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跟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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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

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

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

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

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

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

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

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

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

暗的环境当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

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

-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

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

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

营,没有愉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

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

“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

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

《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

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

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

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

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

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

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

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

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

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

坏,从《列宁在19l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

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

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

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

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

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一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

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

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

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就曾为此不安,

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

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

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

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

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

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

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

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

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

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

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技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

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

雕,两个国家落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

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

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

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

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

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

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

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

人们,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

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机奥运会。

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

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

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

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

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

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

(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

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

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

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

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

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

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

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

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美国太强大

了,而复苏的中国机体上还有一些瘦弱,而且美国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

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

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须受一种限制;

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

(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

面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他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

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

绪”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

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

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

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

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

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

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

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

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

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

“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

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定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

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

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

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但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

及它给我带来的诗意般的冲击—一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既然

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

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

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苏学生,那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

思是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的比重是历

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

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成

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

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亦不反对她

去。对于有智识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

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

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

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

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

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

《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

面又加了一个“小”)。

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

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

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

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

理(美学)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初的

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

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

送给他一块馍,治好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生也不说啥,

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

人商议着纷张医生凑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平他们把那块匾插在张医生的

坟头,未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纷他刻一块碑,

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

涩喉。

从好莱坞到兰州,***的道德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

着上亿读者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

以一种诗意的、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

八股文操纵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国民情趣。不

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

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羞

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

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喀气,我们津津乐

道地沉溺于厌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掉了原本身上含义

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

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亲

爱的爸、妈:

圣诞快乐!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州——镇江走了一圈回

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信我

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节目里两次听到德克萨斯的州歌《家

乡的绿草地》,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

一起过党内生活,而且互称同志。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当我二十五岁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挑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

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

片形式传达的别扭文学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笑柄?这

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娇揉造作的仪态层然充斥着我数年之久的大学求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

影响不是越来越谈,而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

足够长见识的圈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起惊奇和

嫉妒的心理。

我听到了以下评价——

“相信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

的社会,法制健全,整个国家运转有序。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

大尊重。

就移民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个人的距离近,

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拜。在美国,地位高下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

天堂。……”

“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无论领导、平民)还

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尽管我目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

从不责难和苛求,但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压力

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

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

假如我以阿Q式的精神去攻击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们可以批

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

自由与幸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们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

的大国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

感,而是基于十数年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优患。

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

天这样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整个民族的想像力都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

志摩先生描述那张上帝之子的“傲慢的脸”时的惊讶心情,还记得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

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我甚至有时候怀

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

出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

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

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

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

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

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

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

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

的理智的选择。国外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

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

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绪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

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签证、美援、

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者,于是下面

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我很欢喜。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日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

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

我们回头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

想负担,或即使是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

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誉以及热烈的

回应,是同我们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

己的优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

的。但不幸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

他们解脱责任的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

享受进化的喜悦,但突然间,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蛮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

代价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加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

内呀,接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

地欣赏到一盘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

的思想先驱,可以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里,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

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

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XX,也

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

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

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

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

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退士。但

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

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启超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

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懊,美国应该接纳我,我有追

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对未来有一种均衡的、平和的风度……这就一下子回到

我的题目上了。

奴隶有两种,一种是总在欢天喜地的奴茶,一种是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而甘心痛苦下

去的奴隶,直白了说吧,忧国忧民的奴隶。我最近经常说: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

那种人。

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知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

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

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以跟写

《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

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

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

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教人感动!上古竞于道德,

中世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

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经济人才,蔚

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

所左右的勾当。——我不过想说明,祸国秧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

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

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

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

滞迟的罪恶。

前面我已讲过:对环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义使我们以势利的心欢呼大国的渗透。这

种急切的、迷恋新欢的心情好有一比,比什么呢?有一个讽刺故事,一户英国家庭获得

通知:他们购买的彩票中了本轮的头奖,在欣喜若狂中,他们扔掉了家中原有的东西。

故事的结尾是彩票公司来人,吞吞吐吐地表示歉意。——获得了新的想象空间后,人最

容易把原先熟知的事物弃之为陈腐。我们长期以为自己处在神圣的反抗状态,陶醉于

“低调”或“反调”,而偏偏没有认识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态史观。从日常生活到精神

价值,把大量的奴性的言论作为“快论”而加以激赏。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弥漫于全国

的空气,故作清醒高超,实为乖张轻佻。我突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骂他女

儿(她正在张罗着为非洲人募捐)的那一句:“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一些不着四六的事

呢?”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工业是非常密集的,因而环境上有很多令人不快的现象,

