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百家讲坛-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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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马瑞芳著《〈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序) 一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人写主讲人,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也叫“执行主编”),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


(马瑞芳著《〈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序)


一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人写主讲人,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也叫“执行主编”),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不同组的编导,也只熟悉自己组里的人。所有主讲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制片人万卫,制片吴林,恐怕就只有总策划解如光。解如光这个总策划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选题,还管寻找和发现主讲人,实际上是《百家讲坛》“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要写这本书,他最有资格。可惜此公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你要问他这些事,保证王顾左右笑而不答,一脸的谦虚谨慎,结果便“便宜”了马瑞芳。


那么,马瑞芳怎么就熟悉这么多主讲人呢?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她的性格,我认为就是三条:直、爽、好玩。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饭,当时的编导组长魏学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很需要这位“驾轻就熟”的老大姐“传帮带”。结果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讨人喜欢的。所以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其实,有着这样性格的人,不但在一个群体中会有好人缘,上了电视也多半会有“观众缘”。看《百家讲坛》的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钟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长得漂亮就没个性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一个主讲人,一个靠学问和见解吸引观众的主讲人,如果太漂亮,脸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话还特标准,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新闻联播》,那个性就不容易彰显了。话说清楚,不是“没有个性”,只是“不易彰显”而已。此外,女主讲人另当别论。女主讲人漂亮,似乎并不妨碍她们彰显个性,照样大受欢迎。


那么,越有个性就越好吗?也未必,还要看是什么个性。孤僻、傲慢、阴阳怪气,怕是没人喜欢。直、爽、好玩,却肯定招人爱。不少观众喜欢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得加上学问和见解。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她的《说聊斋》就成功了。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二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


《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三《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的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四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孙立群、王立群这两个“立群”也大相径庭,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五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六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学术传播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居然“以其昏昏”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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