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时代的旋涡中沉浮——感悟冯子材

一剑曾当百万师 收藏 13 1107
导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许多悲剧性质的人物,他们的悲剧更多情况下是由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本文试就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一生的起伏来探讨这一点。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那是一个列强入侵,神州陆沉,中国人民遭受极大屈辱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志士云涌,众多中华儿女力图拯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许多英雄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既被时代所成就,又被时代所毁灭,只留下青史上记载他们不朽功绩的几段文字,徒使我们这些后来人唏嘘慨叹。抗法英雄,老将冯子材就是这样一个人。


冯子材,字南干,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县)人,号萃亭,日后威震敌胆的萃军便是以他的号所命名的。从他早年的人生履历来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他遇上的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话,即使他有冲天本事,在腐朽的满清军队里也只有默默无闻的份,最多就像李太白那样发出“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的浩叹。但那是19世纪,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内经济的凋敝,使人民对满清政府怒火中烧,农民起义的烽火在两广大地上迅速蔓延。冯老将军遇上了一个脱颖而出的大好机会。公元1851年,即咸丰元年,广东天地会首领刘八起义,途经博白,冯子材便在博白加入了起义军,从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参加农民军很短的时间后,冯子材却脱离了起义军,拉出一部分人向博白知县游长龄投诚了。这使得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在叙述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时相当尴尬,而他投降清政府的原因也一直是个疑团。也许他贪图荣华富贵,出卖了自己的弟兄;也许他根本不想反清,只是迫于生计暂时参加农民军;也许他同宋江一样,时刻想为朝廷效力,农民军只是他投靠朝廷的跳板……。总之,事实就是:在接受招降后,他的部队被改编,立即掉转枪口参加了对以前兄弟刘八部的镇压,然后又跟随向荣、张国梁等参加了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太平军被镇压下去后,他又去镇压了贵州苗民起义,还三次出镇南关到越南追剿起义军……,冯子材用同胞的鲜血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被清廷赐穿黄马褂,从副将一直升到广西提督,可以说这是冯子材的第一个闪光期。


在镇压了国内农民起义后,这位被湘军悍将张国梁“拊其背”称赞到“子勇,余愧弗如!”的勇将却沉寂了下来。这也是时代的缘故,当时清朝与列强的关系正处于一个“蜜月期”,对外无仗可打,对内战争也结束了。在和平时期,清廷的腐败风气又暴露出来了:冯子材曾经弹劾过徐延旭,引起了这个小人的记恨。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后,立即将冯子材的侄儿冯兆金革职,其用意不问可知。冯子材一怒之下,托病辞职。回到了故乡钦州白水塘,从此沉寂下来,这是公元1881年的事。


如果按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这将是一个标准的以英雄落寞为结尾的悲剧故事,但不久,命运之神又向这位老人伸出了幸运的橄榄枝,一场让这位老将千古留名的战争爆发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叫做中法战争,它的爆发也是与大时代紧密相连的:当时的主要欧洲列强,正飞速沿着帝国主义的轨道急驰,争夺殖民地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在对远东的争夺中,法国来迟一步,缅甸马来被英国收入囊中,中亚是沙俄不容染指的地盘,荷兰拥有富庶的东印度群岛,菲律宾是西班牙在亚洲的的最后据点。失望之余的法国把目光投向了越南,中国的西南边疆即将升起阵阵狼烟。


老实来说,法国并不比中国有更多优势,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军队的装备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中国军队在家门口作战,又有越南义军的帮助,比作为客军的法军占便宜。在心理方面,法国也没有优势,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法国是一个比较窝囊的列强,先是与英国争夺霸权屡战不胜,皇帝还被外国人流放,后来干脆让普鲁士把首都给一锅端了,而且这还是不久前的事。因此著名将领刘永福在他的《谕黑旗将士檄》里自信地说,如果法国入寇,就要“先登陷阵,奋不顾身,饥剥法夷之肤,渴饮法夷之血,灭此朝食,所向无前”。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战端一开,情势竟然坏得不可收拾。先是法国舰队以不宣而战的方式消灭了福建舰队,然后那位公报私仇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大人“事前既疏于布置,临时复勇于溃退,敌犹未至,望风而遁”。清廷震动,立即将徐延旭革职,派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潘鼎新也是一个草包,在谅山大溃,狼狈逃回关内。法军随即进攻镇南关,总兵杨玉科力战,中炮身亡。法军占据了镇南关,退走前炸毁了关隘,并在废墟上立起一块木牌,疯狂叫嚣:“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中国军民收复镇南关时宣誓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时为公元1885年年初。


