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转贴]

那时天空连线 收藏 2 96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如下四个部分的历时性论述,逐一考察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一种从主体到身体的演变过程及写作倾向。朦胧诗人的写作是在场的主体性写作,后朦胧诗人是缺席的主体性写作,钟鸣等人是以色情与唯美来建构一种主体性写作。到了90年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则以身体写作来取代主体写作,他们试图用身体或性来建立一种后现代的主体性或新的现代性。


[关键词]主体、客体、色情与唯美、身体、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前 言


文学或诗歌中的主体性一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将主体性作为诗歌中心的主题是绝对不可动摇的真理。即便是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时代,也有一种集体主义的乌托邦式主体性存在。


1979年,朦胧诗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中断30年后,再次接通和承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传统。诗人们再次发现了人及大写的“自我”并以大英雄般的(多多语)反乌托邦姿态,将“自我”的强力意志镌刻在又一个启蒙时代(五四为第一个启蒙时代)的语境中。很快,后朦胧诗人颠覆了这个主体性的时代,客体开始登场。作为大写的人的中心消失了,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即非人、非主体的世界。90年代的汉语诗歌从客体的诗语中再次出发,建构起一种作为身体的主体性诗歌。虽然并非所有诗人如此实践,但至少有相当多的年轻诗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身体,这一现代与后现代思想非常关注的要点。


本文主要谈论的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性:即本文标题所示,从主体到身体的写作。为了更透彻地厘清这个问题,我将采取历时性的论述架构,分四个部分来讨论从主体到身体这一变异过程。第一部分为在场的主体,论述朦胧诗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写作的精神层面;第二部分为缺席的主体,论述后朦胧诗作为客体的主体性写作的物质层面;第三部分将论述色情与唯美的主体性写作,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第四部分,顺势而下,直指作为身体的主体性写作,这一写作的关键词是性,通过它一种新的现代性或后现代的主体性被创造出来。


一、在场的主体


70年代末(***逝世不久,他的思想文化遗产还在等待整理),一个新时代刚刚举步,它主体的稳定性还无法确立,方向朦胧,主体悬空,过去的诗远远不能满足新个性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能稳定人心,人们又疲倦又茫然。就在我们心灵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今天”诗人应运而生,及时发挥了作用。他们以反抗与创造的激情以及启蒙与拯救的理想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新时代的自我主体性并使我们动荡的心得以稳定。这一主体(包括个人与集体主体性)的稳定性不仅帮助了陷入短暂主体真空的青年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主体性得到一次集中的再次确立:那便是一个大写个人的主体,一个重续五四批判精神的主体。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共同的理想和热望,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我’与‘大我’完美统一于新时期的主体神话之中。正因为如此,杨炼才会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舒婷则用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这种‘小我’与‘大我’的完美统一。” ⑴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那是一个批判和怀疑的时代,诗人北岛在此发出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之声:“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北岛《回答》)


北岛这一警世钟般的声音体现了启蒙、理性、个性张扬的主体思想,这是典型的对五四精神的回应。同时,北岛无疑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主体精神的杰出代表。“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北岛《宣告》)“这样令人颤慄的诗句潜藏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劫难之后凄厉的希望之声,但似乎也是启蒙主义历史模式的一次变奏。” ⑵


那是一个卡里斯玛⑶形成并凝聚的时代。激情四溢的杨炼如一位年轻的“神”把他的主体意志高高凌驾于客体之上,一时间万物皆着我的色彩:“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杨炼《诺日朗》),这是一首征服的诗,面对大自然,杨炼成了古代罗马英雄史诗中的传奇英雄:“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凯撒语)。这是一首典型的主体在场的诗,一首极具男性权威的阳物崇拜的诗(而非后现代推举的雌雄同体)。它无疑属于现代主义的范式写作,而不是后现代的句法式写作。


那是一个沉痛思考的时代。江河的《纪念碑》把他个人对民族命运的反思所形成的主体性上升到一种全民族的集体反思所形成的主体性之中:


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多少血液

——江河《纪念碑》


在顾城那双天真并充满童话色彩的眼睛里仍然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及民族主体性的寻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庞德曾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庞德虽然没有像雪莱将诗人提升到为万物立法的高度,但这句话的实质依然是对诗人主体性的宣扬。从这句话出发,我们可以作如下阐释:诗历来是民族心灵状态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晴雨表。它预示即将来临的事变,公众感情的震荡,思想和向往的升降、沉浮,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就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倾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朦胧诗没有失效,它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切合了那样一个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强化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主体之‘大写的人’,不能不把‘自我’强烈的生命气息和主观理想鲜明地放射并烙印在客观对象物身上,从中显示自身征服和创造世界的力量。” ⑷那的确是一个英雄诗人辈出的时代,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


然而随之而来,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1919年复活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可怕的美”:“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也不能保持/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里”(叶芝《第二次降临》)。



5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2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