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家的利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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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利益政策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历代统治者认为,稳住了农业就稳住了政权,而商人则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严重妨碍农业生产,也就是妨碍社会稳定的不义之徒。因此,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极为重视农业,反对商人,反对市场。他们把商人统统视之为“奸商”,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儒家还认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把商人都说成是唯利是图,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小人。这种“崇本抑末”、“重农抑商”观念和政策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类型,决定了它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为商业固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却不利于国家的稳定。“重商则伤农”“伤农则伤本”。所谓儒家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就是“农本思想”,也就是说,只要农业稳定,统治者就可以长治久安,享受太平,否则中国社会就会大乱。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不足为怪的,也是小农经济国家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和儒家贬抑商业有利于他们用简单的思维和方法来治国,以较低的成本统治人数众多的子民。本土商业在国内都要受到诸多限制,外向型经济更是难以发展起来。

这些流行了两千年的思想和实际做法在历史上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向外扩张的脚步。本来基于商业利益目的出国经商、探险、垦殖的商人或者移民是一个国家对外扩张势力的触角和先锋力量。例如,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是由早期移民开发的,后来才逐渐有了政府来管理;英国和荷兰在亚洲的东印度公司更是长期扮演了政府和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与西方不同,中国封建政权极力反对自己的国民移民创业,不仅对此设立了种种障碍,甚至在那些在海外为国家民族创造财富的中国商人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欺凌屠杀的时候不但不闻不问,还感到欣慰异常。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

从唐宋时期开始,前往东南亚经商和移民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到了明朝的时候,仅仅定居在菲律宾的中国人统计就有数万人。这些华商辛苦经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开辟出一条中国——菲律宾——美洲的商业航线,每年都有无数白花花的墨西哥白银经过马尼拉输入中国,中国的贸易出超情况是明清时候中国国力强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华商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中国人高度的商业智慧和商业利益引起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极度嫉妒和不安。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从事贸易,并全面依赖华商从华南进货到马尼拉,从而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因此,在西班牙统治期间,华侨在自一六O三年至一六八六年的八十三年间,先后被大屠杀四次,血迹斑斑的惨况,至今谈起仍令人毛骨悚然。第一次大屠杀发生于一六O三年,估计华侨被杀者达二万五千人,第二次发生于一六三八年,受害的也有二万四千人。第三、四次发生于一六六二年及一六八六年。最后两次的屠杀﹐被害者虽然较少,但为数也在数千人以上,而逃难与流离失所者,更不计其数。

尽管统治者对华侨无情的屠杀与迫害,坚忍的中国人仍旧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可是让人心寒的是,本应作为国民商业利益和人身权益保护者的封建政权,对此置若罔闻甚至还幸灾乐祸,可谓冷酷无情至极。明末发生过两次大屠杀。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一七四零年,荷兰人在爪洼岛的雅加达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乾隆皇帝听说此事后的反应是:感谢荷兰人为中国除去这些背土离乡、不敬祖宗的叛逆和弃民。当华商积极参加垦殖在为祖国和人民大量创造财富的时候,却得不到国家后盾的支持,相反还无辜背上叛逆的名声,失去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力量,最终导致海外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

海外的华商虽然不幸屡遭屠杀和迫害,但或多或少还有经商的自由,而国内商人的经商权益在封建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基本上就是被扼杀了,毫无保障可言。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商人要发家致富,就得走官商勾结这条不归路。然而,在人治社会下,商人勾结官府固然可以一夜暴富,但同样可以因为官僚的翻云覆雨顷刻破产,晚清大贾、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家和破败史就是极生动的一个例子。胡雪岩(1823—1885),清末大资本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一八六一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一八六六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他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并经营出口丝业。一八八四年受洋商排挤破产。正当胡雪岩的生意如日中天之际,他所有的钱庄、银号突然在一夜之间倒闭了,期间原由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胡雪岩与洋商做生丝生意发生严重亏损,清政府不但不予援手,对洋商的为所欲为稍加压制,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当时的上海道邵某曾请胡作为担保向外商借得一笔款子,此时正好到期,他听说胡雪岩丝业失利,竟乘机拒付本息。外商便向保人胡雪岩讨债,使胡的困境雪上加霜。消息传出,存户争相前往胡雪岩的钱庄、银号挤兑,致使胡氏所有的钱庄、银号在一夜之间全部倒闭,宣布破产。胡雪岩生活的晚清末年,西方列强的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的地位显著地凸现出来,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地致富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情,甚至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而胡雪岩生不逢时,赶上了一个从皇帝乃至大小官员,只顾维护统治阶级一小撮人的利益,根本没有扶持民族工商业抗衡外国经济力量入侵的意识的末世。政府的淡漠态度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在旧社会始终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轻视商业的思想流毒至今,商人、市场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可怕的坏字眼,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直言商人、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商人的坎坷历史和严酷现实,导致中国懂市场经济的人甚少,直接制约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和晚清统治下的大陆相比,香港以及当时有大量华人定居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由于其特殊的条件,商人受到的束缚较少,商会等行业组织还能获得一些消极的保障,但是,没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香港以及各个殖民地的商业发展得也很不健康很不规范,具有边缘化、黑社会化的特点。比如香港黑社会活动近似公开化、国际化香港黑社会组织作为国际化黑社会势力之一,历史较为悠久。 最早追溯到明末清初,洪门天地会、三合会、青红帮等历史帮会,都在香港没有分支堂口,在反清复明、反英国殖民地统治乃至辛亥革命中,都有重大举动,早在1845年,港英政府就颁布了《压制黑社会及其他秘密会社之条例》。在香港这样的殖民地,华人既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又无法得到祖国政府后盾的支持,他们只能通过组织黑社会社团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黑社会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社会,黑社会毕竟是一种具有反叛性质的地下组织,不可避免地要背上各种反叛的骂名,没有正统的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和鼓励,黑社会的衰落是不难预见的。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经济,只有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不管,市场才能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性是,凡是影响稳定的,政府一定要管,对于必须要管的保障人民经济利益的本职工作却常常撒手不管。既然商人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统治者就一定要管,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则成了最倒霉、最低下的阶层之一,虽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然是最受歧视、惩罚最多的,而在商人的经济利益受到外人威胁和损害的时候,却不闻不问。历史事实证明,儒家“重农抑商”,“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到头来损害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人追求利益是理所当然无可置疑的天授神权,同时也符合族群和国家的利益。

中国人的经商天赋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人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潜在的能量就能更快更好急剧地释放出来,就好比我们的祖先已经把所有的智慧法宝都压缩进一本秘籍,而统治者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把这本秘籍压在箱底几千年,只要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学习和掌握秘籍的精髓,国家的发展壮大必将不可限量。

秦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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