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共舞--美国与731部队战犯的肮脏交易 zt

刘福通大龙头 收藏 4 550

---试论美国对日本细菌战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与隐匿的事实


金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日本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满洲第731部队和满洲第101部队,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等。这些带有番号的特殊秘密部队,其任务是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于武器生产、研制、试验和生产各种极具杀伤力的细菌,并将其用于实际战争中,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而且到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挽救早全世界的败局,积极准备将这只细菌战的黑手从中国,从东南亚伸向全世界。


然而在战后,做为盟军统帅和在二战战犯审判国际法庭中占主宰地位的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及其罪行进行种种包庇口语隐匿,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使这批最应严惩的战争罪人竟奇迹般的逃脱了战争审判,但他们永远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从美国其后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和在越战中使用毒气的行经中,更验证了美国初的险恶用心。它也同样应当受到历史的审判和国际舆论的谴责。那么我们就从东京审判期间美日进行的秘密交易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让历史来做出没有审判的再审判。


一、美国对日本细菌战关注已久


美国是如何获知日本细菌战的事实呢?美国又是在何时获知的呢?


对于日本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准备及实施,美国并不是在战后调查或从苏联远东法庭公布的资料中才获知的,其实美国较早就对此情况掌握了部分确凿的情报,只是出于种种顾虑和后来想独吞珍贵的细菌战资料的目的而一直未敢公布。


早在1939年,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就曾访问设在纽约的洛克非勒研究所,并在该研究所中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的资料。后来内藤良一以三千美元收买该所职员来盗取疫苗,从而引起了美国陆军参谋部二部的关注。当时研究所的包尔博士将有关情报汇报至陆军部军医总监赛门上校,使美国对此有所警觉。(1)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发展,美国又逐渐从全球各个位置获知了相关情况,逐渐证实了日军在进行细菌战的可能性和确凿性。


1941年2月25日,菲律宾防卫司令官纳德少将截获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消息,便立即向华盛顿汇报有关请况,由于此时日美之间进入了即将开战的阶段,因此美军更加关注日军的细菌战活动。


1942年4月11日,驻重庆的美国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报告中国政府的控诉,即中国外交部和保健部谴责日军于1940年10月27日于宁波使用鼠疫作战,并在1941年11月4日又在常德故计重施。


1943年起,由于南京战事激烈,因此部分屯驻在满洲的部队也被派往南洋地区作战,其中部分与细菌战相关的部队被美军俘获,从而泄露出日军拥有细菌作战部队的事实。1943年发行的名为《细菌战的真实》的手册,此事使美国确认日军有实施细菌战的能力。


到1944年5月,美军终于掌握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决定性证据。在太平洋地区统和情报中心第8438号文件中,曾引用获自日军俘虏的细菌炸弹教育手册两本,证实了日军制造及使用武器的事实。其后,美军更陆续从俘虏的军医和卫生兵中得知细菌战的资料。


1944年11月4日,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里佛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2)由于事出突然,使美国怀疑日军是否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调查之后,更进一步发现了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即1644部队)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


自1945年以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事实已无庸置疑了,而美国此时最急切想获知的是细菌战的种类和散布方法,尤其在苏联公布其手中掌握的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数据后,美国深知自己设在华盛顿市郊的底特里克营的研究所是难于望其项背的。


基于对日军细菌战资料的独占心理,美国在战后立即派出了以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为首的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本土调查,其中派出了美国生物战研究中心的桑德中校,并交付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在1945年9月20日至11月10日之间,桑德斯访问的对象包括日本陆相下村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神林浩以及细菌战部队机关人员增田知员,内藤良一和井上隆朝等22人,其后作成《桑德斯报告》,呈报当局。当苏联占领满洲后并发现许多确凿证据,美国极为重视这一问题,于是便又派出了汤普逊中校开始与日方交易。


