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十五节 临时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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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东路军被消灭、曹瑛自杀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三省联军”让直皖战争的胜利者、目前国内最强大的军事势力——直系军事集团俯首称臣了:吴佩孚的通电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率领的大军并没有去解保定之围,而是停驻在了高碑店,这本身就已经够明白的了。


兵戈止息,这是令全国振奋的大事,小吴的声望因此又上升了不少。但是曹瑛之死却让社会舆论对“三省联军”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刚刚才露出小犄角的“抗日英雄”竟然被“抗日部队”所杀,不论怎么解释也难以让民众的不理解情绪在短时间里平息下来。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强权时代,民众的好恶远远影响不到高层权利的更迭。按照民国成立以来的规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接下来必然就是全国各方势力的重新洗牌了,中央政局的变动是必然的,国内外舆论对三省督军进京之事的格外关注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1920年6月14日,北京。


备受国内外舆论瞩目的三省督军与中央两大首脑之间的“秘密磋商”历时5天,终于把最后的结果盼出来了:当日下午,徐世昌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在这5天当中,全封闭式的会议和严密的警戒让云集京师的100余名中外记者一筹莫展,没有任何片言只语从位于总统府的会场里面传出来。倒是上海《申报》有两名非常有毅力的记者在总统府门外整整守侯了5昼夜,还做了如下耐人寻味的记录:


9日下午4时许,徐(世昌)总统在府门前迎接菲方段(雨生)部长、吕(斌)主任、山东张(树元)督军、福建李(厚基)督军、广东陈(炯明)督军,靳(云鹏)总理、参议院梁(士诒)议长进府;10日上午11时许,一队军人骑马进府,何人不详;下午傍晚时分,该队军人离开总统府;11日,只见一辆送菜车进府,无大事发生;12日,无大事发生;13日下午4时许,梁(士诒)议长出府;14日上午10时许,参加会议者全体出府。余试图冲上前去采访,被警卫阻挡、未果。但余观众人颜色,似均有笑意。余据此推断:各方应对会议结果较为满意。午后,余即闻讯进府,参加记者招待会......


第二天上午,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徐世昌总统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发布的重要消息:


一、宣布安福俱乐部为非法组织,依法予以取缔。通缉以原众议院议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首的所有安福系祸首,所有安福俱乐部提名之官员全部停职待查。


二、因原国会参、众两院均为安福系所把持之故,大总统徐世昌宣布本界国会为“非法国会”,从即日起停止国会行使权利、予以解散,并宣布“休会两年”做为过渡期。休会期间,由全国各行省推选代表各两人,组成临时议会,暂时代行原国会职权。


三、对参与本次战争的直、皖两军将领实行大赦,不再追究其战争责任。但对“首恶”段祺瑞、徐树诤、曹锟三人将以“出卖国家利益、扰乱国家秩序”等罪名依法向大理院提起公诉,并将公开审判。对(刚刚发布通缉令的)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人将以“胁从”之名义从轻发落。


四、总理靳云鹏宣布两年过渡期临时看守内阁组成人员名单: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洪伊;财政总长梁士诒、次长廖仲恺;陆军总长张树元、次长吴佩孚(兼);海军总长萨镇冰、次长陈虎(兼);司法总长覃振;交通总长于右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朱执信;工商总长张静江;币制局总裁宋子文。


五、大总统徐世昌令:由陈炯明兼任总统府临时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由昭武上将军姜桂题署理将军府、由胡汉民担任审计院长官。各省督军、巡阅使各守现防区,暂不做调整,等候中央命令。


宣布安福俱乐部为非法,段雨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把国会解散了,他们的各项新政策才不会被这些代表着保守和腐朽思想的国会议员们处处掣肘,这些政策才会在“临时内阁”的名义下迅速得以施行下去。只要经过这两年“过渡期”的整顿和建设,他们相信,那时整个国家肯定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再去争取那些得到了实惠的民众的支持,就应当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安福俱乐部是由一群倾向于皖系的政客在1918年3月8日发起成立的,它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和政务研究会等部门。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


安福俱乐部是一个具有国家全部官制雏形的组织,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尤为完密,凡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都必须在国会参众两院内用一个声音说话。


