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行到1939年出现了第一个伟大高潮，这就是1939年的国军冬季反攻作战，这是抗战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攻作战，整个作战从1939年12月上旬开始直至1940年2月间基本结束，共歼灭日军数万人（日军战史承认仅日军第11军就伤亡8000多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对这段历史宣传的很少，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希望本文能使大家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
注：文中的详细史料主要出自于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作战背景
国内战局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1939年5月，汪精卫等一行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939年9月份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在代司令长官薛岳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重大胜利，提高了全国抗日官兵的士气，增强了我军抗战必胜的信心。连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的报告中也明显流露出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国际形势
在国际上1939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8月23日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日，美国发表声明，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所谓“东亚新秩序”。
日军策略
武汉会战后，日军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此时日本主要采用四种策略，一是利用其有力机动部队，在武汉地区实施局部攻势，意图歼灭在这一地区的国军主力；二是维持其所谓“治安区”的安定，打击华北等敌后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日武装，确保其后方交通线的安全；三是积极扶植汪伪政权；四是对重庆等大后方进行大规模持久的战略轰炸以图瓦解我军民的抗日信念。
作战经过
1939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表示，“要对日军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此时国军第一线部队的第二期整训已大体完成，蒋介石于是策划发动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涉及全国12个主要战区（第一到第十战区、苏鲁、冀察战区）的国军部队，其中第四战区、第八战区等都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战区
第四战区的冬季攻势主要使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的反攻作战，也就是桂南会战，这是1939年各战区冬季攻势中战果最大的胜利，尤其是对昆仑关之敌的正面反攻，在20多天的攻坚作战中，给日军第5师团之第21旅团以歼灭性打击，给日军第5师团其他部队以重大杀伤，击毙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中将，最终攻克日军坚固设防、顽强据守的昆仑关阵地。此战与其他各战区的冬季攻势相呼应，成为1939年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重挫日军，更重要的是此战使日军高层对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力深表敬畏，日本最高军事当局也认识到不消灭国军主力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他们的胜利。
第八战区
第八战区的冬季攻势主要是对包头和五原的反攻作战，在反攻包头作战中第35军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大部全歼增援的日军驻蒙军第13、14骑兵联队，击毙第14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在反攻五原作战中第35军激战两天攻克五原，全歼日军特务机关和伪蒙军3000余人，击毙日军皇族绥酉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
作战简评
1939年冬季反攻作战是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性反攻作战，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所有战区的国军部队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作战，表现了中国军队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对国内战局的影响