二、美日的肮脏交易


其实,当桑德斯中校在调查时,通过当时日方翻译内藤良一(即1939年洛克非勒事件当事人)了解到了,日方欲以资料换取免除罪责。


当美军获知石井潜返日本后,便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与之联系,陆续找到了石井四郎及731部队的部队联络人员,双方早镰仓市的高级旅店中展开谈判——既镰仓会议。在会议中,石井就提出以资料作为他们免除战犯罪责的交换条件,桑德斯随即让调查团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福顿向五角大楼转述。与此同时,他又与麦克 阿瑟,当时的盟军司令官商议,决定免除、生物战部队相关者的战犯身份,以换取进一步的情报。负责调查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美国第二参谋部为单独抢先于苏联得到日本细菌部队最新研究成果,决定采取许诺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罪责的方针。(3)当汤普逊与石井四郎深入交涉完细菌战部队的编制以及训练作战生产力后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4)美国政府做出决定要保守这些秘密,企图以免罪来独占。这时对细菌战资料独占便转为美国政府的行为。


为保守此秘密,而又不为外人所知,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麦克 阿瑟:反可能对美国安全带按理危险的情报,或可能伤及“美国与友好国家之间关系”的情报及科学研究等,均需事先照会并获得联合参谋本部的同意,必要时上需照会并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三部统合委员会”的同意,才得以公布或提供情报,与此同时,美国已将细菌专家派往了日本。可以看出此项训令的目的,就是要保守731部队的秘密。


而石井四郎为作为换取本人及其部下3000人的生命安慰的条件,为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3000人(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活杀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后方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军民,破坏农牧业生产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是:


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


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 ”


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


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了独占情报,由美军细菌战研究中心的细菌战专家汤母森出面做出调查报告称:“关于发展进攻性的细菌战,731部队的有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日本还绝对不能够把细菌武器实用化。”从此来贬低731部队的细菌战能力,甚至还否认了有细菌战其事,以避免人们的重视和追究。


然而,此事是难以避免被世人所知,首先苏联方面进入东北后就已初步掌握了731部队的有关情况。苏联的调查不但深入核心,同时由于在时间被揭露之初,美国高层还没有高度重视,致使保密工作有所疏忽。1946年2月27日美军“星条旗”便有所报导,所以没法排拒来自盟国和本国其他机关的调查,便成为美国的重要内容。


1947年1月9日,远东军事法庭苏联副首席检查官维西里耶夫少将,便开始透过国际检查局调查部向美国要求提讯以下诸人:


日军石井军医中将––––防疫给水部第731部队队长


日军菊地齐少将 ––––防疫给水部第731部队第一部部长


日军太田大佐 ––––防疫给水部第731部队第四部部长


他并要求美方把供前第731部队村上朝隆中佐和该部队总务部部长中留金藏的地址。(5)


到此时,美国发觉苏联的情报工作相当详密,于是美国使用了双面剑,一方面借此良机胁迫石井等人提供更多的细菌战实验成果,另一方面,华盛顿方面由统合参谋本部至麦克 阿瑟以密电提出:“第一部分,苏联审问石井将军,菊地,太田大佐有关细菌战,必需在总司令部最高长官的监督下执行,且惟有在以下条件之前方被许可……”


“A,苏联在进行讯问之前,菊地,太田大佐要先接受美国要员的调查,为了协助阁下,已尽速准备派遣陆军部特别训练代表,令其担当美国先行讯问之任务,并监视紧接着将举行的苏联的讯问……”


“B,在先行讯问中,若有认为不宜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应指示菊地,太田,不得泄露该情报予苏联”


“C,在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讯问之前,应明白告知日本的细菌战专家,不得说出美国以先行接见调查之事。”


