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武圣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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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1:关羽崇拜现象[/B]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

1:关羽崇拜现象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宋徽宋(1101—1125)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显灵武安济王。史称元代关羽“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明朝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式决定把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除每年定期拜祭外,“又定国有大灾则祭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关羽的晋封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改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文说:“(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至明末又尊崇关帝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


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早从关外已经开始。崇德八年(1**3年),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对关羽为的崇祀,如从皇帝封敕和百姓祭祀相结合看,起源于两宋,发展于元至明中叶,深入普遍于明后期和清代。明末人刘侗说:“其(关羽)祀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据万历时人统计,仅宛平县属就有关帝庙51座。当时北京城内外分属于大兴、宛平两县。加上大兴县的关庙,明末北京城内外关帝庙总数“至少接近百所”。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规定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太常寺备办,官建祠宇版位座数由工部制造,还特准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及大门瓦改用纯黄色琉琉,与孔庙相一致。嘉庆十九年(1814年),清廷在平息京师和河南滑县两地天理教起义以后,即以“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加封“神勇”二字,“并颁滑县庙宇御书匾额曰佑民肋顺”。咸丰二年(1852年)加“护国”,次年增“保民”,六年(1856年)添“精诚”,七年(1857年)再增“绥靖”。到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个字,合称:“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据统计,有资料可查的50个府、州、县、乡共有480余处关帝庙宇。台湾据1930年统计,关帝庙为150座。此外,直隶良乡又祀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庙12座,霸州三义庙14座,蓟州三义庙3座。光绪《怀来县志》称:“其外各村堡庙不俱载”。咸丰《因安县志》说:“(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乾隆《宝鸡县志》称:甚至有“一村两庙”。光绪《海门厅图志》云:“民间私祀关帝庙处处有之”。光绪《兰溪县志》载:关帝庙“四乡多有”。乾隆《万全县志》称:“民间设祀者皆不备载”。光绪《长治县志》云:“村镇关帝莫不崇奉”。光绪《长汀县志》称:“关帝庙在各乡各坊者悉难数”。同治《祁阳县志》说:“村镇之处,多祀关、岳二圣,或专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民祀关帝庙,所在皆有之”。道光《澄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关帝庙)祀。”由此可见,关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触及到县以下的村落镇堡中去了,这是明清以来封建国家敕封诸神中所很少见到的。关于建庙时间,如山东潍县27座关庙,有年可考的15座,建于宋代一座,元代一座,明代8座,清代5座。通州(今北京通县)21座,一座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4座建于明代,其余大体建于清代。《束鹿县志》有7座关庙,除1座建于清代外,其余6座中1座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两座建于万历时,三座建于崇祯年间。广东《兴宇县志》记共有四座明建关庙,最早的建于正德九年(1514年)另三座建于崇祯时,乾隆二年(177年)修一座。浙江兰溪县,有一座关庙建于宋绍兴年间,另有四座建于清。


清代边疆扩大,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境推移,在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地区,也建立起一座座关帝庙。张鹏翮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其记说:“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据记载,在清代“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在厥惟关羽”。西藏拉萨、日喀则、磨盘山(今古隆县属),以及川边的里塘、打箭炉(今康定)等地,亦于清初开始逐渐建立起关帝庙。据说有的地方“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后经“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西藏“汉番僧俗奉祀(关帝)惟谨,”或“蕃人亦知敬畏”。新疆地区,从清初开始,也建立起关庙。嘉庆初年,洪亮吉遭贬流放伊犁时,他从嘉峪关往西,直到惠远城(伊犁将军建牙地),“东西六十余里,所过镇堡城戍人户众多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庙,庙必祀神武。庙两壁必绘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一署周仓”。清赵翼曾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


明清时期中国崇奉关羽,对其周边各国也有强烈的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清政权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见朝鲜遍祀关帝,诵述满其国中”。越南、流球等国也都立庙奉祀关羽。流球国人程顺则作《流球国创建关帝庙记》中说:“祝帝之意果何为也者,不知帝之正气可以塞天地,帝之大义可以贯古今,能使后之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清代的册封使每到流球,都要临庙祭奠。在越南,有的关帝庙还修得十分壮观。像南方边和镇关庙“在大铺州南三街之东,面瞰福江,庙宇宏丽,塑像高丈余”,是一处很有名的场所。


