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崩溃与理想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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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 谢景芳 撰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学习与探索》,1998/01,124~131页 ------------ 【内容提要】 清初,饱经忧患和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们痛定思痛,即已揭 示了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其中对官场的腐败及士风的浇漓 最为关注。社会现象受到如此关注和攻击,也就反映了问题 的普遍和严重程度,这种有类于魏晋的空谈之风,再一次显 示了明代社会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时期:政治上 专制黑暗,经济上的动荡与萧条,文化思想、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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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

谢景芳 撰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学习与探索》,1998/01,124~131页

------------


【内容提要】

清初,饱经忧患和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们痛定思痛,即已揭

示了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其中对官场的腐败及士风的浇漓

最为关注。社会现象受到如此关注和攻击,也就反映了问题

的普遍和严重程度,这种有类于魏晋的空谈之风,再一次显

示了明代社会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时期:政治上

专制黑暗,经济上的动荡与萧条,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与传

统的悖离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折磨着进退两难的儒家

官僚及士人。要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逃避险恶的现实

,实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归宿;要么混迹于仕途

、弃离高尚的追求而堕落于横流的人欲。整个社会弥漫着令

人窒息的末世气氛,人们在无助、无望中茫然地等待。这种

情况是王阳明创心学试图挽救社会道德沦丧终归失败及张居

正等在制度上改革流产后的必然结果。这是明朝社会整体功

能失调的表现;是统治阶级治国理论的崩溃和封建文人士大

夫理想幻灭的外在显示。



欲准确评价朱元璋的政治素养当然并非易事,但这个出

身卑贱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在政治上表现出对权力的绝对独裁

却不难解释。这不仅因为有其前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为他奠

定了已有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经

历也告诉他: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因此,“家天下”的朱元璋不仅毅然废除宰相制度,让百