此举当然引起苏联等国的不满,美苏两国几乎为了石井等人一事导致决裂,苏联强调不惜从本国到来的红军,美国则以逮捕代表做威胁,结果苏联无法引渡石井等人。


本国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国际检查局的调查。


战后,首先注意到日本生化部队的是,隶属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所国际检查局的美国检查官莫罗上校。他于1945年12月16日以美国检查团人员的身份赴日,同年8月国际检查局成立之后,莫罗即开始进行调查。为搜寻日军从事细菌毒气战的资料与证据,远赴上海,重庆,北平,南京等各地考察。当他回到东京的住所之后,即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正式报告,作出12页的“莫罗报告书”。3月2日,莫罗向首席检查官基南提出这份题为“中日战争备忘录”的报告书,并要求国际检查局讯问石井四郎。同时,莫罗又以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写成“ 中国手册––––1937––––43”,控诉日军实施生化战的罪行。而此时美国陆军部已与石井达成协议,为获取珍贵的细菌战资料,准备不惜掩盖日本生物战 部队的犯罪事实,于是1946年3月初,当国际检查局向当时拘禁石井的盟军司令部参谋二部要求提讯石井时,遭到盟总的严词拒绝。

当莫罗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为了找寻证人和搜寻证据,决定再到中国调查,1946年3月2日,莫罗再次与中国检查官向哲睿,秘书路易 亨利陈及美国法务官沙顿,离开东京到上海作进一步调查,并于4越2日向东京审判的首席检查官基南提交了“中国旅行报告”的备录。在有关细菌毒气战方面,莫罗是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所提供的资料,报告日军以毒气使中国军死伤36963人的详细情形。但是,由于美国已与基南取得默契,结果这些资料均被首席检查官基南隐匿,结果,日军此项罪行并未公开审判。


此外,国际检查局又收到日军前1644部队队员榛叶修主动提出的“日军罪业证明书”。该证明书表明“防疫给水部”表面是维持一般士兵健康和预防传染病为工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却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等细菌,并以其攻击中国军民,这份文书被检查局市委证据资料之一,收存在缩微显才胶卷中,但结果亦与莫罗的报告一样石沉大海。


引起盟总法务局关注日本生化部队的是“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九大生体解剖事件”由于仅涉及九大医学部的师生解剖美军俘虏并未直接与731部队产生关系,不、故能放任其深入调查,然而“帝国银行时事件”则因事涉敏感问题,故盟军总部第二参谋部出面阻止盟总法务局和日本日本警方深入调查。盟总法务局是与第二参谋部地位平行而独立的盟总民政局的下属单位,他通过许多投书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查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及前731部队部队等,皆有使用俘虏从事细菌战实验的事例。这一事实当然对美国陆军部企图掩盖生化部队存在一事极为不利。1947年4月18日,盟总第二参谋部的威洛比上校依照麦克 阿瑟的指使,向法务局提出照会,其中第三,第四项如下:


(三)该项调查应在联合参谋部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并由第二参谋部指挥调查,调查工作的各种措施审问及接触,皆须与联合参谋本部共同办理。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及防范起见,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秘密。


(四)该项调查必须遵照下列要求:


1、获得第二参谋部的同意之前,不准对外发表任何相关声名和资料。


2、各项报告及密告信皆列为机密。


3、尔后进一步获取的情报全部交给第二参谋部。


4、若有可能应进一步发掘相关文书,相片等证物。


5、尔后进行的审问,均须在盟军翻译审问部审问中心的指使下进行,地点亦须设定在法务局东京事务所内进行。从前发布给各地事务所的调查课题一律加以撤回。


在此种严密的规制下,法务局的调查等于被迫终止,此后对于细菌战的调查就完全交由第二参谋部操办。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美陆军部获知日军细菌部队的确实性后,亦开始认为这批资料对于对其所表现的珍贵性和重要性。“发展细菌研究成为当前美国当务之急”。于是他们积极主动与日方接触,召开了臭名昭著的“镰仓会议”,为获得此批资料,美方确立了以资料换免罪的原则,开始排斥来自苏方,盟国和本国的各方面干扰因素,接下老他们便开始具体实施其原则,与日方勾结在一起。



三、饮鸩止渴,日本罪恶的翻版


事实上,美国早在1940年就由国防部会议的卫生和医学委员会着手研究“生物战进攻和防护的可能性”的研究。后又由陆军部成立了以国家科学院朱厄特博士为首的生物战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判断生物战的威力。(7)