1939年冬季反攻作战的意义不仅在于军事上重创了日军，也沉重打击了39年以来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更在于在政治上使日本最高当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最高当局也意识到通过军事手段迅速战胜中国或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1939年冬季反攻作战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后的三个月。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28日波兰沦陷。1939年的12月份整个欧洲都处于极度恐慌之中，都在猜测德国下一个的进攻目标，就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时，遥远的中国传来了中国军队冬季反攻作战的讯息，对欧洲的战局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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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局受到极大激励，在此激励之下，法国飞快地投降，英法联军没命也似的从敦克尔克撤……啊，不，是转进回英国，英国人急忙向刚获得大反攻胜利的中国……的友邦美利坚合众国求援。
冬季攻势:1939年12月-1940年3月,其主要将领:蒋介石、李宗仁、薛岳。在这次攻势中，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兵力约71个师，55万余人，与敌作战1340次，其中主动出击1050次，毙敌九万多人，我军伤亡七万多人。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继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外主动出击，改写中国百年来基本上只有“挨打”的历史，日军亦承认这次作战中我国军队的英勇。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从被动挨打转入主动进攻，一扫全国民众之颓丧之气，树立起抗战必胜之决心。
。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中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的，全局性的积极主动的攻击战，以后就再不见了（滇西，缅甸反攻不算，桂南反攻不算，上高战役反攻不算，雪峰山反攻不算，三次长沙会战击退日军不算，鄂西会战打退日军不算，虽然它们也都是攻势作战）。
冬季攻势自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40年3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6个助战区的作战情况是：第一战区向陇海铁路及其附近实施了攻击，一度攻入豫东、开封和豫北安阳等地，烧毁日军的仓库和破坏了交通。第四战区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进行了作战。第五战区进行了绥西作战，收复五原，击毙绥西警卫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以下日伪军4000余人，将日军赶出黄河河套地区。冀察、苏鲁等战区也以一部兵力向当面日军实施了攻击。在主攻战区，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共同合作挫败了日军对中条山地区的扫荡，毙伤日军第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但在晋西地区却造成严重的反共磨擦。第三战区的主力14个师，对长江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发动攻击，攻克沿江据点多处。第五、九战区集中50余个师，在东北起信阳、安陆，南至通山、崇阳，西至汉水的广大区域内，对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攻击。
这些攻击引起日军一定的震动。如日军战史记载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们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靠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但就其战果来说并不算大。据日军统计，本次作战其伤亡只有8300多人。白崇禧认为：“共历时三月有余，所获结果：计俘敌400余人，伤毙3700余人，掳获步枪2000余支。”而日本方面的共同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则讽刺地说：“支那人是不可能打败日本派遣军的。他们除了逃跑之外什么都不会。在支那所谓的攻势作战中，日军未伤一兵一卒”云云，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5楼的发言：冬季攻势自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40年3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6个助战区的作战情况是：第一战区向陇海铁路及其附近实施了攻击，一度攻入豫东、开封和豫北安阳等地，烧毁日军的仓库和破坏了交通。第四战区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进行了作战。第五战区进行了绥西作战，收复五原，击毙绥西警卫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以下日伪军4000余人，将日军赶出黄河河套地区。冀察、苏鲁等战区也以一部兵力向当面日军实施了攻击。在主攻战区，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共同合作挫败了日军对中条山地区的扫荡，毙伤日军第三十七师团2000余...... |
