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节汇考

日本从公元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节,遣唐使节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终有唐一代,日本先后共派了十九次遣唐使节。(1)其中三次虽已任命,但终究因故未能成行(2);另一次则因送唐使回国,仅至百济即还。因此,遣唐使节之中,实际至唐者共十五次。而这十五次之中,有两次是作为送唐使来中国的(3);还有一次是作为迎入唐使节而派遣至唐的(4);确切的说,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节共有十二次。但是,上述两次送唐使及一次迎入唐使都已抵达唐朝,其中往返逗留的时间都在两年左右,在唐停留时间比较长。因此,我们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对日本遣唐使节的统计,应以十五次为宜。(详见附表)

这十五次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使,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有下列十二次:

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舒明二年)八月,日遣唐使尤上三田耜、药师惠日等来唐。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唐朝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前往回访。《新唐书》卷二二零《日本传》亦有相关的记述。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七零《朝贡三》记载,日本遣唐使团到达长安的时间是贞观五年十二月。

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日白雉五年)二月,日遣押使高向玄理、大使河边麻吕来唐。《旧唐史》卷四《高宗纪》记载,是年十二月日本使团抵达长安,进献唐朝的“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新唐书·日本传》和《册府元龟·朝贡三》之记述大致相同,不过皆记玛瑙若五升器,非如五斗器。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日齐明五年)七月,日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遣唐。《册府元龟·朝贡三》记,是年十月使团入朝。

公元669年(唐总章二年、日天智八年)日使河内鲸遣唐,《册府元龟·朝贡三》记,是年十一月日本“遣使献方物。”

公元702年(唐长安二年、日大宝二年)六月,日遣执节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等来唐。《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是年十月使团到达长安。《旧唐书·日本传》对粟田有这样详细的记述。“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于麟德殿。”《新唐书》之记述,亦大抵相同。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养老元年)三月,日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及日著名留学生阿培仲麻屡、吉备真备等同船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当年十月使团到达长安,并“命通事舍人就鸿胪宣慰。”《旧唐书·日本传》则有较详细的记述:“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新唐书》误将其记为粟田,其他则与《旧唐书》大致相同。

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四月,日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等使唐。《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兼(原字为人字边兼)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书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同卷又记:开元二十二年使团抵达长安,并“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二十三年三月日本国又“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请求》篇又载,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天平胜宝四年)闰三月,日遣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来唐。《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二年三月日本国“遣唐贺正;”六月“遣使来朝。”《旧唐书·日本传》记为:“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

公元777年(唐大历十二年、日宝龟八年)六月,日派大使小野石棍、副使大神末足等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日本使臣到达长安的时间是大历十三年正月。

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日宝龟十年)五月,日送唐客大使布势清直等送唐使孙兴进归国。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和《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皆记,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日本使者到达长安。《新唐书·日本传》有这样的记述:“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化者也。兴能善书,其字似茧而泽,人莫识。”(5)

公元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日延历二十三年)七月,日遣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判官高阶远成等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及《旧唐书·德宗纪》记载,是年十二月日本使团抵达长安。《旧唐书·日本传》对日本使节这次来访曾有这样的记述:“贞元十二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 《册府元龟·请求》中所记大致相同。而《新唐书·日本传》中把橘逸势与空海在唐留学二年,误为“历二十余年。”(6)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承和五年)七月,日大使藤原常嗣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和《旧唐书·文宗纪》记载,是年十二月,日本使团抵达长安,并进献珍珠绢等物。

而未见于我国相关文献记载的日本遣唐使节有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日白雉四年)、665年(唐德麟二年、日天智四年)和759年(唐乾元二年、日天平宝字五年)的三次。

此外,除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和森克已先生的记述的日本遣唐的十五次访问外,在相关的中国文献记载中,日本来唐的使节还有下列六次:

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日本天智天皇立于公元662年。明年,当为663年,即唐龙朔三年。

据《新唐书·日本传》记:“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咸亨元年为公元670年,原疑此即公元669年所派出的遣唐使节。但《册府元龟·朝贡三》却记为两次:“总章二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咸亨元年三月,倭国王遣使贺平高丽。”

据《册府元龟·褒异》记载: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日和铜四年)“十一月丁卯,日本国遣使朝贡。戊辰敕: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波,兼献邦物, 其使者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乙酉鸿胪寺奏:‘日本国使请渴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

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日天平胜宝七年)六月,日本国“遣使贡献。”

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日嘉祥元年)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仁寿三年)四月“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

而事实上,日本来唐人员中,除了官方的遣唐使节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或随遣唐使团、或乘商船、新罗船,或经朝鲜频繁地往返于两国之间,在文化的交流,传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日本留学生阿培仲麻吕(即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和学文僧空海、圆仁等,对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阿培仲麻吕,在唐生活五十余年,历任左补阙、卫尉卿、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等著名的诗人交往,常相互间酬唱和诗,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

但在千余年前,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相对不是很发达的时代,横渡东海,遣使入唐,对于日本而言,确实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如日本第一次遣使入唐后,太宗命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回访,高表仁在历经艰险回国之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也。”(《唐会要》卷九九月《倭国》(7)又如鉴真大师,5次东渡失败,途中死亡36人,280余人退出,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延历僧录》)。以此察之,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必定是肩负重大使命。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解释唐代中日关系时便指出,日本遣唐使节的目的字于“当时交易等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文化产物成为最主要的内容。(8)”这种“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文化产物,”其实就是指书籍。

我们知道,遣唐使节源于遣隋使节,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前后约400年。但无论是遣唐或是遣隋,日本使团携带的,不外乎都是货币、丝绸、珠宝等贡品,(9)那么,他们远道而来,又是为了得到些什么呢?我们不妨从《旧唐书·日本传》来看一下。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另据《善邻国宝记》引《经籍后传记》(10)云: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遗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请隋天子。(11)

可见日本遣使之目的及使命,购求书籍一直是主要任务。而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二次遣唐使归国(公元654年)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此任务之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

与此同时,唐政府为了增进中日双方的友谊,也曾先后派出了十次的遣日使和送日使,也正是这些往来的使节、留学生、学问僧等人,不断传播着两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也使得我们从今天的眼光和角度看来,两国的文化景观,竟是如此的相似。




注释:


(1)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记载,日本在唐代共派遣唐使(包括送唐使节、迎入唐使)十九次,其中六次为公元667年(唐乾封二年、日天智六年)因送唐使而遣使者,仅至百济而还。在森克已《遣唐使》中则没有统计公元667年这一次,故为十八次。

(2) 即公元761年(唐上元二年、日天平宝字五年)、762年(唐宝应元年、日天品宝字六年)、894年(唐乾宁元年、日宽平六年)三次。

(3) 即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日天智四年)、779年(唐大历十四年、日宝龟十年)的两次。

(4) 即公元759年(唐乾元二年、日天平宝字三年)的一次。

(5) 据木宫泰彦氏考证:“建中元年(日宝龟十一年)为送唐客使节布势清直至唐时期,盖按清直二字之日本音,书做兴能者。”

(6) 日本文献《大师御行状记》、《橘逸势传》皆记载,橘逸势、空海二人于公元804年七月去唐,806年(唐元和元年、日大同元年)八月归国。

(7) 详见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零七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 池田温《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

(9) 《延喜式·大藏省》载有贡献“大唐皇”的礼单: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疋、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屯、细屯棉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棉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10) 《经籍后传记》一书早已亡佚,遗文散见各书。除《善邻国宝记》外,还有《政书要略》等。书名或作《儒传》。

(11) 田中健夫:《善邻国宝记·新订善邻国宝记》,东京:集英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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