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军事和中国古代军事的对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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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西方有一句谚语:“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又说:“罗马无敌”。如果细看历史,会明白对于罗马,这两句话都不是过誉。自共和时代开始,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数不清的战斗,罗马从第伯河畔小小的城邦,发展成西方世界无以伦比的巨大帝国,立国九百年以上。先后击败拉丁同盟者、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含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萨莫奈人、意大利人、伊庇鲁斯、叙拉古、迦太基、西班牙人、马其顿、科林斯等希腊城邦、条顿人、森布里人、塞琉古、脱勒密埃及、本都、凯尔特人、以色列、帕提亚、萨尔马提亚人。罗马帝国最盛时,其面积达1

西方有一句谚语:“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又说:“罗马无敌”。如果细看历史,会明白对于罗马,这两句话都不是过誉。自共和时代开始,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数不清的战斗,罗马从第伯河畔小小的城邦,发展成西方世界无以伦比的巨大帝国,立国九百年以上。先后击败拉丁同盟者、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含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萨莫奈人、意大利人、伊庇鲁斯、叙拉古、迦太基、西班牙人、马其顿、科林斯等希腊城邦、条顿人、森布里人、塞琉古、脱勒密埃及、本都、凯尔特人、以色列、帕提亚、萨尔马提亚人。罗马帝国最盛时,其面积达173万平方英里,人口达6000万-7000万,均居世界第一位)——这些都是罗马军队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罗马的军事威力的传奇性,表现在罗马对它的敌人,实在没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可言。就天时而论,罗马诞生的时候,它身边的邻居跟它处在差不多的社会条件下(意大利诸民族在跟罗马作战时是常常获得胜利的);当它向外扩张的时候,南方的迦太基早已繁荣富强了;当它向东方进军的时候,马其顿还很强盛(马第顿方阵在最初曾使罗马军队感到棘手);当它向北进发时,日尔曼人又南下了。就地利而论,罗马的地形谈不上任何优势,靴子样的亚平宁半岛上布满了民族,四周又便于海军的攻击(罗马曾严重受到海盗的困扰),不是能够远离是非的地方;罗马人本身个子不高(尤其跟日尔曼人相比更是矮小),意大利又不盛产马,没法大力发展骑兵,也没有其它特产,甚至没有足够的银矿。论人和,罗马常常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中(同盟者战争、萨莫奈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意大利战争、斯巴达克起义等等)。罗马对它的敌人,可以说从来没有决定性的优势。在它最初崛起的时候,它的邻居们的实力跟它差距不大;在布匿战争时,迦太基的人口相当于罗马的一半、最初经济力超过罗马;在东征马其顿时,面对的是强大的马其顿军;在马略迎击条顿人和森布里人、凯撒北上进攻高卢的时候,他们所带的罗马军队跟敌人相比,是没有数量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少得令人吃惊的;在跟日尔曼人作战时,对方的身高成了罗马人心中巨大的阴影;而当以步兵为主体的罗马军队出现在东方的时候,帕提亚飘忽不定的骑射手给他们以完全陌生的战争体验。。。可是罗马战胜了!而且不是短时间,而是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罗马军队始终能够击败它的敌人,保持并且扩大罗马的土地。而且打垮敌人的数量非常巨大。拿马略击溃森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波河之战来说,罗马军先后杀死敌人近三十五万,而罗马军自身损失甚微。罗马为了取得这个巨大的胜利,出动了多少人呢?不到五万。森布里人和条顿人都是日尔曼人的分支,身材高大。而且,使用的都是铁兵器。罗马军队的可怕,由此可见一斑(同样罗马军以少胜多,大败敌人的战斗还有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凯撒征服高卢,等等。实际上,罗马军队取得的胜利,很少有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取胜的)。即使到了罗马衰微的帝国后期,阿埃丘斯在沙隆之战中,仍然顶住了如日中天的匈奴帝国的进攻,次年,东罗马皇帝马西安又派军队越过多瑙河进攻匈奴人的老巢潘诺尼亚。罗马的军事行动使罗马帝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屈服在匈奴人的暴力之下。罗马的威力是这样眩目,这样持久,以至于汤因比用一种轻蔑的口吻写道:“东罗马帝国的烛火,烧死那几只飞蛾,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这里的“飞蛾”,指被东罗马灭掉的蛮族国家如西哥特、旺达尔等)

