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王牌间谍——前三杰与后三杰

半个世纪前的国共斗争,始终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正面战场一是隐蔽战线。在地下隐蔽战线上,斗争形式多样,手段灵活,但无疑,间谍战是互相角力的最重要一环。在双方几十年斗争中,共产党很打了几次漂亮的间谍战,最精彩的两次,其要角就是周恩来大为赞许的“前三杰”和“后三杰”。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党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况、其时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党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共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叛徒出卖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党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党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党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

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党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党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党、崇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

“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党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钱女儿黎莉莉是上海三十年代电影明星,钱的儿子钱江是电影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厂长,今年四月刚在北京去世。描述钱壮飞间谍生涯影片《金陵之夜》,即由钱江所编导。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舰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党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党友军。

共产党来这一手,对国民党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党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无论军统中统,统统打不进中共

共产党注重情报战,国民党又何尝不注重?共产党高层人物多是搞情报行家,国民党高层直至蒋介石本人也绝不是外行生手。如果说,共产党由于多年受打压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吃了大亏,因而步步小心处处设防,那么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其执政地位,拥有体制上一切便利条件,拥有充裕的人员、经费、装备来建立各种公开的、秘密的组织机构来对付共产党。

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组织,一为中统一为军统,军统历史虽较中统为短,却借抗战之机急速膨胀,成为一时拥有直接工作人员几万人的最庞大、最张狂的特务组织。但无论中统军统怎样分工,对付共产党是两组织的最根本宗旨,也无论国共合作或对抗,中统军统有多少方面的工作,最重要工作就是与共产党进行情报战,情报战最有效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间谍战。可积几十年之功,无论中统军统,这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统统打不进共产党。

抗战之前,据沈醉所言,军统上海地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反蒋集团中去活动。可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组织,只能在一些外围组织中找一点线索便进行破坏,却无法深入。最容易打入的是一些反蒋集团和地方军阀派系。抗战时期,军统内专设有中共科,另有张国焘主持主要由共产党变节者组成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专门设计和指挥向延安等地的渗透。戴笠还亲自领导一个特别侦察组,想派人打入重庆的中共组织,要求哪怕打入一个能当《新华日报》印刷工或卖报报童都算是成功。可军统这部分工作基本是白费心血,徒劳无功。

抗战以后,军统转制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亲自面授指示,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员社会化,每个人要有公开掩护的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则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各地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巩固后方。国民党高层不可谓不重视,中统军统也不可谓不努力,也做出过不少成绩,如三十年代顾顺章案,抗战以后军统破获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由此追寻出各地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潜伏间谍,熊向晖等三人真正身份,也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揭露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情报战仍输给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无论中统军统,都无法打入共产党内部,国民党积几十年之功,始终就没有过一个打入共产党要害部门如前后三杰那样的出色间谍!共产党步步进逼,国民党处处被动,个别局部的抓捕,其功用焉能胜过深入核心的间谍?国民党的情报战不能不输。

国民党间谍战输在何处?

认识上,双方没有差别,国共高层都对间谍战给以高度重视,都不惜代价处心积虑地想打入对方。共产党处于在野受打压地位,因而聚敛锋芒,时刻保持警觉以求出击,是其长处。国民党执掌政权,拥有军警宪特、特别是中统军统两个庞大特务系统,能以制度的名义和力量对共产党进行围追堵截,是为国民党的优势。两相比较互相抵消,双方至多也只打个平手。

共产党成功在间谍打得久打得深,国民党失败在间谍打不进打不深,这就需要从间谍工作本身来加以考虑。

一个间谍要能成功打入对方核心,并且能安全稳妥地潜伏下来,长期发挥刺探军政情报的功能,涉及三方面因素:第一,间谍个人素质;第二,打入对方阵营方式的便利与否;第三,对方阵营中的环境,这涉及到间谍能否长期安全地潜伏下去。将此三因素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比较,很显然,共产党都要优越于国民党多多。

间谍个人素质,可以包括政治信念、知识程度、勇气胆略、坚忍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机智等等。诸多条件中,知识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识程度不够,即使打入对方阵营,也只能做基层大兵,无法进入高层核心,也就无法接近情报源。所以,当年周恩来选中清华大学生且有官宦家庭背景的熊向晖,就是综合这多种情况才加以决定的。挑选间谍,当时无论国共,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最合适人眩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倾右倾,在中国外敌当前、内部连年军阀混战期间,青年知识分子多是左倾的,这里必得还需加上忠于共产主义、忠实于共产党,若没有这一条,其他都谈不上。而一般左倾青年,加入共产党或参加国民党都是可能的选择,国民党为执政党,是所谓“正途”,可以论功行赏、论资排辈做官,而加入非法**,或长年流窜在荒野山凹,偏处一隅,或秘密潜身于白区昼伏夜出,冒杀头危险从事地下活动。试想谁更可能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个因素,是间谍打入对方的方式,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利。国民党既为执政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共产党名为非法,红色割据着一块块局部政权,除此之外,所有共产党活动都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作为间谍要打入对方,在国民党是从大范围到小区域,从全局进入特殊局部,在共产党是从小区域到大范围,从局部融入全体。哪一方更有利于顺利地进入和融合,是不待言说的。