并且在1944年在底特里克营建成的炭 炸弹生产线,美国生物炸弹生产中心的印第安纳州维戈营,耗资800万美元,动用500人建设成月产量为50万霉填有肉毒杆菌毒素炸弹的生产线。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生物战研究是原不如日本,难以望其项背的。首先,美国研究细菌武器机构从一开始并不是以研究进攻武器目的的,他们主要是为防范在未来参战中生物武器的进攻,这就是注定其生化武器再威胁性,威力性上与日军731部队的生化武器之间较大的差距。第二美国在底特里克营建立起拥有900名研究员,耗资1200万美元的细菌战基地,比起日军第731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制定34种细菌作为正式的武器。但比其731用活人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得出的更为确切直接的结果,还是相差甚远的。所以,当美国用免除罪责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和日本相勾结,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在排除来自内部以及盟国的干扰后,如何免除细菌战犯罪责,如何获取资料,成为了美国的当务之急。


石井等人也非坐以待毙,他们极力向美国炫耀自己的资料有多珍贵,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以此来引诱美国的贪欲,他们提出,美方如欲获取资料,就不许以书面协议代替口头协议,保证不在追究他们及其下属的战犯罪责,石井一再声称他们是“具有高水准的理论基础和产业知识的研究者。”。(8)他们的研究中有几项是“针对远东地理条件”“针对寒带地区所使用”的生物战研究。(9)


对于以上诱惑,极大刺激了美方的胃口,麦克 阿瑟当即于1947年5月6日以“C52423号电”向陆军部请示,电文共分5部,详细而有重点,强调了石井资料的重要性,希望华盛顿陆军部能接受石井的要求。


当然,由于事关重大,陆军部并未当即答复,于是在1947年6月7日,麦克 阿瑟下属的法务局局长卡本特上校再次发电,在电文中他再一次强调731细菌部队之事实,而且又谈到了苏联及盟国的威胁,他称:“苏联有可能取得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有可能导致盟国在满洲和日本年、进行调查”,以生化战资料将有被公开的危险来威胁陆军部。


与此同时,与中情局有密切关系的两位美国学者魏特和史度布里斐德,又向陆军部和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苏联检查官某些日本人的审问”的报告,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痛斥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联合会议的委员胡伯特也从美国高层运作,提交了备忘录。


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一方面于1947廿月8日以“极密点”回复麦克 阿瑟,决定将用谍报管道隐藏石井情报,从而保障其免于战争罪责。另一方面于19月份派出底特里克堡研究所的二名细菌专家——维克特和溪尔到日本评估石井所提供资料的价值,从而进一步队日本生化部队的实情加以了解。同年12月12日,二人向美国陆军化学战军团魏特将军作以报告,强调日方资料之重要,认为日方资料“由于关系到人体实验,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有所顾及而不能得来的。”而且“这些资料的获取,只支出25万日圆(约合当时美圆700元)的微小数目,跟实际研究的花费相比真是太便宜了。”


美方在了解资料的价值之后,国务院既以“SFE188-1”号电文确定了美方的独占政策。在电文中阐释美方“严禁将石井等人的细菌战情报用为追究战争的证据。”彻底表明了美方的态度。


既然美方确定了态度,,美国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利用日方的细菌战资料和日军原细菌部队的成员。


美方首先利用日本生化战人员发展细菌战研究,于1946年5月在日本相模的大野为基地建立了细菌战部队––––第496部队。其原名为“美国陆军在日医疗本部第406医学研究所”,其表面任务是提供各医疗部队的“捐血”业务,但事实上却是准备使用生化武器,在其设在崎玉县草加郡的制造工厂内开始使用原731部队的队员,由其操作从事制造工作。


当美国获取731部队的资料后,“对从事生化战的信心大增”,美国政府正式发布标题为“生化武器应较原子武器更受重视”的报告。而且美方与947年再次拒绝在“日内瓦议定书”(10)上签字,并“严格管制有关武器的报道”。由此可见,美国确实从关东军第731部队获得细菌武器的研究资料,故而对发展生化武器大感兴趣甚至因此对称霸世界亦大有信心。