由于战事吃紧,清政府被迫再一次进行人事调整,以李秉衡署广西巡抚代替潘鼎新,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张之洞,张之洞在上任之初,便有了起用冯子材的意向。


应当指出,张之洞并不是第一个重视冯子材的人。在越南形势刚开始紧张的时候,他的前任张树声“蕲其治团练,遣使往趣驾。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启来意,却之。已,闻树声贤,诣广州。”(《清史稿·冯子材传》)冯子材为什么拒绝出山呢?其实他是愿意为国出力的,只是害怕再摊上一个像徐延旭那样的上级而已,不然他也不会主动去广州找张树声,正巧,他在广州遇上了张之洞,两人一见如故,老将军当即表示愿意去前线效力。又有史料说,当清政府准备让冯子材任高雷廉琼团练督办时,他欣然领命说“法虎跳梁,普天同愤,何敢以孱躯是异,坐视我藩属凌夷”。(《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从这些迹象可以得知,冯子材的内心还是非常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抵御外侮。这不光是希望建功立业,否则以他镇压农民军的战绩,已经受到朝廷嘉奖,何苦还要冒着危险去参加一场情势已经十分危急的战争呢?可以看出,冯老将军心中有国家,的确与那些蝇营狗苟的将领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冯子材心里的“国家”和“朝廷”是一回事,只要朝廷让他去镇压农民军,他也照样不会推辞,但冯子材在面对强大的外敌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的气概,依然值得我们尊敬)


在敌军已经在叩击国门的时候,张之洞正式起用了冯子材,让他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去抵御法军。此前冯子材已于1884年12月带领他的萃军开赴前线。当时冯子材在前线的清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不仅是因为他在镇压农民军时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他三次出关“久驻粤西,素有威惠”,能够团结当地人民共同对付法寇。果然,在冯子材到达前线并安抚百姓时“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中法兵事始末》)。当时,法军蠢蠢欲动,随时会卷土重来,而如果镇南关再次沦落敌手的话,战争态势必将会严重恶化。无疑,上至庙堂下至江湖,都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老将身上,可是廉颇老矣,年近七十的冯子材真的能不负众望,御敌于国门之外吗?


在镇南关的各路人马中,冯子材的萃军是由他在家乡招募的团练为骨干组成的,武器也较为落后,因此被那位潘鼎新看不起,挖苦说“守关无须萃军”。但冯子材是人心所向,李秉衡在召集将领推选主帅时,跟冯子材来镇南关的另一名将领王孝祺就说:“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清史稿·王孝祺传》)。于是,各路清军在冯子材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了认真的备战工作,鉴于法军炮火较为厉害,冯子材决定先构筑工事,抵消敌军在火力上的优势,他指挥军民在镇南关前两山之间砌起一道长墙,墙外挖有深沟。在这道长墙后,是90余营约4万清军,众将士斗志高昂,就等敌人前来,好一雪前耻。


虽然作好了防御准备,但冯子材不准备消极挨打,在1885年3月21日,他与王孝祺率军袭击了在文渊的法军,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战果,但这次军事行动却起了大作用,法军统帅尼格里没想到“手下败将”居然上门挑衅,一怒之下,率领军队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向镇南关猛扑。但当他们在23日赶到镇南关外时,不禁目瞪口呆:短短一个月,镇南关外平添了一道长墙,清军占有地利居高临下,他们显然处于不利境地。骑虎难下的尼格里命令法军向清军阵地发动猛攻。这时冯子材也感到这会是一场恶战,他鼓励战士们说:“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将士们十分感动,奋力作战。当时法军依仗炮火猛烈进攻“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清军英勇战斗,击退了敌人。虽然未能攻占镇南关,但法军在这一天还是占有优势,于是在第二天,尼格里再次指挥法军进攻清军阵地。在他们接近长墙时,老将冯子材“持矛大呼”,亲自跃出长墙与敌人肉搏,跟在他后面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冯相荣、冯相华。“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法军终于难以支持,大败退走。战局被一举扭转!这就是威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这次战役冯子材展现了他出众的指挥才能和非凡的胆略,在整个战争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闪光期,也可以说是他军旅生涯的颠峰。


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决定反攻。他率军向敌军攻击,尼格里被一发子弹击成重伤,接替他的爱尔明加中校自知难敌,率部撤出谅山,清军收复了文渊、谅山。黑旗军也取得了临洮大捷。各路大军捷报频传,战场形势一片大好,法国好战的费茹里内阁在人民的责骂声中倒台。这时,却传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清政府命令前线停战撤军!!