注意，你说的8300人只是日军统计的第11军的损失。日军公布的损失统计也是一贯打折的，肯定只会少不会多，就日本人而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5楼的发言： 冬季攻势自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40年3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6个助战区的作战情况是：第一战区向陇海铁路及其附近实施了攻击，一度攻入豫东、开封和豫北安阳等地，烧毁日军的仓库和破坏了交通。第四战区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进行了作战。第五战区进行了绥西作战，收复五原，击毙绥西警卫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以下日伪军4000余人，将日军赶出黄河河套地区。冀察、苏鲁等战区也以一部兵力向当面日军实施了攻击。在主攻战区，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共同合作挫败了日军对中条山地区的扫荡，毙伤日军第三十七师团2000余...... |
关于日本方面的共同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的讽刺报道，你相信吗？你就这么信日本的战时新闻？你不觉得可笑吗？！
|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4楼的发言： 冬季攻势:1939年12月-1940年3月,其主要将领:蒋介石、李宗仁、薛岳。在这次攻势中，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兵力约71个师，55万余人，与敌作战1340次，其中主动出击1050次，毙敌九万多人，我军伤亡七万多人。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继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外主动出击，改写中国百年来基本上只有“挨打”的历史，日军亦承认这次作战中我国军队的英勇。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从被动挨打转入主动进攻，一扫全国民众之颓丧之气，树立起抗战必胜之决心。
。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中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的，全局性的...... |
你在回复中已经列了不少国军的反攻作战，虽然是局部反攻，但他们都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谢谢你对国军抗战的宣传。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9楼的发言：
确实，日军的统计数字也是不可信的。看到两个日本的数据，一个是平型关战斗，日军只承认伤亡了67人（其中一半是没有武装的司机），中途岛战役，日军只承认伤了一艘航母，实际上是4艘被击沉。这些显然都是不可信的。
我国编写的抗战史有个顽疾：凡是八路的歼敌数字，都采用八路自己的，凡是正面战场国军的歼敌数字，都采用日本人的。当然，这么做是为了突出宣传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在声势上压倒国军。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鉴别哦。 |
兄弟，我文章采用的数字不是国民党战时统计的，而是现在共产党的军事编辑们统计的，出处是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
据我所知，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引起的大会战可能只有一个半。一个就是1939年冬季攻势。另半个就是淞沪会战。
之所以是半个，因为根据蒋纬国编写的国民党自己的材料《抗日御侮》第三卷第八章（99页）所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驻沪日军借故挑衅，引发淞沪会战，蒋委员长立令第九集团军向占据日租界之日军发起攻势”。也就是说，日军挑衅后，国民党军队再率先采取攻势。故算半个。
其余所谓21次大会战（不知为何，39年冬季攻势没有算入22次大会战之中），几乎全是这种模式：日军制定进攻计划——日军进攻——国民党军后退/节节抗击/溃败（如果是溃败，那结果就是国土沦陷，会战也就结束了）——日军强弩之末，国民党军队开始反击——日军后退——恢复原先态势。
至于中国战场上以国民党军队制定进攻计划再发动进攻作为开始的会战，除了39年冬季攻势以外，好像一次都没有……
| 以下是引用唐律疏议 在第11楼的发言： 据我所知，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引起的大会战可能只有一个半。一个就是1939年冬季攻势。另半个就是淞沪会战。 之所以是半个，因为根据蒋纬国编写的国民党自己的材料《抗日御侮》第三卷第八章（99页）所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驻沪日军借故挑衅，引发淞沪会战，蒋委员长立令第九集团军向占据日租界之日军发起攻势”。也就是说，日军挑衅后，国民党军队再率先采取攻势。故算半个。
其余所谓21次大会战（不知为何，39年冬季攻势没有算入22次大会战之中），几乎全是这种模式：日军制定进攻计划——日...... |
仅仅就说22次国军和日军大规模会战，远征缅甸，滇西，都是典型的进攻作战，还有三次长沙会战，将日军打回新墙河以北。
