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空并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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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有的是戎马倥惚,没有机遇,有的是执意不肯结婚。

江拥辉团长的妻子刘淑,当时是诸城县虎部区妇救会主任。1师从诸城快登程了,江拥辉匆勿赶来找她,就匆匆跟部队走了。丈夫给她找匹马。人骑在马上,心吊在嗓子眼儿上,夜里总梦见自己悬在马蹄子下。一些人逗她,说她这位骑士潇洒极了,足可以当个骑兵团长,如果有个娘子军骑兵团的话。

到鲁北惠民县,一道命令下来,军委让1师火速赶去山海关参战,把住这扇关东大门,师党委一个决定,把女人、孩子和重武器像包袱一样卸在惠民,部队轻装急行军走了。

她们被告知:部队要打仗了,打完仗就夹接你们。

这是常事。打她们和军人结合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这种生活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就在惠民习惯地等着打仗去了的丈夫。直等到春节,才知道丈夫是闯了关东。

——这些狠心的,就这麽悄没声地就把咱甩了,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

骂是亲,恨是爱。关东那是甚麽地方呀!鼻子冻掉没甚麽,怕的是那麽老远还能回来吗?老年人一辈又一辈讲述“闯关东”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发生在月球上的神话。今天丈夫拿着枪杆子一下子就闯去了,古老的神话一下子变成现实,又仿佛依然是那麽古老而又遥远。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委说,自古哪有一帮女人闯关东的呀?她们说,你们点下头就有了。又说都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和女人结婚干甚麽?七嘴八舌,大声动气。说着说着,就把眼泪这个武器搬出来了。甚麽武器也不行。大年初一,大家瞅着饺子谁也不吃。3团团长妻子,头不梳,脸不洗,一杯又一杯,喝得满屋子酒气。

3月底,1师和7师家属,坐只小汽艇闯关东,20多个女人、孩子和保姆,挤在三人多长,一人多宽的船舱里,大人吐,孩子哭,那个声和味儿呀。3团政委妻子张华,坐车时颠着早产了。母亲一滴奶没有,孩子一个劲儿哭,哭着哭着没声了。开头以为是睡着了,不知谁说不对劲儿,都挣扎着爬过来。没有奶,没有药,大海茫茫,怎麽办?谁也不吐了,就那麽围看,有的擦眼抹泪,有的傻楞着,眼睁睁看着孩子咽气了。

在庄河县一个叫耷拉腰子的小村上岸。一辆大道奇拉上她们,绕道安东去吉林。过通化一道岭时,车翻了,两个师的家属全甩进路边没膝深的雪窝子里。爬起来,你望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长这麽大第一次坐汽船,又第一次坐汽车,都不知道这“洋玩艺儿”是怎麽了。直到现在,老人们见面,还哈哈笑着述说彼此当时那副傻样儿。

从延安、晋绥、晋鲁豫、华中、华东、中原等地闯关东的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家属大都是随队一起走的,战斗部队中“278团”少,女人一般都有马骑。干部团就不行了,“278团”都在一半左右,女同志,大都是徒步走到东北的。

可以想像——

在那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在那收割后裸露的中原大地上,在冀北边缘那荒无人烟的沙丘间,行进着一支支由一个个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孩子盛放在一只篮里,篮子驮放在马背的一侧,另一侧的篮子里放着衣物甚麽的。不谙事的孩子,或者随着马蹄的节律酣睡着,或者睁着不谙事的眼睛望着蓝天,涉水,爬山,越沙丘。丈夫牵着缰绳,在前边走着,妻子在盛放孩子的篮子旁边跟着,或是抓着马尾巳蹒跚着。尘土飞扬中,你可以想像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布鞋,想像那一双双血泡叠着血泡的脚掌。可以想像那一双双脚可能是从小就爬惯了山岭的,可能是从校门走向延安又走到这里的,可能是曾经要被改造成三寸金莲后来又解放了的。也可以想像被秋雨淋透了衣服和泡肿了的双脚,以及你可能想像得到并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种种艰难困苦中,做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与不幸的女人,可能经受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有人主张不带女人闯关东,这种人中有种人,想的不是轻装快步,去东北抢夺先机之利。也不是等条件好了,有根据地了,再把妻子儿女接来,而是想乘机把土气、“落后”的老婆甩掉,到那个“花花世界”中去换个花花的、洋气的。

在海上

自古以来,山东黄县龙口和蓬莱县乐家口,就是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山东闯关东部队,大都是从海上走的。

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11月3日,***亲自起草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

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汲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中央

11.3

从8月中旬到12月初,龙口和乐家口码头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中。一支支队伍开来,附近村镇都挤满了。岸上挤,湾里更挤。沿海能征集到的船只全来了,挤挤匝匝开了锅似的。一眼望去,一只只船划过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东北。

大都是渔船,还有些货船。钻进船舱,就像钻进了鱼罐头。从煤舱出来,都成了“煤黑子”。大船能挤一个连,小的就两个班。

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

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

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

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

,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大家乐得欢呼起来。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伍修权受点轻伤。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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