官直接对自己负责,还要求天下臣民无条件效忠、服从自己

的意志。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自然借用高官厚禄为诱饵

,大力开办学校教育并实行八股经义取人制度,以更有效地

牢笼天下心智和人才。


明代实施八股经义取士后,明人曾认为这是将文彩与经

义结合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它一反唐代及其后科举偏重选才

而轻德的失误,既可以约束读书人达到深悉儒家伦理道德、

忠君爱国的道理;又可以其文思技巧拔得真才实学。其实,

随明代科举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随着明中期社会矛盾的不断积

累而陷入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专制腐败;社会动

荡、边事不宁;经济的衰敝及流民问题的尖锐等,都使理学

教条的灌输失去了人心。在艰难中挣扎的人们,朝难保夕,

求生无术,哪里还会相信灭欲的“天理”。与明代以前的大

王朝相比,进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杀和恐怖、

内战、农民起义、边患接连不断,天下富庶、稳定的局面几

乎没有出现过。读书人不能不对理学的用途提出疑问。八股

经义已成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们不仅不能、也不准许

有对儒家经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缚了他们的才思。

明初政治从造士、选士到养士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

彻里彻外的管制。这是一个无志气、无锐气、无朝气、无生

气的王朝。明代大儒薛瑄也不得不感慨这一点:“古之为士

者,即自广其学,而充其道矣。进而有为也,必以其义,而

推其有于人人。至于得失之际,初无介于怀焉。后之人不然

,修于己者不力,而侥倖于名位之得。得则意气横肆,以矜

骇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尕颐之利欲,而及人之实,未必

有也;不得则悄然忧,爽然叹,立若无所自容。”〔1〕英

宗时被宦官迫害致死的朝臣刘球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

为师者之教徒以得进士为期,为弟子者之学,徒欲举进士而

止。于是有剽掇记录已陈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侥倖

其捷则弃之。”〔2〕因此,进入明中期,士风颓败已成为

令统治者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

后的天顺初年,任首辅大学士的李贤便将整顿士风与致治的

关系提到日程上来,建议英宗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措施

,“戒欺诞以励诚实,疾奔竞以惜恬退,黜贪墨以重清廉,

抑侥倖之徒绝谄佞之辈。”〔3〕不过, 他与人谈到,“今

天下之士奔竞之习未止,而廉退之节少见,岂世道日降而人

不复古欤?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欤?不能无疑于是也。”〔4〕

可见, 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士习颓废不振的病根。


但是,李贤的观察不错。进入明中期,士习士风的变化

的确已明显成为社会是否安定的晴雨表。在封建社会结构中

,士为四民之首,即被认为秀民,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识,

是民风民俗因之以成的表率;另一方面,士又为官僚队伍的

后备力量,其素质之好坏、水平能力之高下,直接关系到仕

风的好坏与政治是否清明。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制度

,在明代既然已经以理学的强化灌输为指挥棒,其目的在于

培养消弥个性与无条件忠顺的奴才,其结果自然是担当敢任

、正直耿介者少;而钻营贪墨、侥倖者多。正如晚清思想家

冯桂芬在《改科举议》中所揭示的那样:“明祖以枭雄阴鸷

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

诗赋,皆将借经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

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

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现载道之

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

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

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

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5〕


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科举衡人以“德”的改革,其实已

使科举不再是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利用科举作为灌输理学

说教的工具。至此,专制君主牢笼天下士心的科举制已由选

才到选德(以知晓理学教条代替道德实践)走入摧残人才的

死胡同。尽管明代中后期仕风与士风日益恶化并非仅此一因

,但当人们将讲习并攻读儒家着作仅仅看作为博取功名利禄

的手段时,当人们因此而将儒家思想教条化、极端化时,即

自然导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

易进之心”〔6〕,人们怀疑并背弃这种理论的日子就已不

会遥远了。



必须承认,尽管明英宗之后,明代的仕风与士风正在发

生变化,但在宪宗和孝宗两朝四十余年中,统治阶级仍试图

进行各方面的调整期于挽救。随后由于武宗荒政,太监刘瑾

专权,终使官场颓风日显,本已恶化的士风更是江河日下。

到嘉靖严嵩专政之时,人们似已感到难以挽回的人心惟伪末

世的到来:无可奈何的失望、怨望甚至绝望情绪笼罩了朝野


正德年间,王阳明有感于“世衰俗降”,苦恼万分,在

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尖锐地指出:“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

;所谓功名,富贵而已。”〔7〕他认为:“世之学者,章

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

,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

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

,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欤!”〔8〕与士风相表里

的仕风在此种情况下,当然不难想像,王阳明因抗言而被刘

瑾廷杖贬谪,后又因平宸濠之乱而遭武宗之嫉,官场的险恶

早已使他厌倦,因而发自内心的感慨:“人在仕途,如马行

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

〔9〕正是出于此种感受和对王朝安危社会治乱的担心, 他

认为亟应从根本上寻找挽救的办法,否则这种人心饰伪,官

贪民贫的后果难以预料,他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

贼难”,正是针对此时的士风与仕风的浇漓和败坏有感而发

的。他认为:“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

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

〔10〕就是说,是科举经义的株守、诠释导致人们对这种教

条的厌弃,妨碍了人们对儒学的真正理解和接受。其次,他

认为,这种繁琐的解释或者早已偏离了经典的原意;或正因

其繁琐而不利于人们遵行和实践。他说:“孔子述《六经》

,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

实,非以文教之也。”今“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

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

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

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11〕除此而外,王阳

明已确然感到,理学的这种外在规范在那些倡导宣扬它的统

治者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同样,官场中越来越多的人贪利

忘义,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们已是离经叛道,鲜廉寡

耻。谁还会相信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教呢?为了达到卫道的目

的(当然也有相当的独善意味),王阳明终于发明了自己对

儒家、对“理”的新解释,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

一”、“致良知”的心学论题。他把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客观

外界强加在人之上的“理”变成了人们主观可以去感知的

“心”。这不仅更为直接符合了所谓内圣的倡导,也与动荡

状态下知识分子急于摆脱理学羁绊,解脱因现实中遭受之挫

折、空虚所带来的苦恼,求得心灵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

其简便易知,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阳明心学形成于明中期的社会动荡之中,以求有补于时

