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中三次力保蒋介石的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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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蒋介石除了两个亲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干儿子”,那就是康国雄。康国雄一生也为这个敏感的头衔所累,在文革中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多亏周恩来及时营救。 周恩来与康家的交往   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康心如的小儿子,康心如还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代后期,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经营银行外,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蒋介石除了两个亲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干儿子”,那就是康国雄。康国雄一生也为这个敏感的头衔所累,在文革中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多亏周恩来及时营救。



周恩来与康家的交往




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康心如的小儿子,康心如还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代后期,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经营银行外,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抗战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资助。


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的人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康国雄偶遇蒋介石




康国雄成为蒋介石的干儿子还有一段渊源。据《北京晚报》刊文记载,早在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经常去汪山别墅小住。而1941年的重庆成为全国大后方,蒋介石也来到这里。蒋介石的官邸在黄山,康国雄的家在汪山,两地相距不远。到了周末,蒋介石和宋美龄常乘车来汪山,在离康家不远的地方下车,然后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的后山坡上野餐,地上铺一块白桌布,上面放些点心。蒋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远处观望。康国雄那年十二岁,便与妹妹爬到树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惊动了蒋介石夫妇,夫妇俩一看是两个孩子,就招呼他们过来。蒋介石问康国雄的姓名、在哪里上学。康国雄一一作答。蒋介石对这两个孩子很有好感,还约定:我们下次来再找你玩。




自此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康家门口时都不忘叫一声:“国雄、国雄”。一次康国雄的妹妹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手上留下了香水味,这让小家伙兴奋异常,到处伸出手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立志从军 蒋介石“开后门”




蒋介石是在一次闲聊中才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儿子。彼此熟了,蒋介石还不忘鼓励这个小家伙,在他的纪念册上曾留下过:“国雄贤侄,立志有恒”的题字。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归国后,蒋介石派侍卫官送给康国雄一支“51”型派克钢笔。


康国雄曾受邀前往蒋家做客,并因此结识了蒋纬国。印象中,蒋介石官邸的陈设不显豪华,只有普通的桌椅、沙发。晚宴是四菜一汤,菜的味道很淡并不好吃。


1945年康国雄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在他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周恩来第一次批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恩来曾叮嘱下属,章士钊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据《南方周末》刊文记载,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遂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恩来: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1969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


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


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


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


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与周恩来的指示不无关系。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被束之高阁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把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


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丁江写了一封指示信。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


批判他的人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在这种氛围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被抓回来接受批判,他揭发康国雄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大会结束后,要康国雄立即交待。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几天后,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意识到一定是周恩来又有批示下来了!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1997年,康国雄访问台湾,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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