情况十分危急。罗青长急中生智,令大家解下绑腿,联结成绳,会游泳的人和不会游泳的人交叉抓住绳索,一起下到水中。“此起彼伏,此呼彼吸”,大家顺流而下,终于在敌人赶来之前到达了东岸。“虽然一路上有各种艰难险阻,”罗青长说,“红军指战员仍然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嬉笑斗逆境。”


1934年11月,在巴中召开的川陕第四次党代表会上,罗青长亲眼看到廖承志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我以为他被害了,后来才知道慑于他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声望,并且党中央知道他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才没有对他下毒手。”


长征途经北川县的石崖下,正在躲雨的罗青长意外地遇见了廖承志。趁卫兵不备,罗青长想询问他的情况,安慰他几句。“谁知他毫无沮丧之意,风趣地向我吐了吐舌头,然后是他那特有的微微一笑。”或许就是这样的乐观,给了罗青长走完漫漫征途的力量,也让他在日后的险境中保持智慧和冷静。


1938年11月,罗青长被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4月转入地下活动,以书记员


的身份打入到胡宗南部队内部。


地下工作中,罗青长得到消息,负责跟自己联系的人“动摇了”。他一惊,大量秘密文件还放在联系人那里!当时西安城全城戒严,罗青长顾不上思量这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警戒线,从那人处取回文件并成功转移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移文件用的一个铁皮箱,罗青长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后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索去作为展品。


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中只身转移一大箱秘密文件,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罗青长却不愿多讲其中的细节,就像他众多让人肃然起敬而又充满好奇的经历一样。


建国后,他曾参与侦破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他曾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曾见证中国为进入联合国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


面对这样一个无数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我恨不得打破沙锅问到底。然而,老人似乎对我的那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捧着我带来的那本家乡的宣传画册,细细地一页页翻着,凝思着,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他是周总理生前见的最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床旁,周总理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


听说过罗青长的人都知道,他是周总理生前见的最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从客厅墙上总理与罗青长的合影,到回忆总理时老人眼中隐现的泪花,我想,世纪伟人周恩来,在罗青长的生命中定然有着不寻常的分量。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罗青长在总理身边工作了近40年。罗青长是最早知道总理病情的人之一。1971年五六月间,周总理召集罗青长等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会间罗青长接到一个保密电话,是邓颖超打来的。邓大姐说:“小罗,你不知道,恩来现在尿里有血,你们工作不能搞得太晚。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罗青长这才知道总理患病。


1975年底,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12月20日早上七点半,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来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罗青长。“他清晨醒来后,已经多次催问我来了没有!”罗青长立即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时,一眼看到周总理憔悴的面容,“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


总理正发高烧,体温是三十八度七,体质十分虚弱。见到罗青长后,总理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随后就谈起了他最关心的台湾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我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和我谈下去,直到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又强打精神对我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听到这里,牢记邓大姐“忍住悲痛”叮嘱的罗青长背过身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向总理告别,想不到竟成永别。


“我为总理送了最后一程……”罗青长说。1976年1月11日下午,灵车开过人山人海的十里长街,将总理的遗体送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


1月15日晚上8点左右,担任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和另一个副主任郭玉峰以及总理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一架安-2型农用飞机,按照总理生前遗愿,撒放总理骨灰。“邓大姐没有上飞机。飞机起飞时,她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


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极具象征意义。罗青长细细地解释道:“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第二个地点是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第三个地点是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第四个地点是滨州黄河入海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同胞……”


罗青长一边哭泣一边撒出骨灰。对于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从未掉过泪的罗青长,总理去世的那些天,或许是他这一生中最为泪水滂沱的日子,他的老伴杜希健甚至在总理的追悼会上当场哭晕过去。


罗青长没有忘记,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挂念着未竟之业,挂念着“台湾的老朋友”。他明白,“老朋友”中肯定包括张学良将军。


自从张学良被蒋介石押解至台湾后,周恩来就一直想方设法向将军传递思念之情。1960年,周总理得知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


陪同总理出席宴会的罗青长清楚地记得,周总理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罗青长不知道此信究竟是否到达张学良手中,他一直惦念着总理的嘱托,又于1992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手书总理的那四句话,托人转交张将军。


第二次转交,张将军真的看到了。旅居美国的张学良问捎信人阎明光:“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阎明光带回她拍下的张学良照片,照片上的少帅手捧字条,做沉思状。


罗青长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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