日方也极力从各方面支持美国从事细菌生化武器的研究,将利用在战前直接协助31部队从事生化武器开发的机关,包括日军陆军军医学校东大传染病研究所,金泽大学医学部和满洲医科大学等以各种方式来协助美国。


更有甚者,日本医师会竟明目张胆协助美军进行生化战研究,其首任会长田宫猛雄(11),即担任东大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又担任美国陆军发疹伤寒研究委员会委员,他们利用日本医师会长的地位,以日本全国的卫生组织,研究所,医师会为背景,全力协助美国研究恙虫病,田宫与内藤因其英语之良好,成为日本医学界与美军合作的重要媒介年。


来自日方的协助除日本医师会外,还有国立预防研究所,东大传染病研究所忽然日本学术会议,他们从事人才培养,技术合作方面来协助美方。


在美方娩出731部队人员罪责后,731部队开始与美军合作。731部队战时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多达40多个分部,从业人员达10045人。但这些并不包括日本国内的协助机构。当日本在大陆的根基全毁以后,在日本本土的组织则相当完整。为保全现有职位,以及救助由大陆逃回的医疗同事,日军生化战相关人员开始设法与美军合作。1952年3月,美国当局下令免除约1000名军医的追放,使得“医疗战犯”完全不存在(12)至此,免除战犯罪责的731部队队员更进一步利用生化战技术和知识,担任医学界重要职位,例如:曾任满洲医科大学校长,731部队长之职的北野政次,战后曾任“大实验治疗研究所所长,中村龙制药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绿十字血液研究所长,南极特别委员会医学部门委员,绿十字最高顾问等职,川岛清,731部队总务部长,战后为八街少年院医师,早川清,731部队第三研究员,战后任早川预防卫生研究所所长……


在韩晓,辛培林著述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中有相当大篇幅记载了美国的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记载道“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电讯社“1950年2月25日讯”美方“从日本的一个研究所接到越来越多关于细菌战研究的报告”。该研究所是“以石井四郎为首脑”。日本大批细菌战犯“继续在日本各机关和学院中任职”,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综上所述,美国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角度和争霸远东的战略目标为标准,公然包庇和利用“731恶魔”,使得其逃避战争审判,并将资料独占,运用到韩战和越战中,令世人捶胸愤慨。



结 语


在日军细菌生化部队成员得以逃脱战争审判和战后日本否认其罪行,美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桑德斯上校在面对英国媒体时,也亲口承认“现在看来,当时放纵了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


那么美国在这场交易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将盟军统帅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说美国是占领日本时期的太上皇,它主持实施了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发展经济的改革,制定了日本的宪法,确立了当代日本体制,可以说,在此时美方是掌握日本的绝对主宰。


当美国获知并最终肯定了细菌生化战资料的价值后,为独占此材料,使出了种种卑鄙手法,一方面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另一方面又胁迫日本,一免罪的方式引诱日本战犯,为避免日本战犯受罪从而公开资料,美方又积极勾结东京审判的首席法官基南,与之达成默契,同时通过CIA的情报系统来传递资料,从而避免这场危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美方在这场交易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美国可以帮助日本隐瞒历史,但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东京审判可以逃脱,不等于在全世界、可以逃脱。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苏联在远东伯力召开会议,审判了前日本陆军军人12人,细菌战犯分别处与25年至2年不等的禁闭。


在中国抚顺,沈阳也对一部分战犯进行了审判,“经过历时6年的教育,均免于控诉,全部释放回国。”(13)


当然,这批细菌战犯的绝大部分在日本,他们逃脱了审判,甚至在1981年9月5日,731部队战友会在日本倍卅美愿宾馆堂而皇之地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并决定要为已死的石井四郎建“公德”卑。真是令人发指。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一定要让历史作出公正的判决,包括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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