我们市每年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创卫,这样才能勉强的进入全国大城市的中游。这

一年的创卫高峰期,一位电台主持人发起了一个类似于“绿色志愿者”的组织,这个创

意博得了热烈的欢迎,踊跃参加的中小学生(包括少数大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的许多

公益行为是纳入了市府的轨道的。但既然是一个松散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团体,势必会

引发某种讨论。我和几位电台的同事私下也议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些结论使我记忆犹新。

由真善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闪光的纯真的信念,谁不希望家园看起

来有情调一点?谁不希望在一种情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但我又要说了:“绿色志

愿者”们对工业发展的认识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们自

傲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对现状有着更沉重认识的父母及

他们的兄长,是绝对不赞成汽车为蛇让路的。杜德伟唱道:

help,help,help

这个地球需要快乐来拯救

这种理念只有吃现成饭的人才会奉为神明。拯求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

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我们的生产也正在付出代价——而十字军们却让我们先在车库

上镂刻花朵!是谁把大量的奢侈的、无用的、浮华的观念传导给我们?help,help,he

lp,上海话说的:帮帮忙。我们不需要美国式的老天真和美国式的焦灼来拯救我们的心

灵。

美国人有一句话,假如美国有一天变成法西斯的专制国家,一定是人民投票公决的

结果。

那么相似地,假如中国人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么这亡国奴的结局也一定

是我们通过艰苦奋斗和对“真理”执着追求以后获得的。

所以严肃的任务来临了,即: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以上的谈

话都在贯穿着这个意思:如何抗击心灵上的滋扰,而落地有声他说出这个字眼来。我们

都是阿Q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

我们的心灵滋扰来自何方?来自于落后境地中的怨恨,来自求索中的困顿,来自第

三世界式的失落心理。

美国继冷战后的最大广告策划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在天空充分表演,伊拉克的

总统卫队以师为单位在地毯式轰炸下溃烂荒原。于是这场面加深了我们奴隶式的惧惊感。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像个半老徐娘的交际花似的在国际事务的核心搔首弄姿,等着上次

日的新闻头版。于是我们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对美国抱景从心理。但是这所有的广告效益

——已经不能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蛊惑人心,它的穿棱外交频率和它的广告收益黯淡

成正比。里根曾经说的:“和平要通过实力才能得到。”但马歇尔式的利益纽带——已

不复存在。地区问题上,各政治领导人乐于倾听美国人发言并劈手势,看上去越来越像

是对友谊及历史的尊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唯一有点像超级大国的,就是它在北约势力

范围、在东亚及其他的一些个基地还驻了一些兵和机器,在这里飞翔一下,在那儿游弋

一下。假如没有欧盟、日本和其他盟国的输血,像海湾那一次表演他是一分钟都支撑不

了的。克林顿的防务概念就很像一种电子游戏或某种战争系列剧:“我们必须维持世界

上最强大的防务。……这种防务需要的是较少的人员和永久性的武力,但却有更大的陆

上、空中和海上的机动性,并真正致力于不断发展高技术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传奇片的政论再版,看一下美国人胡编乱造的影片吧:明明是愉袭

德黑兰营救美国人质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却变成了美国特种部队伸人敌国腹地,英勇

顽强地救出了美国志愿人员;明明是美国费九牛二虎之力东进越南西山战俘营,却发现

他们钻进了一座空房子,却变成了“兰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越南、从柬埔寨救出

一拨拨的美军战俘。“特种部队”式的幻想支撑着美国从成人到青少年的自豪感,他们

看来:那些包着头巾、戴着斗笠的民族,在美国大兵的手提机关枪、火箭炮的面前不过

是一堆血肉而已。不,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人指出了:以为靠一个空降师就可以解决一

个国家的意识是极端荒谬可笑的。美国战胜伊拉克(?)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历史性联盟

的结果,至于美国介入格林纳达、美国横扫巴拿马,根本无任何广告价值。

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全世界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局面也并未

像某些人希望的逻辑那样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令人欣喜的征兆:从欧盟到

俄罗期,从日本到亚洲的新兴国家,全世界都在传达着上帝的真理:在国际事务中,最

需要约束的是美国,最需要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教训的亦是美国。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同美

国对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心灵深处却不可避免地触摸到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

文化乃至民俗上的冲击,我们这样一个谦逊的、优容的大国,人民在学习的谦恭风貌。

上类似日本,但在坚强的内在品质上却往往显得薄弱、缺乏敏感和自尊的风度。如果说

美国在政治上的强权可以在我们这里遭到失败的话,那么他从心灵到肉体上对我们的临

幸,则是我们某些人心甘情愿承欢而蹴成的。

电影《大撒把》里有一个情节,女主人公播放一盘先她而去美国的丈夫寄来的录音

磁带,那欲火如炽而又冷酷无情的表白教我不寒而惊:

