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诸多因素支持中国大牛市攀升到8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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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环球时报:挖掘中国大牛市的长期潜力   作者:杨 帆   ●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我们不能“站惯了,不敢坐;贬惯了,不敢升;跌怕了,不敢涨;穷惯了,不敢富”   ●我们发掘大牛市新的基础,就是要利用目前牛市的财富,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管理创新战略,这是股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反危机的稳定能力是世界经济稳定因素   中国股市自2005年以来进入第四轮上升期,上证指数从998点上升1年半,于2007年1月份突破历史高位2450点。大牛市的脚步已经隐隐作响。但之后半年,“大牛

环球时报:挖掘中国大牛市的长期潜力


作者:杨 帆


●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我们不能“站惯了,不敢坐;贬惯了,不敢升;跌怕了,不敢涨;穷惯了,不敢富”


●我们发掘大牛市新的基础,就是要利用目前牛市的财富,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管理创新战略,这是股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反危机的稳定能力是世界经济稳定因素


中国股市自2005年以来进入第四轮上升期,上证指数从998点上升1年半,于2007年1月份突破历史高位2450点。大牛市的脚步已经隐隐作响。但之后半年,“大牛市预言”却经受了严峻考验。格林斯潘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言引发了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2·27)与全球股市的轮番下挫。 有人称:A股总市值不超过香港怎可能影响美国?但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影响世界,起作用的是观念而非规模,这本身就说明中国股市未来要涨,而且会带动世界股市启稳。结果是数千万居民大跃进式地入市,中国A股,香港和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5月份中国A股短期涨幅过快,已达到4000点,国际资本踏空以后图谋再次低位入市,一齐唱空,有些人甚至恶言相加,全盘否定。但结果再次证明,他们是徒劳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比计划经济和80年代成熟了许多,它减少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虽然,这还不能完全包括股市和金融市场。但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对股市的认识和调控水平有所改进,工作重点从指数控制转移到了加强监管和加速上市方面。经过6月的动荡和调整,股市在各方面都迅速成熟起来,在随即发生的金融风暴面前经受了历史考验,再创奇迹。7、8月份美国次级房贷危机震动世界,至今未能解脱。但中国A股只跌了两天就连创历史新高,8月23日已站在5000点历史高峰之上,成为全球股市最牛、最稳的一个。


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反危机能力,终将成为世界经济包括国际金融的稳定因素,并因此会加速推动自己的崛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坚持不贬值政策,并在香港托市。许多人反对这样做,一是认为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二是担心中国经济承受不起。中国在经济实力不强的时候就担负起了亚洲稳定的道义和经济责任,结果证明中国具有抗危机的能力。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当时不受国际教条束缚,敢于在香港控制修改规则,很快就打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并促使他们重估中国国力。这才产生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才有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使我国外汇储备猛增,股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中国的经济实力,财富水平及国际地位,包括新的危机因素,都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只不过许多中国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许多人长期以来把海外重估中国实力,简单地归为“中国威胁论”加以否定;也有人“站惯了,不敢坐;贬惯了,不敢升;跌怕了,不敢涨;穷惯了,不敢富”。极少数人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够崛起,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缺少信心或心存偏见。


诸多因素支持股指攀升到8000点


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大凡一个家族,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股市,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历史上,中国衰落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在此后的近170年中,中国经历了战争胜利,建立了独立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出现了人口猛增、储蓄率提高、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和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景象。当然,我们还有环境保护、文化复兴、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与安全和国际定位等 诸多任务没有完成,高速增长也有被打断的可能。关键是要做到:强化国内外安全,保护环境与资源,控制腐败,不被利益集团干政犯重大决策错误这四条。


1998到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 150%,年增长率超过12%,但股市在2000到2005年却下跌60%,这是我们受到国际资本误导,打压股市的结果。因此到2007年初的2800点只是恢复性增长。有诸多因素支持股指攀升到8000点: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业绩提高、金融工具创新、监管的强化、基金的发展和北京奥运刺激人气等;国内储蓄大于投资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入,则为大牛市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流动性。


某些发达国家的股市“成熟而且规范”,不涨也不跌,股民不买也不卖只等分红,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如果计划经济下也有股市,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究竟哪个更好?显然,中国股市具有更高度的活力和动力。中国的大牛市,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进入黄金时期出现的,有深刻的历史根据,绝非“流动性过剩”一言可以蔽之。“其兴也勃”无法消除,我们应因势利导,通过公司上市,把财富引导到国家战略产业和高科技方面去,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借大牛市办好中国经济的事。对于“其亡也忽”,我们必须加以控制,防止其蔓延,进而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2008年以后怎么办?


2007年1到8月中国股市的最大成就是在多次暴涨暴跌中确立了大牛市预期,新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实现“快牛变慢牛”。笔者年初在深圳戏言“2013年破万点”,当时被视为无根据冒进的言论。短短7个月以后,说奥运前后达到8000点,几乎已经无人怀疑,这是牛市预期确立以后必然要出现的超前过度调整。我们也需要超前提出新的问题:“2008年以后怎么办”?


有暴涨必有暴跌,国家干预的作用在于拉长牛市时间,减少大起大落。现在需要做的是,加速企业上市实现国有企业改制,战略产业改组;通过高水平、高度透明的评估机制,不断剔除低质量的企业而吸收高质量的资产;通过创业板促使高科技企业上市。这是需要大约10年来完成的调整,如果把10年牛市缩短成三五年,那么就来不及健全制度,加强监管,严格评估。因此国家需要增加股票供应,控制牛市速度,使之与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这是急需落实的宏观政策。


股市的微观基础是上市公司,公司的根本是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以降低成本。保持长期牛市的根本,是不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上市公司效益,这才是最困难的。


目前,新科技革命,技术标准,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和企业规模的优势,主要不在中国企业手里。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还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企业赢利模式,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低成本外延扩张。现在低成本已不能维持,企业的资金、劳动力、环境、资源、社会、技术创新成本都必定要上升。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企业降低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国家扶植战略产业和创业板,帮助企业承担技术创新风险;货币升值可降低进口成本;股市印花税的大幅度增加,可以为国家对企业大规模减税提供可能;特别是通过反腐败,减少政府干预,可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当然,最根本的途径还是企业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


在成本上升和下降之间的赛跑中,将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被淘汰,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牛市从根本上提高技术管理水平,那就会让大牛行市沦为一场投机狂潮,在暴涨中暴富一批,在崩盘中破产一批,泡沫破灭以后我们什么也剩不下。我们发掘大牛市新的基础,就是要利用目前牛市的财富,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管理创新战略,这是2008年股指突破8000点以后,股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国大牛市的初期阶段从2005年开始大约三年,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结束,指数可能超过我们的预期,牛市诸多特殊因素已透支,而新的基本因素刚刚出现远未形成,中期调整难以避免,大牛市的持续性将受到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国家战略,有效地把从股市焕发出来的货币财富转化到高科技方面去,形成真正创造意义上的“国民财富”和国家竞争能力。否则大牛市将最终蜕化成单纯的泡沫而自我消耗,自我消亡。▲(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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