我国解放前,关帝庙普及城乡僻壤。据我亲眼所见,家乡四川川北地区,如南充、南部、西充、监亭、阆中等县,乡乡皆有关庙,有的村也有关庙,香火兴旺。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直到今天仍同大陆解放前相似。《北京晚报》2000年10月13日一则消息,其标题为:“香港警署集体拜关帝”,其内容称:香港尖沙咀警署近月来接连发生警长撞车死亡,一名女警自杀,以及一名警员的12岁独生子坠楼身死等不幸事故,导致该警署人员上下心绪不宁。新任的外籍指挥军官为求下属心安,特准许举行全体人员“拜关帝仪式,以驱除邪气”。倭国、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信仰关帝的。尤其在倭国东京华人待,关帝庙金壁辉煌,香火昼夜不灭。在我国封建制中后期,为什么人们选中了关羽而不是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也就是说,唯独关羽以一名将领,而成为全国人民甚至域外普遍信仰的尊神,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它同关羽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有无关系,关羽在历史上到是怎样一个人呢?


2:关羽生平之一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字数,虽比同卷张飞(780字)、马超(660字)、黄忠(250字)、赵云(370字)等传的字数要多,但也只有950个字,仍嫌太少,其许多重要史实不详,需要辨析钩沉,以便显示其生平业绩。


关羽是三国蜀汉一员主将,其生卒年不详。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卒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年63岁,故当生于东汉延熹四年(161年)。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刘备在家乡涿县(今河北涿州)聚众起兵时24岁。关羽本河东解县(今山西解县)人,亡命涿县。他与张飞正于此时投靠刘备。史称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可知关羽比张飞年长,而关、张二人又“兄弟事刘备”。古人相知,一般以年长为兄,年少为弟,而且关羽随刘备周旋,“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刘、关皆重儒家伦理,当时并非君臣,若非关羽小于刘备,上述情况似不合当时礼仪。古人以20岁成人加冠,称为“弱冠”,以体未壮为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准此,20岁以下皆可称年少。张飞投靠刘备参战,当不会小于17、8岁。那么,关羽比张飞年长数岁,而又小于刘备,他投靠刘备时当在21、2岁左右。若依22岁计算,关羽大约生于东汉延熹六年(163年)左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随刘备征战约35年,卒时年约57岁。




刘、关、张三人,关系不同寻常。据史载,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又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离曹营奔刘备时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身亡后,魏国君臣曾料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而伐吴?刘晔曾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由上可知,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如同父子兄弟之情深义笃。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刘备在涿县起兵后,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关羽为刘备属下,时年约22岁。初平年间(190—193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中,关东诸将“务相兼并,以自强大”。初平二年(191年),河北公孙瓒派田楷、刘备攻占青州有功,以刘备为平原相(职同太守)。关羽为备别部司马,统部曲,时年约29岁。兴平元年(194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谦,刘备救谦,谦益以4千兵,刘备遂去田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剌史,屯小沛(今江苏沛县)。同年十二月,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外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刘备领徐州。关羽为其部属,时年约32岁。


建安元年(196年)夏,袁述攻刘备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徐州治所),自率关羽等拒术。备败,降于吕布,布以备为豫州剌史。同年冬,袁术遣步骑3万再攻备,布救备。稍后,备势力强大,布反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以为豫州牧。建安三年(198年)12月,刘备从曹操破擒吕布后还许昌。曹操拜刘备为左将军,又拜关羽、张飞皆为中郎将。关羽时年约36岁。建安四年(199年),刘备离曹操东走,袭杀操徐州剌史车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刘备使关羽守徐州州治下邳,行太守事。刘备为豫州剌史,领兵还驻小沛。王忱《魏书》则说刘备以关羽领徐州剌史。刘备曾先后领徐、豫二州牧,极欲控制徐、豫二州,此时既杀徐州剌史车胄,以关羽为徐州剌史,因驻徐州治所下邳,兼行下邳太守事,以便控制徐州,这种可能性较大。关羽时年约37岁。


3:关羽生平之二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备败投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同年四月,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操遣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羽斩良于万军之中。操拜羽为万寿亭侯。关羽时年约38岁。此后不久,关羽从曹营投奔刘备。同年秋,刘备以袁绍非霸业之主,阴欲离去,假以南联刘表为名至汝南。曹操遣大将蔡杨击备,为刘备、关羽等所杀。


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击败袁绍主力后,亲率大军攻刘备于汝南。关羽随刘备南下,依荆州剌史刘表。刘表为刘备“益其兵,使屯新野”。关羽随刘备至新野,时年约39岁。建安七年(202年)秋冬之际,刘表派刘备北上畧地,关羽随军至南阳郡叶县曹操所辖地。曹操派大将夏侯敦、于禁拒刘备军。备与关羽等佯退设伏,大败曹军。关羽时年40岁。


