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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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德密码战   1914年 8月,德国无线电台发出了“儿子诞生”(即战争爆发的隐语)的消息后,德国对法正式宣战,由此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从这个时候起,法国的情报机构开始针对他的敌人——德国,开展活动。而一系列的情报活动则首先是围绕着密码破译来进行的。   人们都知道,密码是秘密情报战中的“秘密武器”,离开了密码就谈不上情报的“秘密”。破译是通过破解侦察对象的密码,从中获取情报的手段。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密码不被破译,千方百计破译别人的密码,是各国情报机构最基本、最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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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德密码战


1914年 8月,德国无线电台发出了“儿子诞生”(即战争爆发的隐语)的消息后,德国对法正式宣战,由此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从这个时候起,法国的情报机构开始针对他的敌人——德国,开展活动。而一系列的情报活动则首先是围绕着密码破译来进行的。

人们都知道,密码是秘密情报战中的“秘密武器”,离开了密码就谈不上情报的“秘密”。破译是通过破解侦察对象的密码,从中获取情报的手段。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密码不被破译,千方百计破译别人的密码,是各国情报机构最基本、最经常、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业务工作。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密码战。法德双方围绕着密码的加密和破译斗智斗勇,开展了激烈的密码情报争夺战。

战争初期,德军兵分两路向法国的马伦河推进,但两路德军相距遥远,必须靠无线电密码保持联系。当时德军的密码采取多次拍发的办法,通常一个电报要拍发五六次之多,这样就给法国破译密码电文带来了方便。

法国人在密码研究方面一直领先,早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维热奈尔就已从事密码编制工作。路易十五世时,还曾设置过为“黑色内阁”的通信审查机构。由于有通信审查,间谍们便开始研究和使用密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法国陆军部成立了“部际密码委员会”。它的成员约十人,是由各军种、各部门选出的“具有密码技术特殊才能的人”,平时不脱离自身工作岗位,但同时从事密码研究。它的工作有编密与破译两部分。在破译方面,一是理论性的研究和重要语言、专业文字的各种频率的统计,一是侦收东部边境德军演习的电报并加以研破。它从各方面收集有关资料,给研译人员编发了一系列秘密备忘录,包括有关的体制、统计资料、密码破译指示等,并负责编写用以训练参谋及后备人员的课程。这些工作后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2年,陆军部又新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密码分析局。和平时期,仅有两名密码破译员值班工作,即密码专家卡蒂尔少校和吉维尔奇。他们与部际密码委员会紧密合作,为本国使用的密码拟定说明与规定,战时与电台建立特殊联系,侦研敌方电报。战争爆发前夕,在 4月28日到5月2日和5月25日到5月29日总参谋部的演习中,他们曾检验自己密码的使用及保密情况以取得经验。这一时期,法国每年用于情报方面的费用达50万法郎。可见,当时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准备和组织确实优于其他任何国家。

果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不久的9月2日夜晚,当德军总司令部用绝密电文命令它的一路德军猛攻巴黎东南的法国军队时,这一密码电文被法军截获,陆军部密码分析局迅速破译送交法军总司令部,从而使法军迅速地改变了作战部署,并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一举击溃了德军。

法军总司令霞飞在给陆军部的信中说:“像所有陆军指挥官一样,我在最近几天里认识到你部密码分析局所从事工作的价值。请代我们全体向卡蒂尔少校和他的集体表示感谢。”

在整个大战期间,法国各侦收站抄收德军电报达一亿多字,这些电报的分析和破译使法国得以清楚地了解敌军的集结、任务及动向。凤凰博客$l6H,@Q"{ M

1918年春,德军利用俄国退出战争的机会,集中兵力于西线准备发动夺取最后胜利的进攻。为了保证这次攻势的突然性,德军准备使用一种新的密码体系,以阻挡协约国密码专家的破译,保证通讯的秘密。

为此,德军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从众多的密码系统中选出了一种称为“ADFGX”的体系。它只有 5个字母,组成一个方格,用以代替25个德文字母,之后,再依密钥作一次换位。德方规定:凡涉及作战的所有电文都必须用这种全新的密码加密;在给前线发布命令时,必须迅速准确,万无一失。

3月5日,德国人首次使用了这种极其复杂的密码,拍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同一天,法国陆军密码分析局第一次抄收到这种密报。因为报量较少,破译遇到困难。