1918年,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重选国会议员,由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选举。8月召开国会、9月即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议员多是安福俱乐部成员。正因为它凌驾于国会两院之上,大多数议案都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暗箱操作,因此该国会遭到了全国的反对,这届国会也被人称之为“安福国会”。


在真实的历史中,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为反对皖系、破坏孙中山的护法,以召集民国2年的国会、恢复《临时约法》和黎元洪复职为由解散了安福国会。段雨生为了稳定全国局势,一面解散了安福国会,一面却保住了这届国会的直接受益人——徐世昌的总统位置。他们并没有让黎元洪出山代替徐世昌的打算,对于他们来说,解散国会是必须的,谁来当这个总统却没有什么分别——反正都是傀儡。



临时内阁不仅把原来直、皖两系的官员清扫一空,还起用了顾维钧、蔡元培、宋子文等许多新人。从内阁成员的组成来看,梁士诒、萨镇冰等人不过是占个名头儿罢了,自不必多说。孙洪伊原就是孙中山民国军政府时期的内政总长,于右任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覃振在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期就是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张静江也是老同盟会成员,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更是同盟会的骨干。这些人的名气原本就不算小,这次他们重新进入内阁,给外人的印象,就是同盟会重新崛起了、北洋一系开始衰落了。而在实际上,那些入阁的同盟会成员不过是个象征罢了。没有背后张自强集团强大武力的支持,同盟会想要进入中央政府根本没有任何的可能。


张自强等人并没有把未来人安排进内阁,而是让那些国内有名望的原同盟会成员进了内阁。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要考虑国内民众的承受能力。他们这些未来人的名望还远远不够,这种事情还不能急,只能慢慢来。这样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他们下一步准备实行的政党政治铺路。因为他们满足了大部分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官欲和权欲”,孙中山等人也因此打消了对张自强集团的成见。


这个“看守内阁”的人员名单几乎照搬了按照菲方的提名。对于菲方的这个“一揽子”计划,总理靳云鹏本人倒是没什么意见,反正他当傀儡已经当习惯了。但是段雨生糊弄徐老狐狸却并不容易:他当然不甘心继续当他的“盖章机器”,总想把自己的人多塞进内阁几个。


但内阁各部都是涉及到未来各项改革的关键性部门:交通部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铁路和公路、教育部要进行完善基础教育设施的工作、农林部要修建重点水利工程和进行良种推广工作、工商部将颁布和执行新的鼓励工商业和矿业发展的政策,财政部和币制局将主导货币和金融改革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依靠那些老古董们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段雨生和吕斌才坚决地拒绝了徐老狐狸把他的人安排进内阁的要求,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


按照菲方的计划,徐老狐狸的人只有一个梁士诒进了内阁,对这样的结果他显然不甘心。老徐非常清楚菲方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自己的配合,尤其是现在。而且此时不讨价还价,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的态度也很强硬,尤其是对军队这一块儿,他表现得更是异常坚决。


菲方把海军少将陈虎率领的一个分舰队“送”给了中国政府,与原中国海军合并指挥,实际上是把实力小得可怜的北洋海军给吞了。大家的实力都摆在那儿呢,徐老狐狸除了同意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但是陆军就不同了:老狐狸很清楚小吴对他相当“不感冒”,所以他坚决反对由吴佩孚担任陆军部次长。可是未来军事改革的重点改编对象却正是吴佩孚手下的军队,不把小吴弄进“领导层”,显然对今后的整军工作非常不利。双方在陆军的人员安排上都不肯退让,谈判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段雨生给老徐演了一场戏:他提议把属于总统直接管辖的参谋本部和将军府这两个部门让出来,交给徐老狐狸自己安排人选。然后,再由陈炯明和李厚基出面提出反对意见,提议由他们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和署理将军府。这下老徐傻眼了:人家手下的军队能把日本人都打败了,他心里就是反对也不敢明说了。在段雨生的“协调和劝说”下,最后李厚基表态,放弃了将军府,改由热河督统姜桂题来署理。虽然他们计划中的参谋本部和将军府不会有什么实权,但是这样做毕竟圆了徐老狐狸的脸面,他也就没什么说的了。