罗马的军事威力并没有使罗马成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国家(如同历史上其它强悍国家那样),相反的,罗马的文学、艺术、史学、最重要的是法学和建筑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后两项成就,堪称古代最高峰(黄谦现在学的民法,有很多内容脱胎于罗马法的规定)。

那么,罗马军事上无以伦比的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用自己微薄的智慧,来劲理解是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罗马的公民权制度。这个因素往往是被强调的,但也往往是被忽略的。罗马的伟大,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公民权制度。有公民权的人才能当重步兵,也就是说,主力军人都是有完全权利的人。不要忽略这点!军人的想法是“要我打仗”,还是“我要打仗”。对军队的战斗力,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东方国家往往是“驱人为兵”,除了少数精锐,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被强征当兵的农民甚至奴隶。这些兵作战是被强迫的,打了胜仗,固然好,可能得到赏赐(最悲惨的是那些命如草芥的“消耗品”),但是,如果打了败仗呢?命和赏赐比起来,哪个重要呢?那些农民平时被压在社会的低层,地主老爷们的命比他们珍贵,权利比他们多得多,“国家”、“政治”这些玩艺,不要说不能碰,连说一说,都是犯忌讳的。国家是皇帝的国家,朝廷是阔佬的朝廷,跟百姓无关。这种日子过久了,人的勇气就好像被海绵吸走了一般。上阵的时候,这些农民兵,谁能理直气壮的说一声:“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在为国家作战!国家也将保护我们!”?相反的,公民兵是有全部权利的人,他可能是个穷人,可能被富人欺压得怒火中烧,但是,他终究是个公民!他知道,国家就是他的国家,他有权利,有尊严(哪个东方国家的国民,敢在高一级的长官面前,说自己有尊严?),他相信他为国家效了力,国家会保护他。在考地安峡谷投降的执政官被免职了,但是,五万保住了姓名的官兵,没有人责怪他们。没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了什劳子“忠义”像苍蝇一样死掉。在罗马人就是人,不是消耗品,不是工具。这样的军队,面对那些强征来的畏缩不前的农民,或者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野蛮人,或者为了钱而战的雇佣兵,怎能不打胜仗?

第二个原因是制度的威力,罗马人没有任何天然优势可以利用,他们没有浩瀚的戈壁保护自己、没有成群的马匹,他们是被日尔曼人称为“小意大利”的矮子。他们的敌人不是贫困不堪,连铁器都炼不好的蛮族,其中排不上号的凯尔特人,都会打造锋利的铁剑。 罗马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只有制度。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确立公民兵制度,到高卢攻陷罗马之后确立国家供给武器的制度;到马略军事改革;到2世纪以后把军队由步兵为主力逐步转变为以骑兵为主力。罗马始终能够及时的修正自己的制度使之合乎实际需要。这跟许多国家的改革举步唯艰或者干脆制度完全僵化,走一不算一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希腊诸城邦,在公民兵制度衰落之后,就再拿不出什么解救的好办法来了)。罗马的军事制度的特别之处,主要是军团制。早期的罗马方阵(公元前4世纪开始),每个罗马军团重装和轻装的步兵大约4200人,骑兵300人,每个军团分成30个中队另2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30——60人,其他兵种中队的编制有所不同。按照士兵的年龄、训练程度、战斗经验,重装步兵分成三列,第一列是最年轻和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士兵(枪兵),第二列是有成年的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士兵组成(主力兵),第三列是年长且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被称为后备兵。第一列、二列各有10个中队,每个中队120人,第三列也是10个中队,但人数却只有60人。每列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于两列之间的退后或者前进,前2列是主要的战斗阵列,所以稍微的靠近点,第三列最远。另外还有1200名轻步兵和300名骑兵,他们两列于阵列的最前方或者两翼。罗马军团三列队法最小战术单位是中队,每一中队为一个小方阵,排成6列,每列20人,两人之间相隔是1.8米。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三列阵。这种阵形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赏,称其为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步兵战术,罗马军团的单位细分化使得其各个小单位都有高度的机动性,而且克服了地形的影响,能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作战,轮流上前的战斗的方法不仅充分发挥了每个士兵的作用,而且具有持续不断的战斗力,加上严明的纪律和公民兵的顽强斗志,使得罗马军团成为农耕民族的劲旅。