最为关键,间谍存身的环境

第三点,间谍打入对方后的存身环境,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间谍打入对方固然难,但间谍要能在对方阵营中隐蔽身份长期潜伏,而且能发挥作用,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送出情报,那就更难。设想一下,国共双方间谍进入对方后,国民党环境和共产党环境哪一方更利于长期安全地潜伏下来,并待时而动送出情报呢?

国民党环境,共产党间谍已有前后三杰事例在,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而且更妙的是,这前后三杰最后的身份暴露,都不是出于国民党自己察觉,出于中统军统的直接侦破,而是其他共产党人叛变以后的连带暴露。可以相信,如果不是这样,象熊向晖这样已潜伏了十二年的间谍,潜伏到四九年底胡宗南部队彻底垮台,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共产党环境又如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政策有过或左或右的分歧,结果在国民党分共清共时吃了大亏,这一教训,共产党人是牢记在心,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的下闲棋布冷子,刘少奇的后发制人等等,都是由此而来。共产党对派出打进是行家里手,对自己这一面的警惕防范,可想而知也绝不会掉以轻心的,刘少奇不让卫立煌部撤出的秘密党员去延安,就是出于当时延安人多复杂的考虑。

无论军统还是中统,对派遣间谍可说不遗余力,也确曾派出不少人员混进延安作潜伏,可从未能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门,更谈不上接近共产党上层。就是许多混入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无足轻重的小间谍,也或迟或早被共产党清除一空。这不是军统中统无能,也不是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完全不是这样。军统中统中许多专事对共产党进行间谍战的,原就是共产党变节分子。而且,说来令人惊异,军统中统训练人员的方法,主要也是依照苏联秘密组织“契卡”和“格别乌”一套体制进行的。可国民党就是不行,不但打不进共产党,反被共产党打入,早期如中统的钱壮飞,后期重庆时期的军统,竟然被共产党间谍在内部发展了一个组织。

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共产党的思想、体制和作风了。

简单地说,由于共产党宗旨、奋斗目标和理念的设置伟大和悬诸崇高,由于共产党斗争环境艰难凶险、夺取政权路途的漫长,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所经历的挫折和伤害,还有就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斗争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就必定使得共产党最为注重党内建设,注重党员思想的统一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注重党员个人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否则是无法达成其近期目标和远程理想的。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一个最为常用的也是极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风和组织整顿。所以,尽管大敌当前,四面遭困,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险恶,江西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红军根据地,共产党内部仍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整肃AB团和托派分子的运动,抓了一大批,杀了一部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看见口袋上插一支钢笔的就会指为AB团,列为整肃对象,往往无须多少坚实的证据,也没有必要的程序,就可以拉出去砍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斗争环境虽然较为缓和,延安以及其他根据地,前后又搞过“抢救运动”和全面整风运动,这次吸取了以往的扩大化教训,但也同样抓了一大批,杀了极少数。试想,在共产党内部,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几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网式过关的运动中,间谍即便侥幸打入,但可能有长期容身之地吗?共产党自己的许多忠诚同志,都被怀疑为内奸和间谍,被冤枉地整肃,那些来路不明真正的国民党间谍会有可能安然潜伏下去,并送出什么情报吗?面临这样的整风,需要讲清楚革命来路,说明白祖宗三代,交代出亲朋好友各种社会关系等等,许多忠贞共产党人尚且人人自危难以应付,那些心怀不轨的间谍看见这样的阵势,还不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归总而言,国民党要想往共产党内打入间谍,潜伏下来,极少可能。

国民党亡命台湾后也开始整肃

国民党自被赶出大陆、偏处台湾一岛之后,国共间谍战也就基本告终。小打小闹也有,特别是隔海对峙的最初几年,国民党有空投有海运还有从港九一带陆路进入,但根本不成其气候,小动作捣点乱有之,想派间谍潜伏下来进入核心部门,连门都没有。大陆上残存的国民党人员,经过肃反运动,基本上清除无余,万一有幸存身下来的,大陆上每隔若干年一次的政治运动,肯定也给整得灵魂出窍,噤若寒蝉,更何谈什么长期潜伏刺探情报?

从共产党一方说,却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往台湾岛打入间谍。台湾岛地理上与外隔绝,两岸之间官方民间不通来往互为封闭等等,都是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国民党也如共产党,在岛上开始了内部整肃运动。

这与国民党败退台湾一岛后的惧骇心态有关,也与岛上几番政治军事变化如“孙立人兵变”事件有关,当然更主要还是出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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