为了维护和稳定大局,段雨生还把吴佩孚从高碑店请到了总统府,让小吴也参与了这次秘密谈判,以显示对他的重视。那两名记者见到的那队军人正是吴佩孚进京的队伍。


段雨生和吕斌在警卫战士的保护下回到了位于东郊民巷的办事处。他们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床,然后睡觉!这5天5夜,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因为每个决策都不是小事,他们事事都需要跟马尼拉交换意见,对徐老狐狸和靳云鹏更要摆事实、讲道理,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好在三位督军还算听话,在他们的配合下,计划才总算落实了、未来政府的基本框架也算架起来了。


睡足了觉,吕斌同段雨生立刻又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开始筹划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内阁虽然成立了,架子也搭起来了,可是局势并不乐观,他们前面要走的路仍旧困难重重。


第一就是奉系军队驻防地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临时内阁的人员安排完全由菲方一手包办,他们事先并没有通知国内的第二大军阀势力张作霖,更没有请他派人来参与谈判或者事后征求他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张作霖和奉系军阀被菲律宾政府“内定”,剥夺了他们今后在中央政府的发言权。


既然“临时内阁”是成心跟张作霖“过不去”,那么胡子出身的老张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或者搞些小动作应该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事情。张作霖的兵现在已经驻扎到了滦州,距离京师太近了,他们必须防患于未然,绝不能让张作霖影响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按照段雨生的打算,必须把他们全部赶出关外。


至于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段雨生联系了海军司令陈雨,让他派海军把四个团运往秦皇岛海军基地,增强那里的力量。然后,再由徐世昌下达总统令,命令关内奉军退出山海关。如果张作霖敢抗令,菲军就占领山海关、卡死关内奉军的退路,然后大兵压境、将关内奉军就地缴械或者消灭。这也是段雨生他们之所以不理会张作霖的原因:他们估计张作霖十有八九会听话,因为他最担心的事情应该是菲军从辽东半岛进攻奉天!


第二件事是关于吴佩孚的。


吴佩孚在高碑店发表通电之后,保定和高阳两地的直军就放弃了抵抗。这些军队加起来有近10万人之众,如何安排他们的驻防地就成了一个难题。


这些部队有直皖战争开始前从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地调集来的,也有原皖系投诚的队伍,还有小徐从蒙古带来的三个旅的日械“参战军”。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原防区显然不合适:既然他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放虎归山了。段雨生跟吕斌讨论的结果就是:先解决曹锟,然后再跟小吴商量驻防地的问题。


第三件事,段雨生认为是最为关键的步骤:那就是组建中层和基层的各级政府机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人员队伍。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架构当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那几个身处上位的部长,而是那些具体承办事务的政府公务人员。你制订的政策再好、计划再周密,只要下面的“和尚”把你的经给“念歪”了,再好的政策也无法发挥作用、再周密的计划也无法落到实处。这个问题在现代尤为突出,已经成了政府的痼疾。


再好的政府架构都需要人去运做,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他们准备把在菲律宾施行了三年的办法搬到大陆来。


第一步就是对人员设定强制的“进门标准”: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必须受到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个规定,最起码把那些连中国字都认不全的人挡在了政府机构的大门之外。然后再对现有的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培训并进行严格的考核,合格者再重新安排职务,接着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待遇。这样双管齐下,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问题就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偏差了。第二就是对各级机构设定强制的“红线”:每一级政府部门的数量和人数经过科学的测算,然后对机构数量和人数进行严格的控制,任何人都不得超出编制。对越过这两道“红线”者,不论是谁、不论他的职务有多高,即使是总统也会就地免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两个强制性规定,从根本上杜绝了政府公务人员素质低下、政府部门恶性膨胀的问题。


其实制订这个办法的张自强等人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难过的就是“人情关”。谁都有三亲六故、谁都有同学同乡,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求到谁也抹不开面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机构设置的控制不严格,监督机构更是等同虚设,这就是中国的政府机构之所以越裁人越多的根本原因。


身处上位者未必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是咱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那些能进入政府机关的人都不“简单”,真要雷厉风行地搞下去,那他得罪的人肯定能占到领导层的90%!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机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就算他走运,侥幸把事情办成功了,估计这个人的仕途也就到头了。这就是中国的机构改革之所以越改越庞大的体制原因。


那么,全国各级政府机构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的公务人员从哪里来呢?