3月25日晨,德军按照自己的部署,以6000门大炮在松姆地区开始猛烈轰击协约国的阵地,接着又以62个师的兵力,在一条只有40英里宽的战线上猛扑过来。英法联军由于不明敌情陷入混乱,狼狈后撤。一周之后,节节胜利的德军便在协约国军队的防线上拉开了一条通道。

4日1日,德军报量增多,法军密码分析局又截获了德军的18份加密电报。面对这些难解的“天书”,法国二局的优秀破译员乔治·潘文上尉勇敢地向这份神秘的“天书”发起了挑战。

通过无线电测向,法军认定这种新密码是德军高级司令部之间的来往电报,通过对它的破译,就可以获取战略情报。乔治·潘文凭着他的学识和经验,加之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意志和信心,经过四天四夜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最终掌握了ADFGX密码编制的规律。

此时,德军已是兵临城下,巴黎处境危急。

德国鲁登道夫将军正在煞费苦心地制定攻打巴黎的决战计划。为了夺取这最后一战的胜利,他又下令更换新密码,阻止法国人知晓他的核心秘密。

这种全新的密码被称之为ADFGVX密码,以 6个字母代替了原来5个字母的ADFGX密码。德国人先用两个密文字母代替一个明文字母,逐个字母地对报文加密。第一次加密完成之后,密码电报长度就成了原文的两倍。他们再把报文字母一对一对地拆开,用预先规定的密钥将它们打乱。密钥每天更换一次。整个系统的构成是:第一步,代替;第二步,分割;第三步,错乱。破译这种密码极为困难。

1918年 6月1日,法军无线电截收站收到德军大量的密码电报,其中有3份时间组相同的密报,是由同一个电台拍发的。潘文将这3份密报进行反复比较,只用了1个小时就找出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和明文字母在密报中的排列规律,第二天下午就完全破译了这3份密报。

6月3日清晨,法军又收到一份电报,此时对潘文来说已是探囊取物,他立即破译了这份电报。电报的译文是:“从速赶运军需弹药,如不被发现,日间也运。”

这份电报是德军统帅鲁登道夫发给驻在雷骑的第18集团军参谋部的,而雷骑这个小山镇正好位于威胁巴黎的德军钳形攻势的两翼中间的突出部。由此,法军司令部很快作出判断,德军正在日夜向雷骑赶运弹药,将从马鞍形地段向巴黎发起猛烈的进攻。

对于协约国军队来说,这是一份在拯救巴黎的战争中最关键的电报。

6月9日午夜,当德军在蒙迪埃至贡比涅战线上发起猛烈进攻时,协约国军队已是严阵以待,没有让德军向前推进一步。随着美军源源不断的到达,协约国转入战略反攻,德军全线败退,终于在贡比涅签署了投降条约。

贡比涅反击战的胜利和巴黎命运的挽救,与潘文的出色工作密不可分。在这个紧张、艰难的钻研过程中,潘文上尉虽然体重减轻了三十多磅,健康蒙受了严重损伤,但他认为这一工作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最突出”的篇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时参战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兰克·柯尔曼上校日后感慨万分地说:

“乔治·潘文上尉,法国首席破译专家,杰出的破译天才,一位真正的破译魔术大师……只凭着一份简单的电报,就推导出了一种新密码的全部结构。这一密码的破译,改变了战争的结果,它的作用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这一密码的破译,使许多德国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许多协约国士兵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血战方酣之际,二局密探查明了化学毒剂的秘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情报机构的另一“杰作”是在血战方酣之际探明了德国人使用化学毒剂的秘密,并掌握了生产防毒面具和毒气弹的工艺和技术。

1915年 4月23日,在比利时的朗日马克附近,风把一团绿色的云雾吹向法军的阵地,士兵们依然留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

然而,云雾过后,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士兵先是感到喉咙发痒,眼睛发涩,接着是不停地咳嗽、流泪。

大约两分钟之后,许多士兵周身奇痒难忍,不住地抓挠,身上皮肤显出一道道红印。接下来,剧烈的咳嗽声渐停,因为许多人感到胸闷气短,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转瞬之间,阵地上的士兵窒息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大都皮肤溃烂,双目失明。