而挽救没落的颓势。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心学竟与中

晚明愈加动荡的社会、政治形势相互推演,证明并加速了儒

学作为传统治国理论所确立的各种规范的没路和崩溃。


首先,这是“心理”对“天理”的否定,主观唯心主义

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对抗。尽管其本质上仍是以儒学为核心,

企图将其进行顺时随势、符合需要地改造。然而这种以儒攻

儒的举动,虽不能被认为是儒学的异端,可其足以动摇儒学

毋庸置疑的神圣地位。这种新的解释,与科举八股经义以朱

熹对儒家注释为鹄的的做法更相悖离,无疑也是对明代祖法

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种危险,心学一经传播,立即刺激了

统治者敏感的神经。王阳明辞世后,南京礼部尚书尹台等“

攻击姚江之学甚力”。大学士、吏部尚书桂萼奏言:“守仁

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

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

,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

,背谬弥甚。”应“禁邪说以正人心”。〔12〕得到了嘉靖

帝的支持。这一点,一直到清代,当康熙帝重倡朱熹理学时

,对王阳明创发心学仍视为有损正道。


其次,正是心学对理学的挑战,使久被羁绊的思想界有

了自由思想的契机;而“存理灭欲”,将儒家精神极端化阐

释并进而由统治者将其政治化推行的理学已成为“但患其不

行,不患其不明”的教条。〔13〕正像王阳明亟图换个角度

解释儒学一样,人们早已因此而怀疑理学的实际价值并识破

统治阶级借此愚民的用心。当轴者人欲横流,男盗女娼,却

要天下人忠孝驯顺、仁义道德。当理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后

,便成为人人能言的表面文章,不仅不能培养士气,恰恰培

植出了一批批“口惠而实不至”,表里不一、言行相左的伪

君子。心学一经创轫,立即便形成“嘉、隆以来,几遍天下

”的局面,正说明极端推崇理学,禁锢人心的过程终于物极

必反,导致了人们对“天理”的否定。人们在反传统的行为

中透露出了相当明显的否定现实的情绪。


再次,王学的思想内容为久经禁锢而找到舒发之机的人

们提供了较为宽泛、自由驰骋的空间。将人心作为宇宙本体

,就使外在道德约束变成人自身的自我认识和欲求。这种他

律变为自律的认识,主观上似乎更附合统治者的愿望,但客

观上已将被统治的人变为自治者。尽管阳明心学主观动机仍

为传统伦理和皇权专制的张本,可无论天子与庶民都应自觉

“致良知”以达“知行合一”,才可达圣人之境;反之,不

能制欲便属无道,同样无论皇帝还是百姓。在王阳明那里,

既然道是“天下之公道”,学是“天下之公学”,非孔子、

朱子“可得而私也”,便公然作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倡

导。加之他主张以“吾心”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这

种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的心学便自然成为一种开放

的思想体系。正是心学的这一特点,使其在传承弟子中流变

为反理学的“异端”。


因此,心学事实上是理学极端化和明王朝政治极端专制

、衰败的产物。它不仅不能挽救明王朝的颓势,相反,理学

崩溃从此开始。就在心学广泛传播的年代,伴随着心学流变

的过程,明代政治混乱和社会的失控也在日渐加剧。与王阳

明的初衷相反,人们私心自用,被禁锢压抑太久的人欲以前

所未有的状态释放出来。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表现着理论失坠

状态下的迷惘和烦燥。仕风与士风更因此而呈现着异于往昔

的、令人难以琢磨的多角度的复杂变化和走向。明王朝正是

在这种理不顺的总趋势中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明代的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变

化的时期正是心学创立并传播的嘉、隆年间。其实引起这一

变化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理学的崩溃,明代政治上极端专

制所导致的整体性功能失调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人王士贞在论及明代士风时有言:“国家鸿昌茂庞之