第一个来源,就是从菲律宾先政府中抽调一些骨干;第二个来源,就是从现有的公务人员当中选拔出部分优秀的人员;第三个来源,就是从菲律宾和国内各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中招收。这是一项烦琐、细致,但是又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尽快着手进行。没有一支精干的公务人员队伍,他们制订的任何新政策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可是,国内的现实却是军阀割据、各霸一方。要想安稳地进行经济建设,前提就是必须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让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全国畅通无阻。这个目标太大了,短时间内恐怕是无法办好的。为了争取时间,张自强集团决定首先解决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把政府机构建设和经济建设在这些地区率先进行,然后再随着对军阀势力的清除向全国推广。


至于各地军阀们的反抗,他们当然也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皖系完了,直系的主力吴佩孚也被他们收服了。奉系的张作霖内有日本人、南有辽东半岛上的菲军、东北方向的远东共和国也是菲军的势力范围,老张现在是四面受敌,已经从当年的老虎变成了见天的病猫,再也没有精力掺和中央政府的事情了。至于以陆荣廷为首的中国南方势力最大的桂系军阀,经过粤桂战争之后龟缩到广西一隅,已经没落了。滇军集团唐继尧控制的云南和贵州土地贫瘠、山高林密、地理位置偏僻,派兵硬攻得不偿失,只能缓图。他们已经让滇军元老张开儒做了许多工作,虽然还未见到成效,但是这种事情急不得,等到全国稳定之后再解决他们也不晚。


从目前的形势分析,各省督军大部分都仅有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少数人如浙江及凇沪督军卢永祥也就指挥两个师。菲军跟日本军队作战都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量他们也没有胆子敢于公开抗命、跟菲军直接叫阵!不管到什么时候,实力都是处在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孙嘉诚以“粤、闽、鲁三声联军司令”的名义派人送给各省督军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结束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只要有人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曹瑛的第四混成旅就是你们的榜样!”


讲道理是必须的,但是武力威胁却永远是最有效的:只有短段四个小时的进攻,就让共约两万余人的直系东路军全线崩溃——杀了曹瑛这只小鸡,那些督军们应该知道进退了。这样强横的战斗力,不是他们那点儿武装力量所能抗衡的!


第四就是关于逐步撤换各省督军的顺序问题。


全部撤换显然不行,法不责众的道理他们当然明白。如果是大范围同时动作,痛快倒是痛快了,可肯定会逼着那些督军们团结到一起,弄不好部队就会出现哗变或者叛乱。如果真的弄出几支叛军来,就违背他们不打内战的初衷了。


至于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由于他们有远东地区的煤炭、南美洲的铁矿石和文莱的石油,再加上他们有强大的海军来保障海路运输安全,所以他们对于夺取大庆的油田、山西的煤矿、马鞍山和攀枝花的铁矿等地并不着急,他们还要尽量延后对这些资源的开发时间,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内有限的资源呢。所以,资源的事情对他们撤换各省督军的决策不会有丝毫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各国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几乎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按照李清等人制订的工业发展计划,他们此时最需要控制的地方也正是交通相对便利、商业相对发达、人力资源相对充足的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濒临上海的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最富庶的省份。他们必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对上海和这两个沿海省份的实际控制权,把中国的沿海地区从广东一直连到辽东。这样一来,中国大陆的整个沿海地区就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他们即将进行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最关键的步骤。


要想顺利把上海和苏、浙两省拿到手,就必须先解决凇沪浙督军卢永祥和“长江三督”。“长江三督”是指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和江西督军陈光远这三个直系督军。他们的防区正好把持着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水道地区,而长江流域又是张自强集团经济复兴计划中的下一个重点建设地域,也是他们志在必得的地区。


这些地方几乎集中了全国80%的财富,一直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盘踞在这里的地方势力更是根深蒂固,遇到的重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也知道,这里的关键就是那几个督军和他们手下的军队。只要先摆平了军队的问题,其它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就是用武力他们也要把这几个督军给摆平了!


第五件事,就是他们必须让曹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小吴跟曹锟虽然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是高碑店和张家口两地的直军之间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老曹还活着,小吴手下的军队就不能稳定,因为他们随时都会有投靠老曹的打算和可能。据小吴说,现在就已经有人从高碑店和保定逃跑,去察哈尔投旧主了。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为了稳定大局,最彻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曹锟“人间蒸发”!


