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王朝海禁之害:西方得利,中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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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薛 国 中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薛国中(1929-),男,湖北巴东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



[关键词]海禁;朝贡贸易;倭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5)02-0161-10



拉开15-16世纪世界历史的帷幕,不难看到近代化的曙光是从西方射出的,西欧少数国家在商品经济推动下,向外扩张,乘风破浪,越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路,把美洲的白银撒向全球,把亚洲丰富的物产运到欧洲和美洲,开创了世界大市场,揭示出世界近代化的新局面。


当此风云际会之时,中国无论工农物产之丰裕,制造工艺之精良,航海技术之先进,商业经济之发展,都居世界其它国家之前,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中国要发展,中国正在发展,亟须与世界各国进行物质、金融和文化交流。不幸,当时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专制主义政府,昧于世势之变化,不重视海外贸易,极力紧闭国门,不让中外客商出入,就连一条非常狭窄,被鄙薄为“乞食般的”朝贡贸易

渠道,也不时关闭,把中国封锁在四海之内,认为这是不能改变的“世守之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其结果必然是本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却背着旧有的沉重包袱,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落后西方几百年。


重政治轻经济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建国伊始,就积极谋求与境外国家建立政治关系,不断遣使晓谕外邦奉表来朝,以明太祖、成祖两朝为盛。太祖“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总计“凡三十国”[1](卷254)。成祖时期更多,大大小小达70有余,“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2](卷332),所谓“地面”,就是主权独立的部落。外交所及包括东亚、东南亚、西南亚、南亚、中亚和东非。明朝晚期与欧洲一些国家也有非官方的接触。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大多跨海而来,海上交通成为中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中国与境外国家交往如此广泛,是同时期其它国家无与伦比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无论与哪个国家和政治实体(部落)交往,明王朝有个铁定不变的理念,即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言,“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1](卷50)。其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中国不仅领土广大,人口众多,更是由于16世纪以前,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亚洲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使盛世王朝统治者产生了“唯我独尊”的优越感,视他国为藩属。这个理念不同于近代殖民主义,其所谓的“治”,一般只要求四夷来朝奉表称臣纳贡,以表示对中国王朝的尊崇和顺服,中国无意去侵占别国领土,支配别国主权。明王朝对入贡亦无苛刻要求,“奉贡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1](卷106)。明王朝的回赐却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其价值通常都大于贡纳,此所谓“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1](卷154)。有学者称此为贸易,这是不对的,只不过是外交上的礼尚往来而已。



来华朝贡的外国使团成员,除政府官员外还有大量商人,史谓“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资与中国市”[2](卷332)。最突出的是日本,嘉靖十九年(1540),来华贡船3艘,除水手和为航船服务人员外,使团成员80人中,商人60,占3/4[3](卷105)。据日本史料记载,应仁二年(1468,明宪宗成化四年),来华日本贡船,使团成员44人,其中商人35人[4](第55页),外国商人借朝贡机会来与中国进行贸易。此种贸易方式起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明朝政府继承下来,允许外国商人随贡来中国互市,作为其对外邦的怀柔政策。史书多有记述,《太宗实录》谓,“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者,悉听其便”[5](卷12上)。明朝前期对附贡商品往往免征关税,这也是怀柔的表现。朱元璋说:“朕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外国)商人获利,(我)疆场无扰,是我中华有惠于尔(外)国也。”[2](卷332)就中国而言,此种附贡贸易,必须以朝贡为前提,有贡才有互市,先贡而后市,非贡则不许互市;就外国而言,朝贡是为了与中国互市,不互市则不来贡:双方互为条件。学术界称此为“朝贡贸易”。这是明王朝允许惟一合法的贸易形式和渠道。这种贸易是非常有限的,明朝政府设置了重重规定,经常使贸易不能顺畅进行。




闭关自守与对外开放之争


国与国之间,即使尚无政治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仍不可避免,此乃合于规律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15、16世纪以来世界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日益加深,要阻止这一历史潮流是不可能的。中国自秦汉迄明代,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出产的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等等,深为世界许多国家所爱好。同时中国也需要外国的许多物品,如胡椒、香料、珠宝、白银等等。