即使在防守作战中，也有局部的攻势。比如武汉保卫战中的万家岭大捷，上高会战（此战甚为经典），以及雪峰山会战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对这段历史宣传的很少，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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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很少是实，但说“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则谬。
国民党1939年冬季攻势，高教出版社2002年、2003年的《中国现代史》中都提到过。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提到过。
反倒是郑浪平的《不朽的光荣》一书，数我眼拙，好像没提到1939年冬季攻势。如果谁看到了，麻烦告诉我在哪一章。
我上小学时正当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唱的是我们都是神枪手，看的是地雷战，平原游击队，
只知道蒋介石龟缩在重庆，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奋勇抗战。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国民党军队中
的许多血性男儿，余城万，薛岳，孙连仲，李宗仁，甚至张灵浦，｛那个在孟良崮被击毙的顽固派｝ 还有远征军的豪杰。使我们看到了抗战史的另一面。同样使人热血沸腾，随着改革开放， 历史被逐步的还原。包括这次纪念建军80周年，军博再次挂出了林彪元帅的像，而且还在第三位 ，尊重历史，事实就是是我党进步和谐的表现。
我们村有个汤大爷，97岁了，曾参加过武汉保卫战，他边喝小酒边回忆说：1938年在万家岭，和小鬼子拚刺刀，满山都是刺刀碰撞的嚓嚓声啊，连张灵甫旅长也端起刺刀和小鬼子过招，大家都拿命不当一回事了，那死的人到处都是。。。。一年后我路过那里，那里寸草不生，很多尸骨上都有金牙，都是小鬼子的尸骨，国军穷，没有金牙的。。。。。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12楼的发言：
仅仅就说22次国军和日军大规模会战，远征缅甸，滇西，都是典型的进攻作战，还有三次长沙会战，将日军打回新墙河以北。
即使在防守作战中，也有局部的攻势。比如武汉保卫战中的万家岭大捷，上高会战（此战甚为经典），以及雪峰山会战等 |
滇西缅北之战也算入22次大会战之中了吗？
我知道的22次大会战列表如下（如果你有不同版本，非常希望你能告诉我）：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
徐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日：
兰封会战：1938年5月21日----6月：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日：
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豫中会战：1944年4月----5月25日：
长（沙）衡（阳）会战：1944年5月----8月：
桂（林）柳（州）会战：1944年8月----12月10日：
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
关于那些局部攻势，我并未否认其存在。我说了，国民党的大会战一般总是这种模式：日军进攻——国民党后退——日军强弩之末，国民党反攻——恢复原先态势（后两个阶段有的并非每次会战都有）。
| 以下是引用天上星星参北斗啊 在第14楼的发言： 我上小学时正当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唱的是我们都是神枪手，看的是地雷战，平原游击队，
只知道蒋介石龟缩在重庆，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奋勇抗战。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国民党军队中
的许多血性男儿，余城万，薛岳，孙连仲，李宗仁，甚至张灵浦，｛那个在孟良崮被击毙的顽固派｝ 还有远征军的豪杰。使我们看到了抗战史的另一面。同样使人热血沸腾，随着改革开放， 历史被逐步的还原。包括这次纪念建军80周年，军博再次挂出了林彪元帅的像，而且还在第三位 ，尊重历史，事实就是是我党进步和谐的表现。 ...... |
大雁,水浒一百单八将被你玩完了,现在又玩主题歌啦?那么下一个是西游记还是三国演义?四大名著是不是都玩个遍?
其实日军是非常希望中国军队主动反击的，中国军队主动反击，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过多的攻坚作战，日军正好可以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事实上，1939年的冬季作战，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损失更大，仅湖北地区的一线攻击部队基本上损失都在50%以上。1939年的冬季攻势，其结果就是把好不容易从武汉会战后休整好的部队一下子又都打残了，这个在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研讨中有明确的记载。可以说，1939年的攻击攻势损失巨大，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为保存或积蓄力量在后来的几年里持续保持守势，也自然就被认为是消极作战。