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建立蜀国,内修政理,南抚夷越,东联孙权,待机从荆、益两地北伐中原,以实现统一的政畧和战畧方针。关羽时年约45岁。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卒大军南征刘表。刘备由樊城南下,别遣关羽率水军万余人,乘舟船百余般,原准备在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会师。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率轻骑5千日夜急追,并先占领江陵。关羽只好率军济汉水(古称沔水)与刘备军合,恰遇刘琦(表长子)军万余人,同至江夏郡治所夏口(今河北武汉市)。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冬,经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回北方,临行派乐进守襄阳,曹仁、徐晃守江陵。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以阻击襄阳南下援军。曹操汝南太守李通救仁,在江陵北面与关羽军大战。李通“下马拔鹿角(古时一种防御工事,把树枝削尖半埋地下,以阻止敌人进攻)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十二月,刘备占有荆州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以关羽为汤寇将军、领襄阳太守,屯驻江北。东汉时襄阳为县,属南郡。当时襄阳为曹军占有,刘备新置襄阳郡使关羽遥领,这种安排显然预示着关羽将担当向北发展的重任。此时关羽约46岁。




建安十四年(209年)12月,曹仁从江陵退守樊城。孙权以周瑜领南群太守,据江陵。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今河北钟祥市西南)、荆城(今河北钟祥市汉水东西岸),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指江陵北汉水下游地区)。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关羽时年约49岁。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据韩康祖考证认为,以当时军事形势看,青泥不应在襄阳城西北30里之青泥河,而实际上在今湖北钟祥市南,此处距江陵约110公里,距襄阳约90公里。此说当是。此时关羽约50岁。这段时间关羽趁诸葛亮、张飞、赵云在荆州,自己向北扩地,后来北伐时,在襄阳、樊城之南未遇抵抗,可见其向北有较大扩展。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公安,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4:关羽的千古遗恨--大意失荆州(选摘)


荆州之战是三国时期形势最为微妙复杂的战役,在开始阶段,关羽赢得了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但此后却一直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三国志》中关羽被评价为“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如今的剖析让我们从历史的背后发现……





公元219年,已是初冬时节,对于身处荆州樊城(今湖北省襄樊市)城外的关羽而言,这一年的冬季未免来得有些早了,或许他希望时间能够倒流,或是永远定格在那至今回味起来还令人兴奋不已的秋天。而关羽此次亲率本部精锐出现在曹操控制区,着实是件令人费解的举动。




“隆中对”的构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战略反攻即将展开。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樊城大捷,为关羽带来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自从关羽出走许都、与刘备重新汇合之后,刘备得以重整旗鼓,寄寓荆州以谋自强之路。就在十几年前,刘备在樊城西南的隆中会晤了被后世奉为智圣的诸葛亮。起初,或许关羽并未认为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在史册的评价里,关羽本就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读书人。在他头脑中,值此汉末群雄纷争之际,要想立足,靠的是实力,是手中的刀枪和悍武的兵卒,而这个学者身份的诸葛亮究竟能做些什么呢?但关羽的想法左右不了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刘备欣喜异常,就如鱼儿有了水。因为诸葛亮在他那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日后的发展理清了头绪,设计了一份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要想成就匡复汉室的大业,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与孙权结盟,二是占据荆益二州;这样一来,就可寻机发动对曹氏的两线作战,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十几年来,诸葛亮的设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也就在219年初,刘备夺取汉中的战役获得成功,斩杀曹军的重要将领夏侯渊,并将亲征的曹操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被迫发出了“鸡肋”令。按照那位因才思敏捷终获罪身死的随军要员杨修理解,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军撤出汉中指日可待。果不其然,曹操退缩了,这就为刘备打开了进入秦川的通道。但刘备却没有在西线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做起了汉中王。反倒是留守荆州的关羽发动了秋季攻势,兵锋直指曹操南部战线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