千百年来中外商业交往未断,且不说汉代亚欧丝绸之路,唐代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兴旺发达,在东南沿海开放港口与海外国家通商,密州(今山东诸城)、杭州、明州(浙江宁波)、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海港商埠。唐代广州中外客商荟萃,政府在这里设市舶司,对中外贸易进行有序的管理。南宋时期广南东路通过广州获得大量市舶利益,史称“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倍于他路”。宋高宗对此非常关切,不只一次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待远人,阜通货贿”[12](卷1124)。元代的对外政策是“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3](卷10)。泉州在元代,为世界最大海港城市之一,与同时地中海东部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据马可·波罗亲眼所见,该港口“船舶往来如梭”,“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从这个地方获得巨额收入”[14](第2卷第192页)。



若认为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闭关自守,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然而,到了明代,唐宋元时期对海外开放的局面,发生了严重的改变。明王朝一反前代之所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不允许朝贡贸易之外再有任何中外经济往来,而朝贡贸易又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完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中外商民始终不能容忍这种极其有限的贸易,千方百计予以突破,诸如:不遵守朝贡贸易的年限规定,先期入贡;扩大朝贡贸易规模,人船逾数(如日本);新到来的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要参加对华贸易,开放沿海港口市场。嘉靖年间,据浙闽巡抚朱纨说,等候浙江宁波外双屿港“求贡夷人,数逾六百,外泊经年”,为时廿余载。明政府不准其求贡,他们遂以此为基地,与中国东南沿海商民大肆进行走私活动,其外洋往来船只数达1290余艘[15](卷205)。浙江除双屿外,还有烈港、岑港以及福建的浯屿、月港(海澄),也是中外海商出没走私的据点,明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这种形势向明王朝提出一个严峻而明确的问题:对外是开放还是关闭。



早在15世纪末叶,孝宗朝内阁大学士邱浚就指出:“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也,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不可绝”;“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一足国用之一端也。”他主张实行前代宋元互市之法[16](卷25)。


其后,对沿海港口是封闭还是开放,两派意见长期争论不休。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所谓“争贡”事件发生以后,争论尤为激烈。“争贡事件”是日本遣明贡使所引起的。日本在16世纪中期以前处于“战国时代”,国家不统一,大名(诸侯)林立,各自为政,分别遣使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嘉靖二年五月,有两个日本使臣率团先后来到宁波,请求入贡,一名宗设谦导,是日本西海道大名大内氏所遣,一名宋素卿(本中国人,原名朱缟),系日本南海道大名细川氏所遣,各持明朝不同时期颁发的勘合。当时明王朝不了解日本的政治形势,视为统一的国家,只承认其中之一为日本国正式使臣。于是两日使因争贡而互相仇杀,殃及中国浙江宁波、余姚、绍兴沿途官民,因视为倭寇侵扰。一些主张闭关自守的官僚政客们,遂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不仅要求严厉控制朝贡制度,还要取消一切对外贸易,反对在沿海设立市舶司征收关税。给事中夏言说:“倭患起于市舶。”[17](卷55)明世宗听取夏言的话,罢市舶,关闭所有对外通商口岸。御史冯璋则进而言道:“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尽许开通番舶,照常抽税,以资国用”,是“为一时之权宜以贪小利”,“废先朝世守之规”。他完全否定

宋元发展中外海上贸易的积极意义,认为“南宋末年开税交广之间,然所获止于牙料品香无用之物,无资中国之用”[15](卷280)。当时刑部主事唐枢明白指出,争贡只是日本使臣“自相争杀,非所以犯中国”[15](卷270)。