罗马军法的严明,也是举世闻名的。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十一抽杀律”和“棍棒死刑”了。前者适用于集体溃逃的逃兵,强迫逃兵抽签,每十张中有一张死签。后者是执行死刑的一般程序。使士兵在营房到驻地出口处排成两列,强迫受刑人在两列士兵中走过,两列士兵以棍棒拳脚殴击,受刑人罕有不死者,即使不死,从此要过颠沛流离,没有公民权的日子,比死只是好了一点点而已。

罗马的训练是很严酷的。据说训练时使用的武器重量都是实战重量的两倍。这样到了战时,人人都能应付自如。在马略军事改革的时候,据说由于训练严酷,拉练的时候劳累而死的不乏其人。马略改革之后的罗马军人,要服役十六年,其精锐程度,令人瞪目。

严酷的军法和训练,必须跟公民权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效力,否则将成为单纯的暴政了。

罗马称雄的第三个原因,是其优越的攻防技术。罗马军队的营盘,号称“能用石头建筑就绝不用其他材料”,。而它的攻城能力,更是达到了同期的世界最高水平。在罗马军队面前,没有攻不克的坚城。而罗马扩张到哪里,哪里就矗立起壮丽的城市。

罗马称雄的第四个原因:是其军队的庞大数量。这个原因似乎很奇怪,不过只要我们看到同样为公民兵制的希腊城邦,每个城邦最多也只有不到一万名重步兵。就可以了解罗马的数量优势了。在布匿战争时,罗马最多时拥有40万军队。到了内战时期,军团数多到六七十个,太平盛世时期,军队定额为36、7万人。到了4世纪,军队居然达到了百万。庞大的军队的出现,要归功于罗马公民人数的不断扩大、稳扎稳打的扩张带来的人口增加,罗马高明的外交联盟战略。庞大的数量加上精良的武器和、严格的训练、高昂的士气,这样的军队才是近乎完美的。

罗马称雄的第五个原因,是由地产奴隶主为主体,大商人为辅助的国家政体的稳定性和远见。无恒产者无恒心,商人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如雅典、迦太基,其政治的目光短浅,朝令夕改,注定了他们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纯粹由地主组成的政权,往往形成绝对君主独裁,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君主一人的善恶昏明,从而“强不过三代”。而罗马的政治制度,将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军人的进取心和商人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既稳定,又持久,又不乏开拓进取?以充分吸收利用其他国家、民族军事上的长处。例如:罗马军队的武备几乎都来自外族。罗马兵器的锻造技术,最初是向伊达拉里亚人学习的;罗马短剑最初出自西班牙(因此有名词“西班牙短剑”);投枪出自西亚,连基本武器都出自外族,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罗马军团制模仿自伊达拉里亚人,而攻城技术则从希腊人那里受益良多。

以上是罗马军事力量强大的内因,而罗马军事强大的外因如下:

