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苏联史学者有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干部的腐化行为主要是在苏联巩固强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列宁在世的苏维埃政权早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和国家经济困难,领导干部比较自律,基本保持着革命的本色。由于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近期有机会发现一些新的历史文献,这些资料展现了令人惊异的情况。


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排斥个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在农村普遍发生了农民自发的骚动,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危机。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可以到市场上自由贸易,允许国内私人资本租赁企业和向国外资本租让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体制亦发生改变,主要是由高度集中改为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使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成为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核算单位;托拉斯有权独立组织企业的生产,通过市场实行供销活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积极性,生产、供销和消费合作社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根据解密档案的披露,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




一、浪费公款和赌博


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解密档案的记载: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


“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


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1923年,B.B.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