应该说争贡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不对外开放沿海市场所导致的恶果。


主张闭关自守的人,其最大理由是认为海市一开,外夷纷至沓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会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其实他们清楚知道,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势力,不在东南而在西北。雄踞于西北的瓦剌,“控弦数万”,常“入为中国患”[15](卷256),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入侵,在土木堡(位河北怀柔县内)俘虏了英宗皇帝朱祁镇,嘉靖廿九年(1550)又兵至北京城下。明王朝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宁夏一线建立了9个军事重镇,称为“九边”,驻兵防御。为此国家须大笔开支,嘉靖时期每年经费达280余万银两,万历年间更增为343万余两[15](卷389)。但明朝为加强军事力量的需要,在“九边”设立的茶马市场,始终没有关闭,用茶叶、丝绸和重金换取马匹。但是在东南对海上诸番,闭关绝市,不惜舍弃海市所能得到的巨大利益。



万历年间,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此痛加抨击,他说:“且(西北)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东南)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计。互市有损而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19](卷4)沿海封疆大吏,多数主张对外开港互市,甚至不请示朝廷而自行其是。早在正德十五年(1520),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不拘年分,至即抽货,以至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州城”[8](卷194),

因为海市关系到该地的财政收入。万历时期福建漳州府海澄之月港,开市通商,“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征税饷二万(银两)有奇”[15](卷400),这个数字相当于正统时期福建全省开采银矿1年21 120余两的定额(正统十一年实际只征得13 000余两)[20](卷119,158)。漳南沿海戍边官兵一年经费58 000两,其中20 000两取之于海关税,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若东南沿海诸港口都对外开放,海关收入必蔚然可

观,据云仅漳州年收入可达五六万两[18](第二十六册)。因此,主张开放者,希望朝廷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计其限例”,“愿岁通贡入市者听”,设关征税,“毋泄利孔”,防止关税流失,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政策。



讨论对外开放最集中的议题,是应否允许日本来华互市。嘉靖时右佥都御史王持古老的“华夷之辨”的理念,认为“春秋之义,每严于华夷之限,而祖宗之制,尤重于倭寇之防”[15](卷283)。直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浙江宁波人)还借口嘉靖初年的争贡事件,上书说,“若对日贡市一成,臣恐数十年后无宁波矣”[15](卷435)。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主张对外开放的人士,也往往把日本排斥于国门之外。但毕竟还有不少人认为,对日开放,害少利多。


此时日本正处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时期,“其文物渐繁,资用亦广”,“盖彼中所用货物,有必资于我(中国)者,势不能绝也”[15](卷491),故始终努力谋求与中国发展贸易,却往往不能如愿。后来徐光启指出,对日本不要说10年,就是“三年一贡,限其人船,所易货物,岂供一国之用”[15](卷491)。实际上日本也未按照规定,而是从永乐元年到六年岁岁来朝。宣宗朝仍定10年一贡,但每贡增为船3只,人300,所携带刀剑(商品)毋过3 000把。日本虽不违贡期,却扩大贡市规模,从宣德七年(1432)到嘉靖二年(1523)91年间,入贡9次,第一次贡船5艘,第二次6艘,第三次10艘,第七次6艘,第九次5艘[21](第536-541页)。其随贡货物也增多,如景泰四年(1453)日贡使团“所携私货增十倍”[22](卷26)。


从1404年到1522年这百余年间“海上无事,内外各无犯者”,“此乃(与日)通商明验”[15](卷270),其对中日双方都有利。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虽使明日贡市断绝,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晴(明人称源义晴)力求补救,于嘉靖十八年(1539)遣使向明朝表示伏罪[15](卷260),希望重修旧好,恢复朝贡贸易。明朝廷为对日“封、`贡、市”问题,从嘉靖到崇祯长期争论不休。


守旧派完全从政治角度对待日本,认为“自有中国即有倭奴,岂无侵犯”,“若放析就绪,毁坏成策,而倒持太阿(剑)以予狡夷,启无穷之患”[15](卷439,《论倭贡市不可开疏》),把日本视为永久的敌人。有人认为日本叛服不常,使海疆不靖,徒增国家海防费用,“夷(日)以千市,(我)兵备以万,犹恐不足以折其奸谋,我之财力果足以办此乎”[18](第二十二册)只有绝其往来,才能无事;或只许入贡,不许互市。他们并不探究明日间种种冲突的根本原因。


