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8、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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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晚清大变局》8、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如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

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的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他们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英国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那么,两位英国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18页。)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页。)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同上第15页。)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同上。)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27页。)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5-16页。)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4页。)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22页。)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5页。)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同上第31页)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8页。)

此外,他们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公正地说,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数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由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力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三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其实,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1、30页。)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设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我们还不能不正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直至19世纪,中国文化还没有提供从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要的理论。中国是在缺乏应有准备的状况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大门被冲开后一再发生的进退失据的现象,既是对新事物的无知,又是旧的羁绊未除。新的理论指导成了历史的紧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务、筹划新政的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9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提出足以成为行动纲领的方案。当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比较切实方案的仅有冯桂芬、郭嵩焘等人,而郭氏的建议递交后又被湮没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唯一得以传播的是冯氏的《校邠庐抗议》,它的“鉴诸国”和“一于和”恰恰又与赫德、威妥玛的建议如出一辙。

实事求是地说,英国人的这两篇议论不啻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当头棒喝,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说,这也是洋务思潮初起之际的重要文献。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下发中央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又令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当时就曾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草就《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这封信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据王庆成先生惠赠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王先生的考释[未刊]),郭嵩焘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直接回应。(《郭嵩焘日记》(二)第608-609页。)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其影响更大了。因此,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似非过誉。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也与他们建议与各国和睦相处、破成例和旧法、学习西方一脉相承。

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有一段名言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书局。)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玛的建议中不是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吗?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

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有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还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已经很难揣测。有一条却可以肯定,他们不过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人们所理解,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评论他们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作为外交官处理两国关系的交涉,内容和背景都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所论的仅限于同治年间的一次建议,且限于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

《局外旁观论》开宗明义说:“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万国公报》三六卷第119页。)他们所以能提出那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秘密就在于他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巨人身上,体现了两种文明的时代差别。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就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

要是说西方外交官的活动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而难于准确把握的话,那么,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则相对说来单纯一些。

同任何人类群体一样,西方在华传教士也难免良莠不齐。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和教会组织,分布的地区也很广。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神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新教在华传教士1874年为436人,1889年为1300余人,1905年为3445人,竟分属63个单独的差会。(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6、5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他们的踪迹。

这些数以千计的洋人给后人留下的记录是什么呢?

他们的纯宗教性的活动,如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质,这些洋教与中国民间流行的释、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属难分轩轾。但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善行,例如救灾和施医舍药。西方近代医学,包括人体解剖这些基础学科的传入中国,是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劣迹,例如欺压民众、纵容教徒为非作歹、敲诈官府等等。当西方侵略者大军压境之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提供情报,参与策划,不一而足,直接成了侵略军的一员。

不过,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观察,西方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后来集结在广学会(1887年成立)中的部分***传教士的业绩。

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往频仍,可是,中国是被外力冲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对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连懂得外语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朝野上下由于无知而进退失据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西方传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做了大量工作。直到进入20世纪,由于掌握西方语文和文化科学的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桥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渐消失。

西方传教士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这些学堂虽然免不了灌输宗教,但学的主要是近代科学文化,也很重视培育运用外国语言的能力。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学堂无疑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学塾。1875年前后,这类学校达800所,学生人数约2万人,至1899年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约4万人,并开始举办大学教育。这些学生为当时的各项经济和文化活动——“洋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些后来还成了某些方面卓有成就的杰出人物,容闳、马建忠、伍廷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在中国官方举办的一些专门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当中,他们也成了难以取代的重要教学骨干。

他们的最大功勋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第一次报由嘉庆二十年创始,至咸丰十一年计46年之久,共有八处报馆,皆教会报也。”至1890年共有“76种报中,十之六系教会报。”(《中国各报馆始末》[转录《直报》],《万国公报》三十二卷第11页。)这些报刊中有不少是文化价值不高甚至没有什么价值的宗教宣传品,但也出现了像《格致汇编》一类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的刊物。更多的是宗教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乃至政论兼而有之,其典型就是《万国公报》,如果从其前身《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起计,至1907年停刊,先后历时40年。而历史最悠久的日报《申报》也是英国人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

影响深远的介绍西学的事业,也与西方在华人士筚路蓝缕密不可分。据1878年的不完全统计,他们“爰注各种书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医学、算术等书共51种,……译成行市。”(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四卷第197页。)而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徐惟则《东西学书录》所载,19世纪共出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西人译著(大部分是与华人合作的)462种,即占81%。

这些报刊和书籍除部分宗教宣传品外,总的说来是大有益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这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积极进行启蒙活动的成果。可以说,90年代以前,在一些开始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的官僚支持下,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不但是当时的官方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支柱,还主动做了大量口译和介绍西学的工作。