这就是德国人第一次在西方战线上使用化学毒剂的结果。

然而,德国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一次,风向突然改变,风把绿色的云雾吹回到德军阵地上空,毒瓦斯反而毒死了许多德军。于是,德国人开始挖空心思寻找施放毒气的其他办法。

法国最高指挥部立即责成二局,设法查明这种野蛮的武器的性质、近期内可能进行的改进以及使用方法等等。于是,二局派遣间谍夏尔·卢齐托去解开化学毒剂的秘密。

夏尔·卢齐托拥有德国人的身份证,他在德国的弗赖堡已经生活了近 4年,他以一家染料商行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在德国长期潜伏。

当他受领了调查德国化学毒剂的秘密任务后,他来到曼海姆——德国一家最大的化工企业巴登苯胺公司的所在地。他从一名工程师口中得知,装载毒气的槽车已经开到了埃森的克虏伯化工厂。

于是卢齐托来到了埃森这个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他很容易地便找到了本地最大的企业——克虏伯化工厂。

但是,克虏伯化工厂警戒森严,卢齐托无从下手。他想方设法和化工厂的警卫搭话,东拉西扯,十分风趣,很快与这个警卫结为好朋友。

一天,在同警卫交谈时,卢齐托有意低估德国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警卫回答说,他们正在准备一种新式武器,这种武器将使战争的进程发生有利于德国的转变。卢齐托对此表示怀疑,这种态度使警卫大为恼火,于是两人决定用一大笔钱来打赌。

几天以后,使这场赌博见分晓的机会终于来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德皇在两个元帅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陪同下,来到克虏伯化工厂的打靶场,这里将要进行一场新式武器的试验。

在打靶场的一个隐蔽地方,卢齐托早早地就被那个与他赌博的警卫带到了这里。从一个观察口向外望去,他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靶场的一切。

在靶场的中央,停放着两门大炮,一门是“七七”榴弹炮,一门是军舰上的平射炮。两门大炮都分别对准了几公里外草地上的羊群和牛群。

随着观礼台上一声令下,“七七”榴弹炮首先发射,只见一发炮弹瞬间飞向羊群,随即空中腾起绿色的烟雾;接着,海军平射炮又发出了一枚炮弹,炮弹呼啸着落入牛群当中。

烟雾散尽,卢齐托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炮弹释放出来的毒气不仅窒息了牲口,并且把所有的植物统统地烧死了。

亲眼目睹试验的卢齐托终于明白了,德国人挖空心思寻找新的施放毒气的方法原来如此,即是把毒气充入炮弹制成毒气弹,然后用远程火炮把它发射出去。这种施放毒气的方法安全系数大,不受风向限制,施放距离远,杀伤力大。德军如果能够把这种毒气弹运往前线,势必会使协约国军队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军情十万火急,卢齐托立马请求与他打赌的警卫把一块碎弹片留给他作为打赌的纪念。这位警卫把大笔打赌赢来的钱塞进自己腰包的同时,也很大方地把一块弹片送给了卢齐托。 三天后,这块弹片送到了巴黎。试验室对炮弹碎片进行化验的结果,确定了毒剂的性质,这些毒剂是炭酰氯,即光气,以及氯甲酸甲脂,又名“帕利特”。对这种性质的毒剂,只能使用防毒面具加以防护,于是法国当局下令立刻进行防毒面具的生产。

当德国人把新式毒气弹再次用于战场时,法国人和英国人研制的防毒面具已装备到军队。同时,法国人也能够制造这种毒气弹了。


“让我们的矛锋利起来——在我们还没有一败涂地之前”


1918年11月11日,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法国贡比涅森林,德军统帅埃茨贝格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是法兰西民族盼望已久的时刻。

自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的 100年间,法兰西和德意志两大民族之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斗,但法国长期处于劣势。今天,自己的“宿敌”终于被打败。法国人从德国人的手中不仅得到了巨额赔款,而且收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呢?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出色的谍报工作。在大战期间,法国二局组织了一个从莱茵河到俄罗斯腹地的情报网,在搜集敌军情报、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在当时,二局几乎变成了“法国间谍”的同义词,在世界谍报舞台上大显身手。

法国在一战中虽说属战胜国之列,但也遭到巨大损失。法国有130万人死于战火,国民经济也因连年战争而濒于崩溃。也许是人民太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因而导致了对宿敌德国的警惕性的放松以及和平主义思潮的抬头。