气,莫盛于弘治。……盖至于正德而所谓气者,日益开露而

无余。其所称一时学士大夫,不胜其少者之断,则果于掊击

以见操;不胜其壮者之思,则精于刻刿以见名;乃若所谓诗

,必极其变以尽风,其所谓文必穷其法以诣古。天下固翕然

而好称说之以为成一家言。而识者固已忧其时之动于机而不

易挽矣。”〔14〕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敏的认识。士大夫见操

显名的燥急,“翕然好称说”的言论纷嚣,都表现出了社会

的一种病态,他对此表示了担忧。然而,就整个统治阶层及

国家机器的运转来看,更已是病态显然。武宗自然是历史上

少见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后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礼

义”之争,演成士大夫间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在此之后又

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权相严嵩的专权。结果严嵩

则“遍引私人,排击善类”。当此之时,“天子北急敌,士

大夫饰而谈敌;南急倭,士大夫饰而谈倭。唯上亦以其饰之

也。稍急则士骤而重,稍已则士忽而轻。而又会称将相者不

比而昵则角而嫉,昵则乘难而借行其爱;嫉则乘难而借行其

恶,爱恶胜,而天下之才望旦铸而铄,而不自觉。”〔15〕

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员更少有良善。“今之谓

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书者为业修,棘征输者为能

贤,果听断者为勤敏。按臣以是求监司,监司以是求郡守,

郡守以是求宰职。则今之仕者得无以是贤乎?夫簿书古以稽

实,今以饰欺;征输古以定民,今以病下;听断古以殉直,

今以殉其好恶。则今之所谓良,民之所谓蠹也。”〔16〕其

实嘉靖时期的明政府已呈内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虏连年骚

扰海防边塞,甚且渐入内地;政府却军备废弛,财政危机;

疆吏玩忽于下,廷臣交哄于上。天下“既涣之心”亦已难收

,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无可忍。海瑞在昧死上书中

称:朝廷“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

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

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

来极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

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17〕


从上述情形中,已不难体会阳明心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

广泛传播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是早于张居正等

人政治经济改革而在思想理论上试图进行挽救的改革者。然

而这些改革都不过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当其无法抵挡腐朽衰

败的总趋势时,其失败之日即是覆亡加速之日。同时也证明

了明朝总体性危机的无可救治。当时有人已隐约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纪纲者民之闲治之干也。是故,政之有纪纲,

犹国之有墉,家之有垣也。垣圮而墉败,侮将及矣,其何以

卫民?夫维蔽而后纲纪缺;僻而后纲纪乱;欲而后纲纪坏。

是故,缺则民玩,乱则民忧,坏则民携。夫谁而与于治,治

宜崇民之病也!”〔18〕到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失败之

后,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张居正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积重难

返的危机。无论其改革内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时势已决定他

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触及到较根本的层面,甚至许多先前即已

明显存在的问题都没有顾及。其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使

他根本无法认识到这种全面危机的本质。当张居正改革走向

失败,他给朝官们留下的只是独断专横、异想天开的又一个

擅权者的形象。如果说严嵩专权的20年间,其陷害诛杀善类

只是这个权相维护一己私利,而终至于冰山既倒;那么张居

正专政的十余年间,其排斥打击异己,恐怕也不能都视为是

强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举。在这两个权臣专权前后又有

宦官专擅,正士难于立朝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在

理学灌输中,素来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

企图“致君于尧舜”,满怀入世精神的士大夫们经一次次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难感受官场的险恶犹如涛转轻舟,随

时即可能有覆亡的灭顶之灾。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

少人正发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动摇和转换,其以天下为己任

的理想正在幻灭。


明世宗死后,仍怀抱希望的官员赵贞吉给刚刚继立的穆

宗上了一道万余言的《三几九弊三势疏》,指出多年来政务

积弊及其危险。其中谈及仕风与士风,他认为:当时“士气

卑弱之甚”。“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

委靡成风,譬则越绵不团而软,由往时辅臣议礼争胜,假峻

刑以箝众口,一二贪婪固宠者继起,阴惧公议,袭用旧法,

遂俾士大夫礼义廉耻之维不立。驯至此时,以言不出口为淳

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

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

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

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

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19〕其总结确实形像山具体

,可其情形真足令人不寒而栗,正士身处其中而能安然无恙

者几稀。其时被廷杖、杀头、坐牢、流放、贬官者何其多?

