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画师眼里的清代后宫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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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欧洲***属下的宗教组织耶稣会的传教士,将产生于欧洲的油画技艺传到中国,这已经是由实物和文献所证明了的。由于这些欧洲传教士进入了清朝的宫廷内供职,所以油画首先是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出现。在供奉宫廷的数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中,以意大利人郎世宁(公元1688-1766年)的画艺上佳,影响较大,存世作品也最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数幅油画作品。   当然,按照郎世宁绘画的技艺来看,也就是把他放在当时欧洲绘画总体水平背景比较来看,他并不能代表那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其他欧洲传教士画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当时出现在清代宫

欧洲***属下的宗教组织耶稣会的传教士,将产生于欧洲的油画技艺传到中国,这已经是由实物和文献所证明了的。由于这些欧洲传教士进入了清朝的宫廷内供职,所以油画首先是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出现。在供奉宫廷的数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中,以意大利人郎世宁(公元1688-1766年)的画艺上佳,影响较大,存世作品也最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数幅油画作品。


当然,按照郎世宁绘画的技艺来看,也就是把他放在当时欧洲绘画总体水平背景比较来看,他并不能代表那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其他欧洲传教士画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当时出现在清代宫廷中的油画,其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油画在清代的宫廷内大都用以作人物肖像和装饰宫殿,极少用以主题性绘画创作,即便是油画人物肖像也是作为绘制大幅的帝后朝服像收集素材用的,而不是作为肖像画创作来对待的。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清朝宫廷油画作品的水平以及用途,只有在了解了以上的历史情况下,我们才能对这部分油画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既不会将它们捧得如何之高妙,也不会将它们贬得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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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皇后像


首先,“油画”这两个字曾经多次出现在清代雍正、乾隆时代的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这个名称是中国人根据这一画种采用油质调和色彩的特性、特点命名的,非常恰切和准确,它并不像有的美术名词是中国古代所无、而是近现代从东瀛日本的汉字中引进借用的。也就是说,“油画”这个名称在中国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再则,这些清朝宫廷内的油画作品,都距今将近三百年了,欧洲油画自己的发展历史也不过五、六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尚能见到近三百年前的油画作品,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历史以及文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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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像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两幅清宫油画肖像作品。这两幅油画现在均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该院所藏若干件清宫油画中的一部分。一幅为《慧贤皇贵妃像》,另一幅为《婉嫔像》,均为挂屏形式,现分别介绍如下:


《慧贤皇贵妃像》挂屏,纸本油画,纵53·5厘米、横40·4厘米。画底是裱成数层加厚的高丽纸。画幅背后原先贴有签条,现已失落,目前是根据与慧贤皇贵妃其他的画像对比之后确定其身份的,慧贤皇贵妃,生年不详,满族人,姓高佳氏,为大学士高斌之女,雍正年间选入弘历藩邸为侧福晋,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被册封为贵妃,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去世,追封为皇贵妃,谥号“慧贤”。此图画慧贤皇贵妃半身像,画得相当精致,笔触细腻柔和,人物五官清晰,又注意体面结构和立体效果,面部的解剖十分准确,衣服的质感也很强,应当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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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嫔像


《婉嫔像》挂屏,纸本油画,纵54·2厘米、横41厘米。画底也是加厚的高丽纸,图的背后贴有一黄签条,上写“婉嫔”二字,与史料对照,可以知道她是乾隆皇帝的嫔妃之一。婉嫔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为陈廷章之女,雍正时赐弘历藩邸。弘历即位后,初赐号为贵人,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册封为婉嫔,至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晋封为婉妃,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去世,终年九十二岁。这幅油画也是半身像,画得同样十分细腻,造型准确,技艺相当熟练,从画风及水平来看,应当出自欧洲传教士画家之手,或许就是郎世宁所画。


像这样的油画肖像画,在故宫博物院还有部分收藏,如《康熙皇帝像》贴落、《乾隆皇帝抚琴图》贴落、《孝贤皇后像》挂屏、《孝和皇后像》挂屏等;另外,据笔者所见,在德国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收藏有单张的油画肖像十五幅,均是从中国流散出去的清宫旧物。它们是《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都尔伯特汗策凌》、《绰罗斯公达瓦》、《都尔伯特公布彦特古斯》、《都尔博伯特公巴图孟克》、《都尔伯特札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纳亲巴图鲁科玛》、《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扎尔丹巴图鲁佛伦泰》、《头等侍卫扬达克巴图鲁托尔托保》、《小金川赏给头等侍卫木塔尔》、《屯练土都司舒克丹鄂巴图鲁阿忠保》、《鄂克什土舍图克则恩巴图鲁雅满塔尔》、《绰罗斯布土舍绰尔嘉木灿》。现在德国柏林的油画肖像的作者是法兰西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公元1702-1768年)、波希米亚传教士艾启蒙(Ignatius Sickltart,公元1708-1780年)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章(Joseph Panzi,生卒年不详)。其中的水平高下不一,以王致诚的几幅画得最好。以上的肖像画中有些局部如衣饰,可能是由中国的宫廷画家补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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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贤皇后像


这些欧洲传教士画家所画的人物肖像画,在造型上都比较严谨,注重解剖结构,但是在光线的运用上则与欧洲画法有所区别。欧洲画家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传统的中国“写真”技艺,则要求被画者是不受光线变化常态下的相貌。从以上的清宫油画肖像上可以看到,欧洲画家来到中国后画风的这种变化。


由于在清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画家的艺术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作为中国前期油画肖像画来加以论述和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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