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办学、办报,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于光绪七年(1881)初一连几期登出广告,命题征文。五个题目是:

“一、富国要策 总言振兴中国。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风水辟谬……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学则效西法,交友西人。

一、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万国公报》六三三卷第292页)

这五个要点实际上可以概括这批西方人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实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人鼓吹向西方学习的著作逐渐增多,但在甲午战争以前,集结在广学会周围的西方在华人士仍不失为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甚至拟定了庞大的启蒙计划,打算“请中西名人数位,在各省再设广学分会。凡中国各省官绅及候补人等每省约以2000人上下为准,将以下所列各条之益,分门别类令各官绅等讲习,俟其得有端倪,再令其转教所属之人。……如是十数年后,内不惧民多不能养,外亦不畏各大国之强,势均力敌,内外两患自消。”(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万国公报》三十九卷第9页。)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重申八年前李提摩太在山西所提的建议,当时他便认为“当事人员拘守成规,必不令西学通行于中国为重义也”,因此要“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培养一批懂西学的儒士后,“将西国有益于国计民生诸书译为华文,并设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且“宜设报馆”以普及新知,实现富强。(李提摩太:《富晋新规》,《万国公报》十一卷第3-4页。)

事情自然不会这么简单,这两个计划均是美丽的幻梦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有两点却是不能抹杀的:

一是这个计划所包含的内容。李提摩太开列了76条应向官绅灌输的内容,除6条是宗教宣传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国需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工业、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铁路、公信局、轮船出洋、开矿、农学、医学、电学、化学、报馆、公书库、商贾股份、新银行、官项按年报销清账示众周知、万事清账、钱粮一律、厘捐一律、学校、知五洲律法、知五洲史学等等之益,无王法、谤人、耽延之害,等等。在他们看来,知才能行,所以应该加倍努力,“俾读书明理之士子无一不知新法,……各国得益之始,无不如此。盖有先路之导,必有步后尘之人。于是纲举目张,万事皆可办理。”(《光绪十八年广学会第五次纪略》,《万国公报》四十九卷第19页。)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启蒙看作一切国家臻于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有这种自觉的人为数不多,其见解的深邃是值得赞许的。

二是力图知行统一。对官绅讲习新法旨在劝导其力行,而他们自己也非徒托空言。建立广学分会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启蒙活动却没有中辍,提出计划的那一年(1892)他们便派发了11685部介绍西学的书籍,每月印数近4000的《万国公报》等刊物不计在内。翌年,“适逢恩科乡试,敝会因采取《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传道会说》,共四首,印成小本书,分托十省会友人,于闱场之外各贻6000册,共合六万册。此外又有两单张,一为《养民有法说》,一为《大国次第记》,亦于闱外遍贻试士。”(《广学会第六年纪略》,《万国公报》六十卷第7页。)除《传道会说》这样的宗教宣传品外,其余五种都是有益的书籍。他们的出版和赠送书刊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据现有史料看,这是甲午战争前唯一有组织并略具规模的近代启蒙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要摆脱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和专制统治的束缚,向以商品经济、使用机器和民主政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思想启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否则,就不可能造就和团结一大批志士为推陈出新而努力奋斗。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热衷于“大誓群臣”,为此一再拟疏上奏,却没有想到要从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绅,讲习新法,以理服人,减少阻力。这表明尽管戊戌前后变革维新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甲午战前的状况所可比拟,但那时包括西方在华人士在内的启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历史性贡献和值得珍视的特点。只要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究竟传播了什么,他们的历史功勋就会昭然若揭。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

这些西方人士是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来到中国的。任何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19世纪的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处理这两大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便成为颇为复杂的问题。

外国传教士对待中西文化有趋于两极的记录。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从利玛窦开始就有认同儒学的倾向,实际是牵强附会地把对上帝的崇拜及有关的一些观念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以文明和优等民族的代表自居,鄙视中国文化,其余绪流风直接延续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教士花之安曾直言不讳:“传福音于中国,必摭采中国圣贤之籍以引喻而申说,曲证而旁通。”(花之安:《性海渊源》自序,《万国公报》五十三卷第2页。)而艾约瑟则多次著文力倡中学西源说,如说:“巴比伦古昔格致家多言五行,或如佛家言地水火风,而或言四行,或言五行,流传于诸地,遂为中国五行之学之本。”(艾约瑟:《说说卦传》,《万国公报》三十一卷第9页。)