当时不畏权奸,终被诛杀的直臣沈链在谪所与友人每谈及此

,不免“扼腕而长叹,伤心而雪涕”。“世之人横私其身至

于坏天下而不顾,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学道君子,周旋

容与于其间,自负为知几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坏而道

日丧,时已去而义未伸,生民社稷将保赖乎?”〔20〕由上

述,官场情形大抵是,相当多的官僚、文士,所谓“识时务

者”在强权高压之下弃节改操,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助

纣为虐;甚至欺君害国、败政残民,这是一些利益之徒和恶

势力。这些人的仕风,当然已谈不到什么志向和理想,不过

是蝇营狗苟,不知所为何事的行尸走肉而已。


除上述情形,一般说来明代嘉、万时期仕途内外较为正

直的中下级官员和文士特出的行为表现有以下几类:


一是直言强谏,不计利害生死。此种人多为清正之士,

痛恨朝政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期望扭转颓风,振刷吏治,

骂皇帝的海瑞和雒于仁,弹劾权臣而死非其罪的沈链、杨继

胜等是其中突出代表。


二是每有意见便形于奏牍,纷纷置辩攻弹,这些官员中

不乏正士,又多为言官。但亦不少觇颜察色、投机取巧者。

这主要与皇帝不理朝政,又有权臣擅政,下情不得上达有关

。这虽然对推动政务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重大问题往

往造成固执己见的门户攻讦,无法形成正言谠论。


三是对朝政失望的官员,或沉默观望,或呈请辞官,或

乾脆挂冠离职,不辞而别。自嘉靖时期始,专权宦官和相臣

打击排弃异己的一个直捷办法便是利用大计之期以行私意。

如1581年,张居正即以考核的名义,对南北两京331名官员同

时予以降级或免职的处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官报私

仇,因为四年前其中许多官员就曾反对他恋权位而不离任为

自己的父亲守丧。至于其他违忤权奸、危及身家性命之事也

不时发生。朝臣中甚至同为内阁高官,对首辅也是“伴食而

已”,或“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21〕。更何况权

轻职卑者。因此,遇事三缄其口以为保身上策。张居正死后

,万历帝渐倦于政务,“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

,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朝政日非。中央官在万

历三十年以后,几成“空署”,以至于朝官二品班内,只剩

户部尚书一人。而地方郡守缺员几达一半。许多官员或以丁

忧、或以年老、或以体弱多病,辞呈纷上却得不到批复,只

好封印拜疏径自离职。如任首辅的李廷机先后上辞呈达120

多次,最后仍只得不辞而别。


四是退出仕途,或未曾入仕的文人才士,“多玩世自放

,颓然落魄,跌荡不羁”。如因“勘辽王案”而未顺承张居

正意的刑部左侍郎洪朝选被罢职还乡后,以舟载诗书,命曰

:“书航”。他有心追陶令,“无心恋斗米”,诗文中流露

出“人生如梦”的感叹,甚至由自许庄周梦蝶而敬礼释教,

透露出宿命的悲凉和自慰。〔22〕尽管如此,他仍未能躲过

恶势力的黑手,归田十三年后被害于家乡。以他自己的遭遇

证实了自己“今天下之危机莫甚于仕”的深识。嘉靖末年,

因才高鲠直而被罢官家居的官员王慎中便对友人感叹道:“

据今日内官壅敝与权勋相倚为奸欺,岂容一赤忠智勇之士成

大功而不忌者乎?若使功得成而后遭忌,则虚江马革裹尸之

志已快,而吾与汝亦不深为之憾。正恐功不得成身已受大

祸。……世道如此,时事如此,可不痛心疾首耶?”〔23〕

可见那些心怀济世救民的正直官员的绝望已到了极点!而那