在此情形下,法国情报机构绷紧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这时,描绘一战中“间谍英雄”的书籍、报刊、戏剧、电影纷纷涌现,一些好大喜功的二局特工人员也纷纷著书立说。然而,这些现象的背后也潜伏着极其危险的暗礁,法国的一些特工人员和国家机密被昭然天下,致使一批长期潜伏境外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国内,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国对外侦察能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谍报侦察活动遭到重创。

当历史进入20年代、30年代,世界各国的谍报、反间谍工作迅猛发展的时候,法国情报部门却未能跟上时代潮流发展自己,曾经称雄一时的法国二局沦为了“三流角色”。

硝烟散尽,情报战线就此和平了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重新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它那双血迹犹存的手,虽然也煞有介事地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但是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它的妄图鲸吞欧洲、建立一个大日耳曼民族的“千秋帝国”的梦想,促使它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再次点燃刚刚熄灭的战火。 1933年,希特勒登上帝国元首的宝座后,更加紧了扩军备战的步伐。

希特勒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中,对内以“砸烂凡尔赛条约的锁链,恢复德国人民的荣誉与自由”,“保卫德国的边界”和“维护和平”等口号来欺骗人民,煽动群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情绪,为其侵略扩张服务;对外发表“和平”演说,宣称德国不要战争,所希求的只是在对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谅解,借以麻痹法国、英国和美国,以便乘他们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

希特勒的和平宣传果然产生了效应,法国军政界的一些显要人物们,也在为希特勒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篇演说“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他们坦然地宣称:西线无战事。

希特勒在继续弹唱美妙动听的“和平”迷魂曲的时候,1936年3月7日,却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德军跨过莱茵河上的桥梁从东岸涌向西岸,进入莱茵河非军事区。2 个小时以后,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宣布,德国人民为了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此时,在法国国防委员会中负责战备工作的戴高乐,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非常清楚德军冒险进占莱茵河边区的意义:希特勒正在重新武装这一地区,把迅速恢复的德国武装力量推进到过去和未来的仇敌——法国的大门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

“应该迅猛而突然地采取行动”,“必然组织力量,以便能在同样条件下反击侵略者”。

此时,早已解甲归田的前二局反间谍处领导人拉杜少校,他的头脑也是清醒的,他已经看到德国正在举起杀戮的屠刀。他在给国家领导人的信中写道:

“情报工作和国家的荣辱兴衰休戚相关。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情报兴,则国势兴,情报衰,则国势衰”;“世界正在进入多事之秋,各主要国家开始把情报工作看成是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看成是打击敌人的坚盾利矛。请抓紧时间,让我们的矛锋利起来,让我们的盾坚硬起来吧——在我们还没有一败涂地之前。”

然而,他们的建议都被打入了冷宫。对法国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


国土沦陷,戴高乐组建中央情报行动局


1940年 5月10日,当轻纱般的薄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碧绿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震撼了世界——纳粹德国猝然将西欧置于闪击战的狂飙之中……

坐以待毙的法国当局眼看着长驱直入的德军在炮火中结束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运。

法国二局副局长波巴尔斯上校亲眼目睹了1940年 6月21日——令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莫大耻辱的一刻。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没有哪一位军官愿意陪同查理·亨茨格去贡比涅森林,总司令魏刚将军勃然大怒,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就应该你去!你们二局不是认为德军不会向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吗?你们的情报让我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你们是法兰西的民族罪人……’我无言以对,胸中充满了内疚和屈辱。然而更大的屈辱却在贡比涅森林等待着法兰西。在世界新闻界的镁光灯下,在福煦元帅的塑像前,在纳粹党歌的军乐声中,在法西斯

文武大员的注视下,查理·亨茨格拿起了那支千斤重的笔……在那一刻亨茨格脸色苍白如纸,额头淌下汗珠,在那一刻我热血奔涌、牙关紧咬。我暗暗发誓,我们将用热血和生命为法兰西雪耻,二局站在抗敌的最前沿,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脱胎换骨!”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在德国纳粹政府的要求下,法国被迫解除军事武装,原有的情报机构也遭到解散。大多数情报工作人员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凄然泪下,然而又无可奈何。不少爱国志士虽然不甘心战败,可又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人们听到了来自海峡彼岸的召唤。就在投降派贝当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当天,先期流亡到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向祖国人民发出了召唤,严正指出在德国扶持下的维希政府由于投降敌国已失去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发誓“要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这位“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十分重视武装部队的筹建,他认为“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建立一个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