主张对日通商开市的有识之士,认为解决明日矛盾的关键是对日开港通商。万历时内阁大学士张

位提出对日三策,即战、守、市,“夫言市者长算也”。日本求贡为何?“岂真犯中国哉,不过利中国之货物

而有无相易也”[15](卷408)。其后,大学士徐光启指出,日本所求“封贡市”,其中“所急者市,为市故欲贡,

为贡故欲封”。他认为对日绝市,“可时为之以难倭,使从我所欲”,但不可作为长期执行的“制驭之定术

也”,“必明与之市,然后可以为两利之道,可以为久安之策,可以税应税之货,可以禁应禁之物”。他所说

的“两利”,一是日本可以在中国买到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商品,如蚕丝、瓷器、药材等物,尤其蚕丝,价格便

宜,在中国大陆最高价每担银115两,在吕宋则每担需500两。二是中国在与日本贸易中,“我之丝帛诸

物愈有所泄”,可占领日本这个有利的市场。他认为应该把日本入寇与通商区别对待,“来市则予之,来

寇则歼之,两不相妨也”。他还认为即便从政治角度着眼,开市与日通商也有四利:“唯市而后可以靖倭,

唯市而后可以知倭,唯市而后可以制倭,唯市而后可以谋倭”[15](卷491)。尽管言者谆谆,朝廷完全不予

理睬,直到明王朝灭亡时也没有向日本打开东南沿海港口的大门。


俯瞰15-17世纪的亚洲,中日两国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又盛于日本,两国在经济发展中

有极大的互补作用。中国的丝绸、陶瓷、药材早在明代以前就驰名世界,能大量输出。这个时期日本工

业中的丝织业(尤其是畿内高级丝织业)也有长足发展,但本国生丝原料非常不足。据日本学者研究,在

16世纪后半叶所需生丝,除其本国能提供者外,每年尚由葡萄牙人输入6~15万公斤,17世纪30年代

每年输入18~24万公斤。这些生丝几乎完全是从中国供应的①。“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在中

国每百斤值五六两,至日本其价十倍”[23](卷2)。如此厚利吸引着中国、日本以及来自西方的葡萄牙和

荷兰的商人。16世纪末,日本银矿得到大量开采,欧洲人称日本为“白银群岛”。然日本“地产金银而不

用金银,所少者中国丝绵器用诸物耳”[15](卷408),其白银正好用来支付其与明朝的生丝、瓷器及其它物

品的贸易,而此时白银正为中国所亟须。中国在15、16世纪已确立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用当时人

邱浚的话来说是“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

焉”[16](卷27)。以贵金属为货币本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

白银产量不多,不足以供本国之用,正闹银荒,隆庆朝巡抚山西靳学颜上书说:“天下(中国)之民皇皇以

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银而不在谷。”[2](卷214)显然,发展

中日贸易,可以满足双方急迫之需,互助互利,不论中日关系以后如何,当时对中国而言正是发展自己经

济空前绝好的机遇。若亚洲这两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关系顺利进行下去,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很

可能与西欧并驾齐驱,不至于落后。然而这大好的形势至嘉靖时期结束了。嘉靖十八、十九年日本两次

遣使求贡,未获得明朝允许。万历时期,日本德川政府于1606年(日长庆十一年,明万历卅四年)和

1609年(日长庆十四年,明万历卅七年),先后分别致书琉球和朝鲜,请他们从中斡旋,恢复中日合法贸

易,均未有结果[21](第624页),直至亡明之时,日本终未能以贡市方式与中国开展合法贸易,只得另觅途

径,加强走私活动,以及在南洋以高价收购中国物品,或靠葡萄牙和荷兰的中介贸易。这些贸易途径,自

然不会像中日合法的、直接的贸易那样流畅,其对中日双方尤其是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海禁与反海禁

与前代不同,明王朝建立后不久就下令实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乙未,朱元璋谕大都督府

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1](卷70)所谓“禁其往来”就是禁止私造航海双桅大船,装载

违禁货物,泛海与外国贸易。这些内容其后在《大明律》中列为条款,以法律形式定为明王朝的基本国

166 第2期薛国中: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策。禁令非常森严,至有“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之说,违犯者轻则杖笞,重则极刑(或绞或枭首示众),家人