些数十年寒窗苦读,除仕进又无以养家活口的官员则更是痛

苦万状。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先后任长州令和提学四川的江

盈科对官场深恶痛绝,自认是“业已堕苦海,无希望彼岸之

心。”并一再表示:“苟机会有便,当乞一广文毡,吾伊北

窗,啸咏自适。世人见谓左迁,自不屑观之,去劳就佚,何

啻脱泥淖,嘘清风!士固有志,岂皆以炎境为得意者哉?贺

监陶潜,彼何人斯,而必沾沾五斗,如童子啖蔗,忍不能

唾!”〔24〕文人们或被罪放归,或厌倦辞官,或屡试不第

者,或不屑仕进以为畏途者,已然形成一种在野的放达不羁

的气氛。


当时,“世之慕旷达者,皆谓嵇、阮、刘、李诸贤得醉

乡之乐,为能养其真,以成其名。”〔25〕晚明社会中,竟

然生出一股强劲的魏晋虚玄隐逸风气。一些才士或纵酒无度

,或挟妓放浪,或滑稽荒诞,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前途失望的

痛苦。一个叫邱云霄的县令在其文集中记载了一个“不乐进

士业”的文士石门子,“日以饮为事”,“饮则尽醉,醉则

狂叫放歌,由由焉任所适。醉甚则散发赤脚,飘然举舞,仙

幻宇宙。”然后他评价道:“醉乡之徒乃负其不羁以俯仰于

时,不得直其志,乃托诸酒以自广焉耳。当其酣缅沉着,任

真率,出绝度以傲睨一世,真若有以忘天地之为高厚,日月

之为晦明,古今之为久暂,与万物相忘于无何有之乡矣。使

其醒解寤寐或触而感,其能释然于怀耶?愚谓醉乡之徒非真

乐也”!〔26〕他说破了士大夫精神上的失落所造成的借酒

消愁、醉生梦死的貌似解脱,却是糊涂难得、心中泪落的实

情。


不难看出,明代嘉、万时期的仕风与士风正在急剧分化

为两途:一是:“士无节义之守,而奔竞成风;吏乏廉静之

操,而贪污日着。上司多喜谄佞,下官专事逢迎,而忘尽职

之义。大抵依阿软熟,惟恐招尤,缄默圆活以图保禄,非书

之所谓靡靡、诗之所谓泄泄者乎?”〔27〕一是:见世道已

成“乱邦”,理想化为泡影,与其抱道忤时,不如独善归隐

。正所谓“伟哉陶元亮,读书诵其诗,斯人可真朴,千古见

光仪。当其饥寒迫,出仕良云宜,及至耻折腰,归去复奚

疑。”由此可知,如果说王阳明创心学是试图对前者进行道

德挽救的实践,而他将官场视为泥淖及其“致良知”的独善

功夫恰恰又与逃隐者关系密切。


事实证明:被明王朝的集权者们视为专制基石的理学一

旦崩颓,被这种理论教育出来的官僚与士子(无论其邪恶亦

或正直)使同为离经叛道者。撕下道学面纱的卑鄙弄权者必

将与衰朽王朝同归寂灭,顾及廉耻的士大夫们则在弃旧图新

的努力中成为王朝垮台的掘墓者或见证人。因此可以说,政

治的黑暗是明朝皇权极端专制、政权整体功能失调的必然结

果。而统治阶级的自我挽救及其失败又导致了社会道德人心

的彻底失落与更加黑暗的政治。明王朝的危机和灭亡同样无

法避免。


余论


清代《四库全书》编纂者在为明亡绝食殉死的节臣刘宗

周《刘蕺山集》作提要时,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

有明末叶的“皎皎完人”。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有与“日月争

光”的首阳一饿,更在于他身处明末社会两种潮流中立心坚

定,持之有节。这就是“讲学之风”与“东林党”。


事实上,晚明社会的仕风与士风正以上述两潮为标识,

反映了与黑暗政治有间的在野者的意向。所谓“讲学之风至

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

,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倡禅机,恣为高论。奭龄

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29〕这不仅说明了理

学崩溃与阳明心学的直接联系,而且也反映出“道失于上”