段雨生把刺杀曹锟的任务交给了一直跟随着他的济南秘密行动组的三个杀手,他还命令特种兵中队长冯敏少校负责掩护三个人安全撤回。这些人随即进入了准备阶段:详细勘察北京至张家口一带的道路和地形、派人进入察哈尔境内探路、搜集曹锟在张家口的吃、住、行等详细情报等等。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是等待段雨生下达行动命令了。


段雨生却没有贸然命令他们执行刺杀任务,而是先授意临时内阁内务部全面调查曹氏家族成员官商勾结、强取豪夺的罪行,并在报纸上不停地披露有关曹家的丑闻。毕竟刺杀曹锟这样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负面影响也很大。不到万不得已,段雨生并不想使用这种恐怖手段。他是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转移民众的视线,也许还能弱化将来因曹锟被杀而必然在北洋将领之中引起的心理恐慌。


曹锟有四个亲兄弟。随着曹锟的步步高升而发达,曹家兄弟形成了兴盛一时的曹氏家族。他们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成了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曹锟的大哥曹镇原随其父当排工,自曹锟起家后,他便专门从事掠夺房地产、经营商业的活动。他仗势强夺了大沽高家港大户高明镜年获利10余万元的高家港河滩地。为了给曹家祖先修建家祠,曹镇扩展地基,强拆旁人家的房屋,刨旁人的祖坟。乡人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


内务部首先拿曹镇开刀,授意高家港大户高明镜和其他苦主联合状告曹镇强夺土地、挖人祖坟。随后,天津市军管会派人在大沽中通当(曹镇的当铺)将曹镇逮捕,接着又查封了曹镇的儿子曹士魁在大沽经营的魁星米面庄和三星米面庄。


天津市是曹家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曹锟的四弟曹锐原为直隶省长,同时他也经营着众多的商号和工厂。随着曹镇被捕,针对曹锐的调查工作也开始了。内务部对属于曹锐名下产业的恒源纱厂、利丰大米庄、利丰被服厂、同幅饼干公司等企业进行税务调查,查出上述企业总共偷漏税款二百余万圆。


调查中还发现这些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次充好、牟取暴利的违法行为。原来,这是曹锐与曹锟两人联手作弊:曹锐从各地采购米面和被服原料都不出运费、不纳捐税,再将米面、被服等以高价售给各军充做军需,从中牟取巨额暴利。


曹家这些官商勾结、坑害国家的事被报纸如实刊载曝光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些报纸甚至称曹氏家族一案为“民国第一大案”,各界纷纷要求内务部对此案一查到底,严惩祸首。段雨生利用此案,成功地把全国舆论从对菲律宾政府的关注转移到了“反腐败”这个最敏感的经典话题上。


随着内务部对曹锐的调查继续深入,转向了卖官鬻爵这个更为敏感的问题:曹锐原在大沽钰盛号米庄学生意,在曹锟发迹后他弃商入仕,1917年曹锟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曹锐任直隶省长,兄弟两人分掌直隶行省的军政大权。曹锐依仗曹锟的权势在民间横征暴敛、不择手段。他把直隶全省100多个县缺按特、大、中、小等定价,小县八千元,中等县九千元,大县1万元,天津、滦县、清苑等要县属于“特缺”,要“临时议价”,非三、四万元不能到手,定期均为一年。他从1918年到1920年当了两年省长。仅出卖县缺这一项就收入四百余万元!


管子曰:上卖官爵,十年而亡。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报纸上一经详细公布,立刻在全国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惩治腐败的呼声,整个社会舆论几乎都在围着“曹氏家族腐败案”转。接着,内务部又曝猛料:曹锟在其五弟曹钧的廊坊宝权珠宝店公司、天津大信诫五金行和保定电灯公司内有股10万元;曹锟的七弟、号称“曹家最穷”的曹镁,在他任陆军测量局长和二十六师师长期间,以采办军需为名贩运烟土,获利六百余万!


