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韩国欲向人质索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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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震惊全球的韩国人质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对获释的人质来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原来,9月1日,当一些媒体记者问及韩国政府是否会要求获释人质所属教会组织支付部分营救费用时,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旻淳说,这一问题尚在讨论中。韩国媒体先前报道说,政府已经计划在19名人质安全回国后,向人质和人质所属教会索赔在营救过程中的所有花费。 尽管人质家属和所属教会愿意承担政府为解决人质危机所开销的费用,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政府向海外遭绑架的公民索赔,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国际先例? 先例来自于另外一个东亚国家日本。20

震惊全球的韩国人质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对获释的人质来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原来,9月1日,当一些媒体记者问及韩国政府是否会要求获释人质所属教会组织支付部分营救费用时,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旻淳说,这一问题尚在讨论中。韩国媒体先前报道说,政府已经计划在19名人质安全回国后,向人质和人质所属教会索赔在营救过程中的所有花费。

尽管人质家属和所属教会愿意承担政府为解决人质危机所开销的费用,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政府向海外遭绑架的公民索赔,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国际先例?

先例来自于另外一个东亚国家日本。2004年4月8日,,3名日本志愿者在巴格达被绑架,经过艰苦斡旋后3人成功获救。事后,日本外务省要求他们承担包括机票在内的237万日元解救费用。而两名人质的老家北海道,却不要他们支付地方政府曾支出的费用。

日本外务省的行为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公开表示支持3人的行动,认为国家有保护国民安全的义务,日本国内同样出现大量反对声音,以东京大学教授醍醐聪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专门成立了后援会,向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外务省提出抗议,并为受害者进行了募捐。

在此之前,世界上屡屡发生人质被绑架的事件。很多起人质事件在其所属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得到圆满的解决,包括美国、意大利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向这些人质提出索赔。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近年来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同样我们没有听到政府要向人质索取行动费用的消息。

其实,在大部分人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他受到威胁时都有权向政府提出帮助,而政府有义务帮助深陷于危险中的国民。因为每一个公民都依法向政府纳税,国家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这是国际上同行的准则和惯例。

那么,为什么在韩国和日本,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而这两个国家同处东亚,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为什么西方国家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与日韩截然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我们国家还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人质危机,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生,我们就要圆满的解决它,分析日韩人质索赔事件的前因后果就显得很有必要,对我们有着借鉴意义,毕竟我们和日韩都是东亚国家。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西方国家是近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发源地,在这些国家看来,国家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国家的义务,政府是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向国民索取费用的,因为公民已经依法向国家纳税了。这在西方是以一项基本的共识,不需要国民讨论的。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每一次人质事件,中国政府都是不遗余力的通过国际社会来解救我们的人民,政府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义务,根本没有考虑过让人质承担解救费用的问题。

这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无论世界上其他国家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会改变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那么,韩国政府与之前的日本政府,欲向获释人质索赔的理由何在呢?

赞同这个观点的有关人士说,政府在很早之前就向国民发出警告,不要前往阿富汗,然而泉水教会和被绑架的人质们无视政府的警告轻率前往,对造成被绑架的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因此这些人质必须支付政府为了解救他们而付出的花费。

那么同样的事实是,2004年4月8日,在日本政府同样对本国国民前往伊拉克发出过警告的背景下,三名日本志愿者郡山总一郎、高远菜穗子和今井纪明在伊拉克的巴格达被绑架,日本政府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三人得到解救,日本外务省以同样的理由要求三人支付政府为此而付出的花费。

先前日本的做法在国内也招来一片反对的声音,当时有些人指责日本政府的做法,包括他的后台主子美国,事情很久才平息,而韩国政府如今又重滔日本的覆辙,这不由得让我们为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寒心——幸亏我们不是韩国人。

那么,日本和韩国为什么冒着被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指责的风险,提出这样在我们看来很令国民伤心的建议呢?不能不从这两个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说起。

日本从近代以来就致力于向西方学习,或者说是去东方化,现代的日本政府和部分国门动辄以西方国家自居,试图从骨子里加入西方阵营,从各个方面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科技等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日本要抛弃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儒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从日本人骨子里消失,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日本社会仍然无处不在,由此,很多日本人在心理认同上陷入了混乱:到底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占据上风?两种文化的冲突时刻在发生,在冲突中很多人迷失了方向。

而日本在法律上全面学习西方,制定的法律也以西方国家的法制思想为准绳,但是在许多人的内心里,东方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制度上的西化并不能保证日本变成一个西方国家,充其量让日本成为一个西化的东方国家,日本人到西方去,并没有人说他们是西方人,种族的差距是一道遥不可跃的鸿沟,让他们的不到西方的认同。

思想上的混乱带来的就是行为上的迷失。这种思想混乱造成了日本人在做一件事情以前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一种规范的时候,就会为此而犯愁:是西方的道德规范呢还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呢?或者说是这件事情怎么做能够达到东西方文化标准。

日本从法律规范上是一个西方国家,,但是从社会的构成上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方国家,这一点也是日本人苦恼的事情。我们从日本政府的产生和运作上来看,似乎完全是西方的标准,但是他的党派运作却完全是在传统文化之下形成的,等级制度完全是依照传统的方式运作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日本政府,必然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代表人民的政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的频繁更迭,并且还是合法的更迭,就是这种东西碰撞的结果。

人质被解救之后,本来应该是政府加分的好事情,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完全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方针为指导,提出让人质自己承担开销费用,这完全陷入了一种误区,即使在正牌的西方国家,政府为了讨好选民,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愚昧。这种思想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的金钱交换的原则。

但是金钱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在人质解救的过程中,国家动用的都是社会公用资源,这些公用资源对国民来讲应该是免费的,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这些观点的倡导者生搬硬套一项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的同时,却又违背了另外一项更加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人本原则,这在西方国家中是耳熟能详的。

韩国政府的某些官员之所以和日本外务省犯同样的错误,也是有着同样的背景的。

韩国从十九世纪就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以后又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他的社会发展时可没有离开美国的影响,面临和日本社会一样的矛盾。那么同样的,韩国人本身也是东方文化之下成长起来的,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文化冲突、思想冲突同样存在。这些矛盾中的韩国人做出如此矛盾的事情也就不意外了。

作为日韩近邻的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上,采取了一种完全符合本国特点的道路,这种道路没有人走过,但是却被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我们国家在人民利益上所做出的选择有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日韩两国的做法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深刻的启迪,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从反面向我们证明:只有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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