发边远充军,货物及船只没官。其邻舍不检举告发,所在官府不认真奉行,甚或包庇纵容,分别轻重一体

治罪。有明一代,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君主朱由检,海禁之令始终没有废除,只是在执行中有严宽

之别。论时期,洪武、嘉靖两朝最严,尤其是嘉靖时期,也是反海禁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论地域,沿海三

省,福建、浙江两省最严,广东一向较宽,由此入海者较多。

东南地区,包括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东部,是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太湖周边出产的蚕丝绸缎、江西的瓷器和福建的糖品果品等,大量销于海内外。然而东南之浙闽广三省

滨海地区,又是自然条件很不利的地带,尤其福建,山多地少,有人说该省“八山一水一分田”,地狭人稠,

土壤瘠薄,五谷稀少,再加上政府苛赋重役,民不聊生,只有下海捕鱼,出洋经商。《漳州府志·洋税考》

云:“闽地斥卤跷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18](第26册)越洋到外国去贸易,是

其生命所系,即如神宗朝巡按福建陈子贞所言,闽人“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24](卷262)。除

一般百姓外,越洋贩番的许多是商贾豪绅,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成(化)弘(治)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

巨舰贸易海外者”[25](卷7),其后日增。他们本是富者,有资本,有大海船,出洋自然不是迫于生计,而是

谋发大财,史谓“富者怀资贩洋,如吕宋、占城、大小西洋等处,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岁可

得二三十金”[26](卷41)。贫者有航海的技术和经验,凭劳力养家糊口。此外还有不少沿海军政官员,利

用其权势,假公济私,从事海外贸易。越洋贸易得到沿海官绅多方面的支持,或供应货物,或接济航海所

需器具和食物,或为之庇护,相依谋利。据万历时南京副都御史王世贞说:“闽浙间奸商滑民,瞷其利厚,

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15](卷332)无论富商大贾,势家官吏还是中小商贩,以

及受雇为篙师船工的贫民,虽各为不同群体,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到海外去谋取自己的利益。由此可

以看出,15世纪以后,明代社会中确已逐渐形成因利益驱动而要求向外发展的新兴势力。这支新兴势

力的活动,必然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发生愈来愈激烈的冲突。

到海外经商在当时是一条非常有利的途径。万历时出身于福建晋江的内阁辅臣李廷机,对此有深

刻的了解。他回忆年少时所看到从其家乡泛海的那些商人,“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

致富”[15](卷460)。把贩到海外的物品说成是贱恶什物,此话不当,应该说是世界人民所喜好的中国商

品;往往致富则是事实,16世纪的汪直,17世纪的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就是其中之佼佼者。据说有

个名王三(Wang san,译音)的大海商,其资本相当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资本的1/10[27](P.203),

当时东印度公司资本50万英镑。万历时期沈德符说,“滨海势家,全以通番致素封”[28](卷12)。




无论商民官绅,其海外贸易在穆宗隆庆之前,都是违反禁令以走私方式进行的。尤其在世宗嘉靖时期,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非常激烈。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发生后,明王朝对沿海戒备森严,既不允许外商船舶来华,更不准许中国船只出洋,官军在海上巡逻,缉捕出洋走私者,从而断绝沿海人民的生路和官绅商贾的财路,必然遭到他们的痛恨和反对。海商们联合起来,在豪绅地主、地方官吏以及沿海平民的暗中支持下,与缉私官军展开武装反抗斗争。这就是旧史所谓嘉靖时期“倭寇“问题特别严重的由来。


倭寇是日本破产武士在海上行劫的海寇群体,其间也有商人,从元代起就侵扰中国山东及东南沿海,明朝建立后严加防御。15世纪开始,日本当局(幕府)为了与明朝建立良好关系,对倭寇有所抑制,从而自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倭寇活动大为减少,东南沿海比较平静。从嘉靖年间开始,倭寇迭起,动辄人千万、船百艘,闹得东南沿海各处不得安宁,明朝官兵难以对付。学者们称此为“后期倭寇”,以示与以前的倭寇不同。其不同者在于“后期倭寇”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虽不乏素在海上以掠夺为生的海盗,但主要是被政府海禁政策逼得造反的中国商民。


