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臣与奴才

马兵伟 收藏 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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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一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很特别、很有趣味,但细思之却是历史之必然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他们一类为君为国,尽忠报孝,对上自称为臣,一类献媚君王,把持朝纲,祸国殃民,对上自称为奴才。如,春秋管鲍与易牙,汉时贾谊与邓通,唐朝郭子仪与安禄山、杨国忠,宋时岳飞与秦桧,包公、杨业与潘美,明朝海瑞与严嵩,清朝的刘墉与和绅等,而愈是纷乱的年代,这种臣与奴才的纷争就愈明显,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追溯历史,三皇五帝至于今,一国之立,有君有臣,所谓臣者,乃代君治理国事,统领一方之公卿大夫、仁人贤士;朝堂之中原本无奴才之名,只有后宫之内或一家之中,太监、婢仆丫环之流才自称奴才。然而世风日下,历朝历代中总有一些人,怀着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为获取君王的欢心,不惜卑躬屈膝,曲身事主,自称奴才。也有一些宦官、内侍,靠着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骗取了君王的宠信,得以登堂入室,沐猴而冠,却狗改不了吃屎,仍脱不了奴才的本性。如上所言,照理说臣与奴才共居一朝,同事一君,本应如一枝之叶、一脉之水,共同为国为民,报效朝廷,却何以在历史上表现得如此黑白分明、泾渭不同、冰火不容呢?细察之,我们不难明白究竟,所谓臣者,多出身于寒门或忠义之弟,立于庙堂之上,上撑社稷,下达万民,讲的是忠孝礼义廉,信奉的是忠君报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正道。他们忠君爱国为民,忠的是一国之君,爱的是天下万民,忧的是举国之事,而不是只为一人之君、一君之欲。而奴才则不然,本就是一家之奴、一人之役、一奴之才,职使就如家中之犬,看门护院,咆哮护主,或趋于主人之前,谄谀求媚,或于主人之后,摇尾乞怜,好的是溜须拍马,投机钻营,阿谀奉承,卖身求荣,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厚黑之学,钻的是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门邪道,两者有质的不同。所以,一国之臣一旦衍变成了奴才,或奴才之辈摇身作了国臣,则朝纲必乱,国家危矣。楚怀王信靳尚,放张仪纵虎归山,楚国终被秦灭;秦二世用赵高,指鹿为马,自毁长城,国破家亡;汉成帝用王莽,江山易手;唐玄宗信胡儿,招致安史之乱,国运衰败;明朝历代皇帝宠信阉党,朝纲败坏,民怨沸腾,江山终落外族之手。是以历代明君都有明鉴,亲君子,远小人,严防内臣、近亲专权,防止阿谀奉承之风。然总有一些昏庸之君浑忘了先辈的谆谆教导,即使一些明君也常犯“领导也是人”的错,听信了奴才的谗言,让奴才钻了空子得了势,于是,历朝历代都有臣与奴才之争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令人扼腕而叹的是,在臣与奴才之争中,往往占居上风的却是奴才之流。屈原难当靳尚、郑袖谗言,抱“世间独浊我独清”之念,投身汨罗;岳武穆精忠报国,“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却无奈“莫须有”罪名,含冤风波亭;于谦功能复国,却遭王振陷害,冤死狱中。如此不胜枚举。虽然最终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奸贼受惩,忠臣正名,然历史却因此走了许多的弯路,而各个朝代也在臣与奴才之争中元气大伤,走上了消亡之路。


究竟是何缘故,让臣与奴才之争由正义倒向了邪恶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细观青史,从上看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君王昏庸,黑白不辩,正邪不分,听信谗言,为奴才撑腰,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奴才横行,奸佞挡道;从下看是封建王朝赖以维护统治的朝纲败坏,使得奴才之流凭借裙带关系、狐媚功夫、孔方兄等种种“糖衣炮弹”,就能济身朝堂,把持大权,为所欲为;从本性上说,作为一国之臣,往往只知干事为民,只唯实、不唯上,不懂得明哲保身,为国为民他们甘于“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为正义甚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奴才则不然,他们是不谋事,只谋人,一门心思往上爬,为了一己之私、一己之欲,休说礼义廉耻,即使卖身求荣也在所不惜,更甭提国家与百姓了。在如此的一种不平等竞争中,臣的失败与悲哀就是自然而然、可想而知的了。更为可悲的是前事之师,难为后车之鉴,奴才之名在中国竟是愈演愈烈,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时尚,由国及府、郡、县市,流行千年而不衰,至今在一些地方仍大有市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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