1.优势递加效应。在人类进化理论中,讲述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时,有这样一种理论:一个人群只需要比另一个人群具有2%的生存优势,就可以在1000年内完全排挤后者。在我看来,罗马在与意大利邻居的冲突中就具有这种优势,尽管它对其他意大利人只有一点优势,有时候是地盘大点、人口多点;有时候是外交战略高明一点;有时候仅仅是韧劲足一点。。。但是积累下来,足以一点一点的扩大自己的优势,最终战胜所有对手。而在对付后来的外敌的时候,这种优势递加效应也发挥了作用。

2.它的对手的内部问题。尽管前面讲到了罗马面前没有完全的弱旅(如从前马其顿面对的波斯那样),但是它的对手的问题无疑也是很明显的。意大利诸民族内部利益冲突很多,在对抗罗马时即使联盟,也是最后在罗马的分化下瓦解;迦太基习惯使用雇佣兵;希腊化国家普遍衰落;高卢、日尔曼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及罗马。。。等等。这其中我觉得罗马最可庆幸的是希腊化国家的衰落。不然,以希腊军队之强悍,罗马的前途殊难预料。

3.地中海使得罗马军队后勤成本极低。据说古代海运的成本仅及同等距离陆上畜力运输的1/30,这就使得罗马军队远征时能够得到充分的补给,而不至于窘迫。实际上,罗马扩张停止的地方,也都是离海洋较远的地方,如多瑙河、莱茵河、幼发拉底河等。

4.外族土地的吸引力。在罗马周围,各族的土地一般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意大利的农业条件优越;西班牙盛产锡、银;高卢地区至今是农业发达的好地方;北非也是粮仓;地中海东岸农业条件也不错,还是商业通道。。。这些土地是刺激罗马不断向外扩张的重要条件。

以上基本上都是罗马崛起的原因了。这篇贴子之所以起名“对罗马军事的思考”,除了上述讲到的以外,还有以下的对中国古代军事的对比性思考。

前不久在sonic的古代区看到了一篇贴子,询问如果古代中国有侵略性会怎样。其实,古代中国如果没有侵略性,那么现在中国也就不会有这么大了。在我看来,侵略性的存在与否,只跟一个民族的实际环境有关。世界上不存在天然善良或者天然凶恶的民族。中国扩张的停止,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陆上运输的艰难,中国周边除了东面,全是陆地,而且地形崎岖,西北干旱少雨,南方又炎热潮湿,军队远涉异域,后勤成本非常大,后勤安排稍有不周,立即出现士兵饿死现象;二是异族土地缺乏吸引力,中国北面的蒙古高原,不适宜农耕;东北的气候寒冷,对农民吸引力也不大;西北干旱;西南那块“伟大的”青藏高原不用说;西南有地无三里平的云贵高原;南方是多山暑热的岭南;只有往东,土地才较好,但是出了东海,不仅海路凶险,而且海那边除了土地狭小的日本没有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土地竟然没有一个能在经济上发挥大用处(比如像西班牙对罗马那种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完全占据了质量较好的中原、江南以后,中国的扩张逐渐停止,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中国最大的扩张发生在清朝,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人口的空前压力。三是汉族尚武精神的逐步消退。任何民族在它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都会发生尚武精神衰退的现象,包括罗马在内。儒家学说崇文抑武的影响只是个次要因素。如果察看历史,就会发现唐朝的军事成就已经远不及汉朝了,而东汉的军事成就又不及西汉。到了唐朝之后,中国武力的维持,基本上只能靠少数民族了。

以上基本上就是中国在占据了基本中心地带(中原、江南、岭南)之后扩张就减缓乃至停滞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三个因素要注意:

