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人们头脑中就会闪现出《大白鲨》、《ET外星人》、《侏罗纪公园》、《拯救大兵瑞恩》等经典影视之作。斯皮尔伯格独特的高科技电脑制作风格,在给观众带来巨大感官和心理刺激的同时,也容易使人只关注精彩的制作而无法辨别真伪,陷入人为技术神化的陷阱。人们因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 “斯皮尔伯格效应”。


美军是全球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拥有先进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和强大的信息化作战能力。但是,曾担任过美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卡尔·芒迪将军,仍提醒人们要特别警惕军事理论研究中的“斯皮尔伯格效应”。他说,这种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会淹没、曲解新技术真正的长处与不足。因为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知道,虽然计算机模拟可有效地使军人优化武器装备组合、合理选择目标,但即使最逼真的模拟也无法取代地面部队和空中机组人员实施现场操作。信息网络技术虽可达到“无缝链接”,但却无法消除战争中固有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它们依然会像以往一样支配着未来战场。


卡尔·芒迪将军的提醒,涉及一个恒古老话题:指导战争的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抑或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日益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战争中科学的成份确实越来越大,艺术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人们甚至已逐步倾向于用技术为未来战法指示一条捷径。问题在于:这样的军事理论研究方向,是否已经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从当前军事理论发展的趋势看,人们可以明显观察到“斯皮尔伯格效应”,已经存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范畴中。对于在战争中尝到技术领先甜头的军队来说,高科技既是优势的展现,更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量;保持技术优势,就可以继续与其他国家军队拉大差距,形成武器代差。例如美国的军事理论界,就长期存在着一种重技术和战役战术层面理论开发的倾向。这一潜意识甚至根植于美国建国后历次战争中所沉淀的片面经验——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术的先进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军队来说,由于信息化建设起步晚,通信手段数字化、武器装备自动化以及指挥网络化的水平都较低,其军事理论研究也往往陷入同一误区:要么用高科技名词套用传统战争理论,要么在研究中盲目跟风,无法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理论,最终在“观望”理论的发展中“碌碌无为”。


上列两种范畴的“斯皮尔伯格效应”,拥有一个共同点——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技术主导”因素,似乎技术上不去,军事理论研究就难有作为,有的甚至形成一种新的相对的“直线”思维方式。技术决定战术。从战术发展角度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冷兵器时代难以产生热兵器时代的线性战术,难以产生机械化时代的“空地一体战”和“大纵深作战”,更不会产生今天的网络中心战。但技术并不是战斗力的唯一源泉。作战中对敌作战意图的准确把握、主攻方向的正确选择和在强敌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以及对作战中瞬息万变的不确定因素的合理利用等,同样可以提高或减弱敌我战斗力的对比度。


在科技进步主导社会生产力的时代,重视技术因素本身并没有错,但单纯从技术层面思考问题就往往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因为“唯技术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抹杀了人在战争中所特有的能动性。“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与物相比,人具有强烈的能动性。正是这种“能动性”,提供了战争艺术存在的广阔空间和舞台。况且,从社会发展规律看,技术发展也具有趋同性。随着时间推移,先进科技也将逐步被后发国家所掌握。战争实践的现实已经表明,技术只是获得作战能力的一种手段,如果人们不广泛结合新观念和新技术,深入理解战争的规律和特性,胜利的天平也不会轻易就向掌握技术优势的一方倾斜。一战后曾出现技术的高速发展时期,但真正弄清这些技术与军队编制体制和战术等各种关系,并在二战初期淋漓尽致地将其运用于战争实践的却是德国——只不过将其运用于了非正义的战争。


战争永远是敌对双方残酷、激烈的“活力”对抗。基于这一点,战争艺术就不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丧失其固有价值。当然,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战争艺术已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信息技术的特点,今天的军事思维如果忽视或漠视科技发展,其探索方向和思维也终将走向僵化。但科技的飞速发展依然没有、也不会遮住战争艺术思维的光芒。战争艺术的价值体现于在既定物质技术基础上能动地寻求制胜之道。这既是对人类智慧的发挥,更是对人们驾驭战争能力的考验。对于信息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军队来说,除了不断缩小与强敌武器装备的代差外,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解放军报 张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