后士大夫们彷徨茫然的探索走入死胡同,并最后在无望中归

入宿命、逃禅的思想轨迹。说明王阳明及其后学既无法脱离

传统,也无法摆脱现实;以拯救社会的愿望开始,以耽迷玄

谈的失败而告终。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朦胧中已思及到相当本质的

问题。嘉靖时翰林王立道不再视君为神圣。认为其掌天下政

务,亦须学而知之。他着文将君主分为上中下三类,指出:

其“下者则又溺于声色田游之娱,驰于土木神仙甲兵之好”

。政治昏暗乃君主不学之弊。〔30〕这几乎将明中期君主的

昏庸表而出之,全盘否定。然后说人君亦应明大学之道,这

根本是隐讳地谴责最高统治者缺少君德。王立道甚至公然提

出反对君尊臣卑,“人主之欲卑其臣而求自尊者,亦弗思之

甚矣。夷其陛而求其堂之崇,世果有是礼哉!”〔31〕而思

想家李贽则更为激进,其“无君非圣”当时即已被目为“异

端”。因此说,清初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正是这一

反思过程的总结和深化。


至于“东林党”,基本上是抱道忤时又不甘沉沦的一批

士大夫在野派。《四库》馆臣的评价是,“东林一派,始以

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

,延及朝廷。”〔32〕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不与黑暗势力相妥

协的不同政见者,因此这种评价与反对“讲学之风”一样,

完全是维护君权专制而反对臣民犯上的论调。事实上,在明

末诸方失控、顾此失彼的混乱状态中,东林党已是唯一较为

清正并反映民意的一群。尽管他们的主张也肯定不能挽救行

将覆亡的明政权,但他们根本不应当承当亡国之责。明末臣

节士气几乎全系于东林。当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被迫害殒命捐躯,并公布了涉及七百余名中高级官员为“

反叛者”的《东林点将录》后,明王朝复兴的最后一丝希望

即已荡然无存。天下瓦解之势已成,无论崇祯帝如何挣扎都

不会有期望的成效,其孤家寡人的结局已经注定。历史不仅

再次证明了失人心者失天下,且给后来清王朝满族统治者以

深刻的教训:虽然明知回到以程朱理学来统驭这个国家已无

太大的实际意义,但这却符合经亡国之痛又被异族统治的汉

族士大夫的心理认可。因此清朝士风与仕风的整顿便是一面

倡导理学,又一面大骂伪君子与假道学来实现的。他们真正

使用的手段只是在大乱后给人以安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

调整自己政策的实事求是与功利主义。明朝无善政事实上给

清朝留下诸多的被承认、可施展的教训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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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薛瑄全集》,《文集》卷一三, 《送王世宁归覃怀序》。

〔2〕刘球:《两溪文集》卷七。

〔3〕李贤:《上中兴正本策》,《古穰集》卷一。

〔4〕李贤:《拟上执政书》,《古穰集》卷三。

〔5〕冯桂芬:《改科举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6〕陶潜:《〈感士不遇赋〉序》,《陶渊明集》卷五。

〔7〕《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

〔8〕《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湛甘泉序》。

〔9〕《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

〔10〕《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

〔11〕《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

〔1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13〕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思复堂文集》卷一。

〔14〕王士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六。

〔15〕王士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八。

〔16〕邱云霄:《止山集》附《山中集》卷六。

〔17〕海 瑞:《海忠介集》卷一,《治安疏》。

〔18〕邱云霄:《止山集》附《山中集》卷六。

〔19〕赵贞吉:《三几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四。

〔20〕沈链:《青霞集》卷十。

〔21〕《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22〕洪福增 辑:《洪芳洲公文集》卷下《读礼稿》。

〔23〕王慎中:《遵严集》卷二二,《书信掌道原弟书九》。

〔24〕黄仁生 辑校:《江盈科集》,《雪涛阁集》卷一二。

〔25〕邱云霄:《止山集》附《中山集》卷十。

〔26〕27〕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

〔28〕洪福增 辑:《洪芳洲公文集》卷下《续稿》卷一。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

〔30〕王立道:《具茨文集》附《遗稿》,一七至一九页。

〔31〕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八,《廉远堂高》。

〔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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