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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中国文化难下足球的蛋

在我看来,足协解散,中超解散,谁爱玩球谁玩去。中国这么大,说不定哪个地方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让他们在球场上自决高低。这样拉出一支队伍来,说不定也不比现在的差。足球要从草根中长出来,而不能靠官僚当政绩工程来搞。没有有血性的男儿,你请什么外籍教练也没有用。———薛涌

这次伊拉克在亚洲杯夺冠,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临阵两个月才找到一个教练,没有训练场地,队医比赛前被杀,队员不少有家难归,一天到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的队要能赢球,我们还用操心选帅吗?还需要一个国家队吗?还需要什么体委、足协吗?事实是,伊拉克没有的我们都应有尽有。但是,我们赢不了球。不仅是偶然赢不了,而且是永远赢不了。

中国足球的失败,其实是两千多年文化失败的一个缩影:一切靠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操纵,个人的主动性、自立性、自决权全部丧失。君主专制确立的一个前提,就是收缴天下之兵器,瓦解社会中的军事文化,使男人再无打仗的血性,这样才好统治。比如,上古大臣有“带剑入宫”之习俗。后来君主专制一确立,大臣见君主就非要先缴械不可。看看欧洲的中世纪还有近代以前的日本,君臣从来是“兵戎相见”。国王封臣,就把宝剑搭在被封的贵族肩上,那个贵族单膝跪下表示效忠,但身上有配剑,甚至手还扶在自己的剑柄上。日本武士见上司,也是带剑的。在这样的文化中,携带武器表示着人的自由和尊严,缴械则是奇耻大辱。带剑入宫的文化意味是:我的臣服是自愿的、是个人意志的结果,绝不是屈从、不是被武力所胁迫。臣服不意味着放弃个人的尊严。这种社会和价值观念,当然培养了军事文化,培养了个人的勇气和荣誉。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法的精神》,在这方面一针见血。他把政体分为君主制、专制和共和三种。君主制(即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基础是荣誉,中国式专制的基础是恐惧,共和的基础则是美德。他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在专制之下早已丧失了其他君主制下的荣誉。

中国古代的专制的逻辑是强制。这从见君主必须缴械这一点就看得清清楚楚。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打仗是公民的特权,在中世纪则成了贵族的特权。日本也是如此,打仗是武士的特权。但是,在中国,有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训。皇帝的逻辑很简单:消灭了军事文化,必要时强迫人去为我打仗,这样没有人有能力造反。可惜,真到关键时刻,也没有人能够保卫国家。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人口最多,按说也应该最强。但是,总是被人口是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所征服。军事文化的丧失,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明末清初人士姚廷遴写过一本《历年记》,记录当时的世态,就描写过清兵进驻上海的情景。偌大一个上海,清兵仅派了五十骑。当地人一听才五十个人,觉得好欺负,一哄而上,于是有了万众围剿清兵的场面:有拿棍棒武器的,有拿竹杆的,有人还说,把他们抓住不杀,当猴耍着玩。那五十骑清兵,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不慌不忙,毫不在意。等人群接近,突然一起掉转马头“反发”,追来的万众顿时一片哭爹喊娘,演成一场大屠杀。这五十骑毫发无伤,留下遍地尸体,当地人再不敢乱说乱动。

中国人不习武,没有军事文化,没有个人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这当然也影响到足球。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外籍教练施拉普纳就看透了:欧洲队员门前拿球,一下就兴奋起来,因为这到了自己逞能的时候了。中国队员面对这样的机会,马上心理崩溃:球怎么到了我这里?

最近这三十年,唯一还算能踢球的,就是苏永舜执教的那个队。当年输了新西兰,主场面对科威特,已经是绝境。但三比零狂胜。后来对沙特,上来被灌二个球,但反而由此踢野了,最后四比二大胜。那个队虽然见了新西兰软得不行,每战必败,但毕竟在亚洲踢出过这种酣畅的比赛,日后没有一支国家队能比。为什么?我看那一代队员,是文革时代长大的野孩子。那时学校停课,孩子们没事就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自己组织足球比赛。后来呢?从小体校教练管,然后是体委、足协,孩子亦步亦趋地长大,上了场,没有教练吩咐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在我看来,足协解散,中超解散,谁爱玩球谁玩去。中国这么大,说不定哪个地方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让他们在球场上自决高低。足球要从草根中长出来,而不能靠官僚当政绩工程来搞。没有有血性的男儿,你请什么外籍教练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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