后人在谈论这段历史时,无不痛骂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认为他们先是消极避战,坐失良机;后是乘胜求和,断送胜局。当时的人也普遍存在这种看法,如当时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就在诗中把“宰相”径直比作大汉奸秦侩:


日南荒徼阵云开,喜得将军破敌来。

扫荡妖氛摧败叶,惊寒逆胆夺屯梅。

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

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然而现在,有些人又认为李鸿章没有作错,他们认为战争如果进行下去,不见得能取胜。理由主要有:清军虽然在越南取得胜利,但法军在海上拥有制海权,台湾澎湖处于危境;法军之所以失败,是犯了轻敌冒进的大忌,清军后勤补给能力很差,有可能重蹈覆辙;清朝财政紧张,无力承担巨额战争费用;列强如沙俄日本都在对中国虎视耽耽,清廷顾此失彼,急需从越南抽身……。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也许的确不该把所有板子都打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但是,即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说法,即使我们原谅李鸿章,我们还是要感到心痛,因为这些理由其实都是由一个现实引起的,那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因为国力孱弱,清廷不得不命令明明取得了胜利的将士撤退,让他们蒙受耻辱;不得不把收复的土地又还给战败的敌人,使他们发出得意的狞笑。将士们出生入死取得的胜利,竟然是那么的脆弱。


停战上谕到达前线时,可以想象得出冯子材内心的激愤,他上书请战,张之洞也向朝廷表示不同意讲和,但朝廷主意不改,冯子材只好撤军。在班师回国的那一天,在战场上支援过冯子材的越南人民都来了,他们“啼泣遮道,子材亦挥涕不能已”,《清史稿》的这段记载,使我们这些后人在百年之后,仍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悲凉。也不知冯子材在跨入国门时是什么心情?时代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能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时代又在他即将到达辉煌的顶端时拉住了他的马缰,使他留下了终生遗憾。


回国后,冯子材虽身居高位,却再一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整整15年,在史册上看不到他有什么重要活动。直到1900年,又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引起了朝野普遍的仇恨,终于在这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情势危急。这时就任云南提督的冯子材的心中又燃起了报效国家的念头,不久,他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也就是1900年8月13日,慈禧和光绪从北京逃出的前两天)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主要内容是恳请朝廷坚决抗战,“勿为和议所摇”,他说:“恳求乾坤独振,专于主战,以雪数十年中华臣民受欺之耻”(《义和团档案史料·云南提督冯子材摺》)。他还不顾自己已经是八十二岁的老人,慨然说,如果朝廷担忧无将可用,他愿意再次上阵杀敌。并提出他可以从云南出击缅甸越南,迫使英法撤军,以“釜底抽薪之法”解救北京之危。他向朝廷提出了“改防为战”“化弱为强”的建议,再一次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再创奇迹,扭转乾坤。


可惜的是,也许冯子材没有想到,北方的战局已经不可收拾了。与他在镇南关一同战斗的李秉衡由于无法挽救国运,悲愤之下服毒殉国。而对他有知遇之恩,当年全力支持他抗法,如今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与刘坤一,李鸿章等组织“东南互保”,对北方的危机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远在云南,怎知道朝廷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的打算?果然,在接到冯子材的奏章后,朝廷“嘉其忠勇,止之”。然后就是议和,最后老将军“雪数十年中华臣民受欺之耻”的愿望和《辛丑条约》的墨迹一道干枯了。应该说冯子材是很能抓住机会的,他第一次抓住时代给予的机会,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清廷的高级将领。第二次抓住机会,则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英雄,可惜,在凄风苦雨的20世纪初,时代再没有给这位老人第三次机会。一个民族的兴衰,常常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能左右的了的。


公元1903年,85岁的冯子材在南宁病逝。他是幸运的,镇南关大捷足以使他流芳百世;他又是不幸的,在有生之年,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效忠的朝廷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冯子材去世了,即将死去的还有他誓死保卫的大清王朝。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年,在他战斗过的镇南关上响起了革命党人起义的枪炮声。又过了四年,在支持过他抗法的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衙署所在地武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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