军队是他的一支宝剑,而情报组织则是他的另一支宝剑。在组建军队的同时,戴高乐创立了自由法国中央情报行动局(简称(BCQA),以指导法国本土的秘密抵抗运动。

在法国本土,尽管1940年 6月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法国政府保证不允许任何对帝国抱有敌意的事情发生,情报机构也被正式解散,可是情报局大部分官员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尽管情报机构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但许多情报人员却不甘心屈膝投降,纷纷转入地下,组织地下情报网。

“房产公司”便是在被解散的二局的基础上建立的最秘密、最活跃的情报网。法国著名情报专家拉福雷少校(化名沃蒂埃)以“房产公司经理”的身份作掩护,组织起这个法国东北部的情报中心,与德国情报机构进行了机智、顽强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为盟军获取了许多宝贵的情报,成为法国本土抵抗力量的情报先锋。

与此同时,原在法军参谋部任要职的拉加尔德和巴尔丹上校积极与盟军联系,创建了法国军队抵抗组织情报局,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刺探德军实力、防区兵力部署、作战意图与战略战术等绝密情报。

在名目繁多的情报网中还有:前圣西尔军校司令布鲁萨尔上校领导的“联络网”、雷米上校领导的“巴黎圣母院兄弟会”、韦纳伊上校领导的“农村工作部”、洛夏尔上校领导的“克莱贝尔情报网”等。

总之,无论是在西部和北部的德国占领区,还是在贝当政府控制下的南部自由区,众多的不甘心屈服的情报工作人员与德寇展开了生死斗争。中央情报行动局充分看到了广大民众的抗敌热情,因此,他们在民众中广泛地招募特工人员,为盟军全面搜集德国占领军的情报。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利用民众搜集情报的现象。

中央情报行动局在伦敦还通过英国广播电台每天用 5个小时向法国敌后抵抗组织和广大群众进行通报消息和心战活动。诺曼底登陆前夕,中央情报行动局在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小提琴之秋”之后,法国抵抗运动第一夜就切断了 950段铁路,使图卢兹和蒙托邦间的交通阻塞达 3个月之久,马赛和里昂的交通也连续中断。由于获得了关于法国铁路网的准确情报,盟军必要时就切断铁路线,阻止德军开赴诺曼底战场。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如果没有这种情报,需要用15个师团的兵力才能抵挡住增援的敌军。

此外,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也各自组织了自己的敌后地下情报网,坚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开始时以各支部单独活动为主,后来统一建成一支武装斗争队伍——“义勇军与游击队”(简称 FTP),其情报网不但搜集情报,惩治叛徒,而且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心战”,瓦解敌人。

在如火如荼的抗敌洪流中,原已被解散的法国二局又重新建立了被解散的总部,并将其设在法国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重建后的二局总部通过电台、潜艇和飞机与国内组织保持着密切接触,并很快同盟军情报机构建立了秘密联系,成为反法西斯联盟情报网中的重要一环。

从1942年夏天起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是法国情报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从1942年夏天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盟军在欧洲战场上转入反攻,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法国维希政府的部分军队也与盟军联合作战。盟军司令部为了确切了解德军的底细,更加强了对法国情报网的大力支援,并迫切希望把过去分散的情报机构,合并成一个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的情报体系。

在美英的支持和促进下,戴高乐和吉罗将军在北非会晤,组成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来统一领导法国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也包括法国的各种情报机构。在此之前,法国南方地区的几个地下组织已合并成“统一抵抗运动”(简称MUR)。1943 年,戴派情报机构负责人帕西空投到法国本土,去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报网商量统一行动问题。1943年11月,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掌权后,中央情报行动局先是兼并了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二局,继而把所有的情报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特别任务总局”, (简称DGSS),由雅克·苏斯戴尔任局长。1944年6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法国临时政府”。合并后的“特别任务总局”就成了法国临时政府的正式的情报部门。该机构动用了三千多名特工,来从事邮电侦察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的德国军事情报,为当年8月解放巴黎起了重要作用。

巴黎解放后,该机构迁回巴黎,继续与德国开展情报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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