嘉靖时唐枢反复指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23](卷11)。“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15](卷270)称为“倭寇”的海盗中也有日本人,其有贫倭富倭之分,但为数极少,有人说“夷(日)人十一”[15](卷281)。又有人说,“今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23](卷11)。有人亲眼看到倭船每艘200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15](卷256)。


商转而为寇之所以要“挟倭以为号”,当时浙江提学副使薛应说得十分清楚:“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引致倭夷以为助。唯以倭名,则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15](卷288)把当时被“逼上梁山”的海商仍称为“倭寇”,视为民族敌人,把镇压他们的人誉为民族英雄,是很不应该的,当予以正名。



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在嘉靖时期非常激烈,有两局值得注意的大搏斗。一是嘉靖廿七、廿八年海商许栋、李光头与巡抚浙闽朱纨的斗争,二是嘉靖卅一至卅六年海商汪直武装集团的反海禁斗争。许栋又名许二,徽州歙县人。李光头又名李七,福建籍人。二人长期违禁从事海外贸易,曾被官府逮捕入狱。

一同越狱后,邀集一帮海商以浙江宁波外之双屿岛为基地,“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他们得到沿海特别是福建漳州、泉州势家大户的支持与庇护,甚至与他们结为婚姻[2](卷205),这当然是明朝官府绝对不能容许的,朝廷命官巡抚闽浙都御史朱纨以重兵围剿。嘉靖廿七、廿八年,许栋与李光头率领其部众在浙江、福建沿海与官军周旋。廿七年四月,许栋在浙江象山外之九山洋被俘,廿八年三月李光头在福建诏安被俘。朱纨严下海之禁,“凡双樯余皇一切毁之”[29](第3页),取消济渡,加强保甲组织统治,搜捕泛海商民。他在向朝廷报捷的奏文中,指责浙闽势家大姓与“倭寇”(实为中国人)有勾结。这一切遭到浙江、福建豪势富贵人家的深恶痛绝。许栋、李光头的失败,也是所有泛海牟利者之不幸,与海利有关的士大夫家亦不满,因“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贼党”,要求从轻发落[2](卷205)。未准,李光头等96人被处死刑,致群情激忿,对朱纨恨之入骨。


巡按御史周亮(福建籍人),“上疏诋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竟入其请”[2](卷205,332)。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错置乖方,专杀启蜻衅”。兵部都给事杜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都说“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陈九德)所劾”[2](卷81,205,325)。朝廷将朱纨罢职听勘,一时的“禁海”名臣成了阶下待罪之徒。所属之副使柯乔、都指挥卢镗均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后释放任用)。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禁与反海禁生死大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朱纨认识到反海禁势力之强大,曾慨叹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衣冠之盗者,盖指主张开放海禁之朝野士大夫。朱纨陷于绝望之中,自知民愤极大,“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绝之,不须人也”,乃“作俟命词,仰药死”,时嘉靖廿九年七月。朱纨死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2](卷205)。这并不是海禁的结束,反海禁斗争还在继续。


李光头等牺牲后,汪直等继续在海上与明王朝进行反海禁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活动地域之广,队

伍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汪直(有作王直,各史书不同)安徽歙县人,号五峰,“素沉机勇略”,曾为

盐商,深感“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觞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乃于嘉靖十九年(1540)与叶宗满等在广东

建造航海大船,开始其海上走私生涯,廿三年加入许栋集团为管柜。当时海上走私集团众多,“或五十

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占泊各港,纷然往来海上,入日本、暹罗诸国行货,遂诱带日本各岛贫倭,藉其强

悍为羽翼,亦有纠合富贵倭奴出本附搭买卖”[30](卷162)。许栋等失败后,汪直不仅继承了许栋的力量,

而且将东南海上的其它走私集团,或吞并或联合,形成一支非常强大的武装集团,以舟山群岛的烈港为

根据地。“汪直行商海上,结合内地居民,始最亲信,其于海上诸商伴,亦各推服”[15](卷270)。他不仅控

制了东南海域,而且日本“凡三十六岛之夷,俱从指挥”[30](卷162),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