襄阳、樊城夹汉水对峙,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这样描述襄樊对于曹魏的重要性:“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关羽的襄樊之战打得很巧妙:对汉水南岸城池险固的襄阳围而不打,主攻方向则选择在北岸城防相对薄弱的樊城。战役进展得很顺利,樊城恐怕坚持不了多久。曹操慌忙派遣自己的心腹将领于禁督七军驰援樊城。恰在此时,天公眷顾了关羽,连降大雨,汉水泛滥。关羽可以凭借南方舟楫之利,继续发动对曹军的攻势。只是苦了毫无防备的于禁,大水袭来,三万精锐全军覆没,勇将庞德被斩,于禁被俘“变节”,这可是曹操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这年秋天,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迎来了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曹操只得继续增兵樊城,徐晃的部队派去了,又派出了十二营兵力。胜算有多少还是一个未知,而洛阳甚至许都周围又出现了不少打着关羽旗号的游击军,他们应该是当地发生民变后形成的武装。襄樊一旦失守,中原门户洞开,关羽率得胜之师挺进“宛、洛”,恐将形成破竹之势。如果照此发展,曹操多年打拼下的基业眼看难以保全。面对危局,曹操一时也乱了方寸,连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那就是继撤出汉中之后,再撤出荆北河南,甚至迁徙许都以避关羽锋芒。




即使取得最终胜利,关羽也很有可能要承担贻误战机和妄自出兵的责任。对马超、黄忠的不买帐更令人怀疑关羽发动“秋季攻势”的动机。








就樊城大捷而言,关羽没有让刘备失望,诸葛亮当年假想的那位“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上将,非关羽莫属。一切似乎都在向促成关羽取得最终胜利的方向来发展。然而,战术上的得当,并不等于战略上关羽会成为赢家。此时便有两个问题需要关羽澄清:一是关羽发动秋季攻势的时机是否得当,二是关羽出兵是接到了刘备的命令,还是他单方面的自主行为?




在时机把握上,客观来讲关羽选秋季出兵不是恰到好处,而是有些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18年末,曹操控制的荆州北部发生了一起兵变,首领是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守将侯音,他明确表示要寻求关羽的支援,实际上就等于归顺了关羽。但是,关羽方面并无丝毫反应。要知道,在侯音兵变之际,刘备已经率军进入汉中。如果关羽这时能够及时北上,充分利用兵变在荆州北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或可轻松肃清襄樊守军,接着就能进逼中原,施压于曹操的政治核心地带,形成与刘备的呼应之势,曹军将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之中。十几年前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便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刘备兴复汉室的大业成功在即。如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摆在眼前,而关羽却没有珍惜,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并怀疑关羽的判断决策能力。








至于关羽北伐出于受命还是自主,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而言,后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前者。在219年的秋天,刘备做了汉中王,对自己的部下自然要加官进爵以示恩宠。远在荆州的关羽被晋升为前将军,坐了蜀汉军事将领的第一把交椅,这也充分表明了关羽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关羽并不开心,因为他不屑于与荆州降将黄忠同列。黄忠虽然勇冠三军,尤其在汉中一战斩杀夏侯渊,夺得首功。但他的军功都是随刘备入蜀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一切关羽没有亲眼见到,心中就没有黄忠的位置。





……


主帅的性格弱点不但会被敌人利用,也影响到部下的忠诚和选择,幸好关羽临死前没有留下类似项羽“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遗言。






然而此时,吕蒙的作战计划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经过精心伪装的船队满载吴军精锐,昼夜兼程溯流而上。摇橹者都一身平民打扮,船面之上也只见商贾模样的人,关羽沿江所设的观察哨被一一骗过,也被一一端掉。吴军进展神速,关羽守军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关羽在樊城前线得不到丝毫后方的消息了。吕蒙未费吹灰之力,便先后进占了关羽苦心经营的两处军事要塞——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和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切断了关羽的后路。而公安、江陵守将之所以未作丝毫抵抗,只是因为关羽素来看不起他们,加之他们又在保障后援上没有尽职尽责,关羽已经扬言要惩治他们。与其和吴军拼死一战,为关羽卖命,再等着接受关羽惩罚,倒不如降了吴军。




后院起火前,前方的战事也不顺利,过去的老友徐晃成功遏制了关羽的攻势,曹魏援军陆续来到,兵势转盛。当后方沦陷的消息传来,军心涣散,这场仗再也打不下去了。大势已去,不但秋天刚刚收获的风光被冬天的寒风一扫而空,关羽自己连同儿子关平也被俘身死。








如今说来是历史,当年看来似天命,由于关羽的失败,连带着张飞刘备因复仇之战先后身亡,蜀汉政权的另一主力军团也随之覆灭,国力军力立刻由盛转衰,智圣诸葛亮也无力回天。无论对于结义兄弟的梦想还是蜀汉的国运,关羽的骄纵与大意绝不仅仅令人扼腕叹息,称之罪孽深重亦不为过。幸好关羽临死前没有留下类似项羽“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遗言,否则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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