1.中国文字和经济条件造成的重文抑武倾向。中国始终采用表意文字,这种文字比较难以掌握,尤其在古代。因此要熟练的掌握中国文字,成为文人,就必须长时间的埋头于学习中,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长时间从事文化学习,必然造成身体锻炼时间不足,熟悉文化而对军事生疏的人,又必然对文人亲近,而对武人疏远。在先秦中国战争频繁,军事倍受重视的情况下,文人轻视武人的情况还受到遏制。到了基本中心区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统治阶级的中枢远离前线,文人包围着皇帝。长此以往,重文轻武的倾向就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的地主阶级的学说。它没有受到,或者很少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的运转和稳定,是它的考虑的政治中心问题。儒家假设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就是稳定的农业社会。军事行动的风险和劳累,都是儒家所排斥的。中国统治者对儒家的独尊,实际上是在古代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维持一个大帝国所必需的思想领域的举措,中国的条件跟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没有发达的海商业和城邦自治、统治阶级内部民主的传统,农业在这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在获得稳定的国家的同时,中国人不得不吞咽儒家学说必然带来的苦果——军事的羸弱。宋朝之后重文轻武,武力不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缺乏统治阶级内部民主造成的士兵的“非人化”。“非人化”这个词用得很重。但是细看史书,很难不得出这个结论。即使是在中国武力的全盛时期西汉,也发生过打了胜仗而饿死士兵的现象。霍去病击溃匈奴之后回国。他的私人储备中还有干肉,而士兵已经有饿死的了。而李广利两次进攻大宛,两次非战斗减员都很严重。既然后勤不能承担,为什么不派少点军队?难道少数精兵不如一大群饥饿的乌合之众有战斗力吗?到了唐朝,攻打南昭的时候曾经白白损失二十万军队。到了宋以后,大军团作战依旧被敌人击败的事例就多得数不清了。兵法书上爱护士卒的内容,日渐成为具文。东方式的“人海战术”,反映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塞维鲁皇帝有一句“名言”:“让士兵发财,其他人可以不管!”这句“名言”固然可笑可悲,但也反映了罗马士兵的尊严和权利一直是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内容。帝国时代,罗马皇帝费尽心思,花费大量金钱来讨无产者的欢心(无产者是帝国军队的重要兵源),也反映出“公民权”这种东西对维持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重要性。据我所知,任何一个罗马名将,在他打胜仗的时候,是绝不会让士兵饿死的。这要比那些“亲口吸脓”之类的表演,要实在得多,也高尚得多。一个士兵,他知道他是一个工具,一个消耗品;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前一种状态下,他只会出于对军法的恐惧或者对战利品的渴求作战;在后一种状态下,他才会发自内心的愿意作战,他才会觉得战斗的胜败,是自己的事情。

3.中国的钱的品质,造成的财政易于匮乏的局面。东汉对羌作战三十年,花费军费三四百亿,找成东汉资金枯竭的窘境。 而公元前61年庞培上交罗马国库一万塔兰特白银,赏赐士兵一万六千塔兰特。凯撒赏赐士兵超过十万塔兰特白银。公元65年尼禄为提里达特斯举办的加冕典礼共耗资一万塔兰特,西方世界的富庶,远远超过远东地区人们的想象。在罗马,铜币不过是零钱,而在中国却是正式货币。这要归咎于中国地区金银产量很少。铜币在支付同等价值时,耗费远比银币大得多(后来清朝时期铜币与银的一般交换比是1000铜币:1两银),在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吸引力。中国商人因此而难以在西方购物。而中国旅行者即使想,也缺乏足够的支付手段,从而无法在西方世界长期旅游或定居。由此造成对西方的不了解。这种情况遏制了军事情报的获得和军事技术的交流。另一方面,铜币的低价值性,遏制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购买同样商品,需付出铜币量远多于银币。而在古代,铜的产量短时间内是难以提高的,铜本身又是可使用的金属材质,常用于制作器物。铜币需求量一大,就受到铜产量的制约,由此造成财政易于枯竭。只要商业稍一发达或者战事稍一扩大,钱荒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羌战、后来南北朝乱世的“货币危机”、宋代的铁钱和纸币,都是明证。经济力的缺乏造成战争后劲的不足。

总之,在讲述中国和罗马的军事的差异时,是要考虑两者的环境因素的。脱离了环境去褒贬,只能是无的放矢,甚至谬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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