王”,过往番船也要打着“五峰”旗号方能行驶。嘉靖廿九年朱纨死后,明朝浙闽沿海的防务有所削弱,但


倭警不多,其与汪直能控制这一区域的形势有关,因又自称“净海王”。汪直曾自白道:“直觅利商海,卖

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29](第113页)虽然如此,明王朝仍然不能容忍他

们的存在,誓要全部剿灭方肯罢休,汪直等不得不应战。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从嘉靖卅一年(1552)一

直进行到卅六年(1557),长达六年之久。明朝政府除沿海几省的军队外,还调集内地一些省份的兵力,

共20余万人,然对汪直武装集团亦无可奈何。汪直本商人,虽因海禁被迫与朝廷对抗,却始终希望解禁

开市通商。嘉靖卅六年九月上书朝廷,表达其拳拳报国之心,只要允许闽浙像广东那样弛禁开市,“通关

纳税”,他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以靖边疆,以弭群凶”[29](第113,114页),即平息海上任何势力的骚扰。汪

直于嘉靖卅八年(1559)被逮捕下狱,十二月处死。汪直牺牲了,反海禁斗争并没有停止,连年进攻南直

浙闽各地,所谓“海上之峰燧犹未息”[15](卷256)。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归天,穆宗即位,改元隆庆,在人民顽强反海禁斗争的压力下,接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的建议,由官府颁发准许出海的“引帖”,准贩东西二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余皇,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白银),岁无虑十万(两),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25](周起元《序》)。据外国学者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 000-10 000吨。1601-1640年,东亚共获得大约6 000吨白银,“几乎所有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31](第207,210页)。大量白银输入,在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在中国则促进了明王朝的经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田赋“计亩征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白银收入,这是人民反海禁斗争的结果。


然而,对于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仍实行严厉的禁运,抛弃了这个大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使西方的葡萄牙等国乘虚而入,从事明日间的中介贸易,大获其利。有学者统计,1599-1637年(万历廿七年至崇祯十年)间,葡萄牙商船把中国货物运往日本长崎出售,共得银5800万两,其中1636年235万两,1637年260万两[32](第10页)。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1624-1662)收购中国海商运去的生丝,其价每担(100斤)140-160(银)两,转售于日本则每担260两,获利162.5%-185.7 %。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葡、荷商人从中进行的。当时若准许中国商人直接贩丝于日本,在大陆每担80-115两,可在日本获利226-325%。让西方殖民主义者乘机得利,而中国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海禁之害令人痛心。



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是从明代开始的,是自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社会制度对历史发展负面作用的严重恶果,其后愈甚。且不论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如何,仅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值此15、16世纪海道大通之际,明朝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清王朝又完全继承这一反历史潮流的政策。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以其保守的政治

而与世界隔绝,从而失去与世界市场进行物资、金融交流互补的机会,失去借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本国经济的竞争机制,而这两个所失去的正是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重要外部条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是绝对不可能长期协调发展的,政治的落后最终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中,落后必受凌辱。殷鉴不远,历史留下了永志不忘的沉痛教训。





注 释:

① 此据《日本经济史》第一卷(日)速水融、宫本又郎合编《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3~134页。其中所云葡萄牙人输入日本生丝,是在中国广东收购由澳门运去的。除此以外日本商人还从吕宋收购中国海商运去的生丝,中国商人也不断违禁向日本走私丝绸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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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of Maritime Embargo in Ming Dynasty

XUE Guo-zho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XUE Guo-zhong(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15th~16thCentury World History.

Abstract:Soon after the Ming Dynasty had founded,the rulers of the Dynasty carried out strictly

the maritime embargo as national primary policy.For the aim of consolidating their governing of the

whole country,that policy banned Chinese people to come in contact with foreign countries by sea.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cy also forbade the foreign merchants to enter china.As a result, the policy

seriously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and obstru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trade on tribute; maritime embargo; Japanese bucca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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