虽然说买官卖官的现象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发生,但是这样的贪官仍然是老百姓最痛恨的对象。段雨生把曹门一案的真相全部公布在报纸上,这样的做法却是极其罕见的。老百姓都说“官官相互”,其实凡是涉及到腐败的案子,往往都牵连甚广,可说是“拔起萝卜带出泥”。为了维护政局的稳定,许多案子也确实不宜公开处理。


而段雨生他们却丝毫没有这层顾虑,他们还巴不得把北洋政府的这些旧人全都牵连进去,好方便他们换上自己人呢!果然,随着曹门一案的继续深度挖掘,许多“全国知名”的名人也被牵连进来了,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竟然都是直系的骨干!在全国舆论的吵闹声中,临时内阁新上任的内务部总长孙洪伊名声雀起,成了名噪一时的政治新秀。


既然证据确凿,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收缴赃款、尽量减少损失了。在曹锟的几个兄弟中,曹锟与曹锐的感情最厚,曹锐又把自己的独生子曹士藻(曹少珊)过继给了曹锟,因此曹锟对曹锐十分信任。曹锟的现金多由曹锐经营,连同曹锐的私蓄,大部分存在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这些存款都是用的假名字,都由曹锐经手主管。


因为收缴赃款的工作涉及到了洋人的银行,所以这项工作由内务部总长孙洪伊亲自带队执行。孙洪伊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撬开曹锐的嘴巴。曹锐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选择了对抗,这让孙洪伊颇费了一番心力和手脚。曹锐所受的皮肉之苦自也不必细说,反正他最后还是没挺住,招了。


接下来就是追缴赃款:英国汇丰银行的帐目已经被菲军就地封存,收缴工作很快顺利完成;美国花旗银行在菲方的协调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下也选择了配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态度却十分恶劣,他们耍起了洋大人的派头儿,拒不配合内务部的工作。


这个大案是内务部总长孙洪伊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案,他决心把这个案子办得漂漂亮亮的,对全国民众有个圆满的交代。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和全国各界的关注也让孙洪伊没了退路。曹家在法国银行所存的款项和珠宝实物占曹锐所交代总数的一半还多,对这笔巨款他更是志在必得:只有把赃款全部收缴入库,才算最终结案。法国人的蛮横在中国一向管用,没想到这次却碰到了钉子上:孙洪伊一见对法国人来软的不起作用,就请求天津军管会主任、菲军第3师师长孙富元少将协助执行。


孙富元对孙洪伊的请求当然是满口答应:他正愁找不到搜刮洋人的理由呢!可是军队毕竟不同于警察,让他们办这种事也确实掌握不好分寸。孙富元派一个连包围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将里面的法国人全部就地扣押。然后,士兵们熟门熟路地拿枪逼着银行经理打开了地下金库,将里面的金银珠宝和纸币全部“依法转移”到了自己的兵营里!至于那些帐目,反正他们也看不懂,就遵照命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孙洪伊。


孙洪伊要收缴的赃款很快就从兵营里面提走了,把案卷移交给司法部门,他的任务到此就算基本完成了。可是菲军的行为却给临时内阁新上任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带来了大麻烦:既然现在的天津驻军是“三省联军”,法国公使的强烈抗议当然就得找顾维钧了!


顾维钧刚刚上任就碰到了这种事情:如果法国公使所说的事属实,就确实是自己这方的错。可是肇事的菲军他 却管不了啊!他只好发挥特长,一句“暂不清楚,待调查之后再予答复”,把气得暴跳如雷的法国公使用笑脸暂时打发走了事。


对于民国的外交人员来说,外国人的抗议几乎就是讹诈和战争威胁的同义词。顾维钧还是第一次碰到外国人因为吃了大亏才抗议的事呢!送走了法国公使,他连忙用外交部新配发的电报机向正在新加坡跟英国人谈判的刘思扬请教对策。


而刘思扬的回电却让他的脸从此一直保持“苦笑”半个多月:“少川兄所遇之事,在小弟这里不过沧海之一粟耳!弟自顾尚且不暇,兄只能自求多福了!对付夷人,弟倒有句心得相赠:做小人、讲歪理、耍无赖,为国争利,不择手段。”


法国人的这次抗议,只是顾维钧“噩梦”的一个开始而已。随着菲军针对外国势力的行动越来越频繁,顾维钧的外交部也步了刘思扬的后尘:用柜子装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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