“亲爱的,以上我给你说了一段英语,我到了美国以后……亲爱的,为了我们的幸

福,你必须把孩子打掉……(十分凶狠)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将……”

结尾的词肯定是“绿卡”(greencard)。我猜这个声音传达的不单是逃离中国的急

迫心情,肯定还有一种比普通中国人率先进化的秘密的喜悦。这种中国式的趣味令我惊

恐地想起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看起来很循规蹈矩的人,许许多多的不算平常人的人,

许多被称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一旦哪一天,他们惊喜地逃遁,回过头

来以进化的优越看着我这样的留在国内搞改革的人,我又将作何心情?

“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我周围曾生活着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幼小的时候很乖觉,比顽劣的男孩子更细心地

爱祖国河山、敬慕英雄、尊师重长。妈妈说:“来,孩子们,我教你们唱《我的祖国》。”

男孩子肯定是一溜烟地跑开,嘴里喊道:“不爱唱!”而女孩子则悄悄地拿起马扎,依

偎在母亲身边,细声细气地学唱:。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

有猎——呃——耶耶——枪!”

大人们称赞:比起小子来,姑娘贴心多了。但是十多年或二十年以后,丝毫没有迟

疑扭头便扑向白种人怀抱的常常是“贴心”的丫头;而默默地在教育界、新闻业、商业

界、军界为国家忠实服务偏巧是当年被视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小子们。苏联的一位刑

侦学家说:“不要相信给儿童看的动物小说对猎犬的赞美,再忠诚的猎犬,只要陌生人

给它嗅一嗅手里的香肠,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撇下原先的主人跟别人走的。”有人会问:

体到底想说明什么?——我没有性别观和贞节观的暗示,我不会那么无聊。我以前坚信

我们民族深刻的从容感和幽默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会得到体现,我们本该早一点发现:

原来加在孩子们身上的禁锢本就是对想象力的极大束缚。当此时此地,文化精英们以貌

似解放的态度轰炸全国的学龄或学龄前儿童时,我们的儿童何尝不是陷人了另一种想象

力的坟墓?他们认定全世界最好的绘画是《圣斗士星矢》、最好的音乐是刘德华的、最

好的舞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最好玩的智力游戏是《消灭萨达姆》。每当圣诞之夜,

我会在约瑟堂遇到的大量追星族,他们疯狂的眼神透着一种神圣:厌倦,厌倦,厌倦!

尽管理念告诉我对待这个要用一种民主的超然,但我们最后做的是——,我们一群人划

着十字闯进入群,嘴里高喊:。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酷似《农家女》中的一个经典镜头。在国会选举前的党内提名代表大会上,管家高

呼:“卖鱼喽!”一片欢呼声。

约瑟堂前亦是一片狂呼。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我不能说美利坚是一个“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民族。但美国人面临世界事务的

艰难选择时,越来越多的,是“透着眼神里的慌”。被广告策划人和电脑神童所统治的

白宫,它对世界事务的反应已经不能同它的大国应有的智力背景相匹配。它的领导人在

语言表达上开始抄袭从杰斐逊到肯尼迪的演讲录,他们开始用社交性的语调处理一切巨

大事件,白官的文风越来越带伪饰色彩。与此相对照地,中等国家领袖——包括小国领

袖都显得比白宫领导人更加出类拔苹。从福特开始,领导人及其顾问们的智力滑坡就日

趋明显。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美国人斗争意志的衰退及相关素质的沦落。如果说:里根—

—布什尚能表现出老战士的余勇,那么,从黑豹党行列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代,我们实

在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果毅和决勇。在反苏反华反共时期尚能激起的全民性的警惕,到

今天,已随安宁和富裕落花流水去也,选民更多地趋向于一种没有远见的、牢骚满腹的

政治选择。就如佩罗所说的:人民多多少少被当成了进行策划的对象,策划的手段是商

业的推销和传媒的活动。

在美国,已经不存在活跃的政治思潮,求新求异的刺激被当作变革精神加以喝采。

一句话,美国人似乎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乐趣和相应素质,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及

思想的繁荣,对美国人来说已成昨天。

正是美国人对青少年的漠视和纵容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纪念,这就

是为什么沉重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产生开放的错觉的原因。

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

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对于青年一

代的成熟、进步、发展来说,以上的领先绝对不是次要的和无用的。事实上,美国青年

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

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

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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