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从总的倾向看,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持比较客观和全面的态度。总的说来,他们在文化问题上力求避免刺激中国当局,在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上多次登出变器不变道的言论:“独是所变者治法而已,至三纲五常忠孝友悌礼义廉耻为天下古今所由之达道,则仍万世不变者也。”(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富》,同上六四五卷第399页。)虽然他们总的倾向是强调学习西方,主动变革,不能泥古不化,但这些言论也表露了他们谨慎地与当道认同、冀图说服他们变法的心情。

从上述态度出发,他们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忠告。

从明季输入西学开始,中西文化的差别便成了中西人士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窘相毕露,这个话题又以中西贫弱与富强差别悬殊为背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首先,他们把虚妄与真实看作中西学术内容的主要差别。他们说:“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韦廉臣:《泰西格致诸名家有益于国序》,《万国公报》第十四卷第8页。)这里实际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比对宋明理学。严格说来,两者有不可比之处,但从这两个不同类型文化的总趋势看,确实一者着力研究客观世界,一则沉溺于故纸堆,甚至空谈心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区别又是准确和深刻的。

其次,他们还注意到了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别。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不足:一是“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二是“惟知学古训”,“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3、28、29页。)从今天对中西文化差别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看,这些见解不过是常识,但在100多年前,当多数中国士子对此仍茫然无知之际,这却是适时的探索和忠告。

他们的思虑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些差别的性质规定为时代性。他们指出:“我西国百年以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穷理论》,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击中国习惯于率由旧章的同时,他们反复宣扬伴随着西方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的变革。他们指出,中国士人“向遵古训……西国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万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慕维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页。)于是,中西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被还原为古今不同时代之差。

这里提出的是聚讼百年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时代差异并不是19世纪以降中西文化差异的全部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文化的民族特点,这是由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歧异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毫无共同规律可言,例如,不同民族的中世纪文化都以愚昧的盲目服从和维护等级关系为特征,而现代文明则离不开平等、个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中世纪式的宗法专制性质,它与现代西方文化确实具有强烈的时代差异性,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别所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赖以冲击早已过时的思想桎梏的主要武器正是这种文化时代性的理论,而在中国首倡此论的是西方传教士。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预期中西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道同风”,这是上述理论的直接延伸。他们说,当时已是“联五洲并二极”之时,一切“要质诸天下之公是公非为准绳”(台北鹭江氏:《说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页),“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

作为传教士,他们自然期望广其教于中国,这是所谓“一道”的重要内容。但是,除去这个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学呓语,其“一道同风”的主要内容是期望科学和治国之道的统一,所以,他们一再宣扬:“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页。)在当时,这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走向富强的合理主张,尽管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治国之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无视中华民族的特点而鼓吹“全盘西化”呢?为了得出准确的答案,必须考察他们是主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

其一,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善》,《万国公报》六四八卷第424页。)后来,李提摩太在他所编的《醒华博议》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国欲办一切事件,当细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万国公报》一二卷第1页。)长期担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合作编译《万国公报》等书刊的中国人蔡尔康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的方针应该是:“撷其菁华,而弃其糟粕。”(蔡尔康:《以士保国续说》,《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21页。)这个概括也表达了许多西方在华人士的共同认识。百年来,这个方针一直为许多爱国志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们视为“伟大贡献”而讴歌,尽管齐声喝彩的时贤未必知道这是19世纪的有识之士早已确认的指针。

其二,他们也提醒中国人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看西方的弱点甚至排外。早在1876年,他们就尖锐地批评只承认西方枪炮好、自夸西方“文理远逊中国”之辈不过是“未识西国字,未读西国书,而乃强不知以为知”。(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万国公报》三九三卷第611页。)后来又一再指出,中国的官员和士绅们“真能明于西事者十无其一”。他们承认西方有欺压中国之处,“西官亦间有责取不当赔之款项者”(李提摩太:《富晋新规》[光绪十年七月],同上十一卷,第2、3页),西方也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但他们尖锐地提出国家和人民互相交往时应该如何看待对方弱点的问题:“有甘居下流之士,则专究心于其恶俗而津津乐道之。彼西人之初通贸易于粤东者,辄曰华人无他长,惟知食鼠及赌钱耳。试问华人,服乎不服?即问达于事理之西人,信乎不信?泰西诸国亦何尝无陋劣之俗,淫乱之事,若遗其至善而举其至不善,亦何尝不可以成书,而君子不为者,恶居下流也。以纪其至善之政为可疑,则将以纪其至不善者为可信乎?”(林乐知:《游说》,同上六十九卷第3页。)当时,在整体水平上西方文化远高于中国,而不少中国人闭目塞聪,不愿正视本国落后而造成的危险处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振兴的流行病。在此情况下,这些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是适时的忠告。

(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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