| 以下是引用唐律疏议 在第13楼的发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对这段历史宣传的很少，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 —————————————————— 宣传很少是实，但说“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则谬。 国民党1939年冬季攻势，高教出版社2002年、2003年的《中国现代史》中都提到过。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提到过。 反倒是郑浪平的《不朽的光荣》一书，数我眼拙，好像没提到1939年冬季攻势。如果谁看到了，麻烦告诉我在哪一章。 |
对不起，我毕业的早了一点。02、03年的书已经相对客观了，但也是只针对高等教育。
| 以下是引用嘲笑活菩萨 在第21楼的发言： 其实日军是非常希望中国军队主动反击的，中国军队主动反击，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过多的攻坚作战，日军正好可以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事实上，1939年的冬季作战，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损失更大，仅湖北地区的一线攻击部队基本上损失都在50%以上。1939年的冬季攻势，其结果就是把好不容易从武汉会战后休整好的部队一下子又都打残了，这个在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研讨中有明确的记载。可以说，1939年的攻击攻势损失巨大，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为保存或积蓄力量在后来......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请注意战争是要配合政治的，当时政治环境需要国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一场全局性的反攻作战，一是打击汪伪的投降气焰，二是表现相持阶段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和抗战意志。
按照活菩萨的意思就是，国军不能反击！一反击就要吃大亏！！要损害抗战大业！！！
所以，以后，国军就学乖了，绝对不反击！面对孤立的阵地，不反击！面对孤立的桥头堡，不反击！当日军抽空部队进攻别的战区时，也不能反击，拉兄弟一下！！
所以，做乌龟有道理啊，有大智慧啊！！！哈哈！！！！！
十个战区，兵力最少的两个战区发动局部作战，其它八个战区干什么去了？
看来老蒋还是保存实力第一啊！看战、看战，看看就可以了！
冬季做战，如果按战果论，可以认为是个失败的战役！几个战区中，打的好的，只有傅作义的包头之役！其他的，基本上打成了消耗。比如9战区围攻大沙坪，用了9个师围攻了一个月，毫无进展！74军攻击大城、新奉的日军，歼敌三千，自己损失5千来人，部分连队打光！昆仑关虽然歼灭中村8千来人，但5军基本打残，损失一万五千人。而且很快昆仑关就重新陷落，收复南宁变成泡影！！。。。。。。。
不知道，这样的失败高潮，值得赞扬么！
哦，忘了，在山西，阎老西趁机发动新军事变，忙着打内战了。。。。。。。。。。
主攻方而:
第二战区拟于12月10日发起总攻，部署如下:南路军卫立煌部以主力从中条山向同蒲路攻击，占领曲沃，沿同蒲路向南攻击，肃清晋南二角地带之敌;东路军朱德部(轶18集团军、27, 40军)以主力截断东阳关、娘子关，阻绝正太路、白晋路及同蒲路太原、介休段交通，并围困长治，以阻止敌军增援;西路军陈长捷部(辖第6集团军、34军及游击部队)以34军向汾河左岸出击、协同南路军肃清三角地带之敌，其余各部袭击敌人彻底破坏同蒲沿线铁路，公路交通;北路军赵承绶部(辖第7集团军、33军及游击部队)破坏太原以北同蒲铁路，主力向归绥东南围攻，与第八战区协同作战。但中国军队意图被敌察知，为击破攻势，日军集中36, 108师团各一部共计八千余人，于12月3日突然向第5集团军曾万钟部大举进攻。曾军仓促应战，一度后退。经9昼夜血战，终于将敌击退，随即向安邑、夏县反攻。为策应曾军，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于5日向安邑、夏县猛烈攻。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亦于10口向翼城、绛县发起进攻。在晋东南，27军范汉杰部于4日晚向长子攻击，一度占领长子城关，迫近城内。八路军129, 11师各一部向黎城、潞城一带及沁县、辽县、、昔阳附近攻击，相继收复黎城、东阳关、涉县，一度克复潞城，基本肃清了白晋公路沿路敌人，彻底破坏了公路，截断了交通。 1940年庞炳勋部亦于工月初攻击壶关，一度突入城内。但是，山于阎锡山挑起了“新军事件”，晋绥军(西路军、北路军)的主力投入“剿叛”，二战区实际只有晋南、晋东南两处实行了冬季攻势，肃清晋南三角地带的计划遂告落空。
新军事件是抗战以来国共双方的首次最大冲突。国民党决定抛弃政治解决办法，借机以军事力量予中国共产党以重大打击。12月13日，蒋介石通令各战区对所谓非隶属部队“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o1月10日，命令阎锡山“藉剿叛军名义北上剿清共党势力”。月底，蒋介石批准了“防制异党部队越轨行动方案”，以对妨碍中央抗日方针“所有一切恶劣势力当极力铲除(或消弥)之”为方针，加强华北军事部署，并在政治上“历举中共不法行为”，外交上对苏施加压力，准备掀起反共浪潮。
另外个主攻方向是第三战区:对于截断长江航运，统帅部极为重视，以为影响整个作战的胜败与全局。早在10月南岳党政军会议上，蒋介石曾指示顾祝同将芜湖至湖日沿江三百公里划分为十五或二
十个区，指定负责长官，明定攻击目标，乘间蹈隙，突入江岸，同时将长江交通节节截断。顾祝同返回三战区后，拟定部署如下:编成长江方面军，区分为右翼军、中央军、左翼军。右翼军辖25, 50军，总司令唐式遵，负责南陵至大通正面，中央军辖86, 10军及40师，配属炮2团、炮14团，由其自兼总司令，负责大通、贵池、吴田铺一线;左翼军辖21军，陈万初为指挥官，负责吴田铺、东流、湖口迄都阳湖东岸间正面。中央军以大通、贵池为主攻方面，前江口为助攻方面，一举进占江岸，掩护炮兵要击敌舰并布置水雷。其他两翼军则各编成步兵一团以上的支队两个，配属炮兵突进江岸，要击敌舰。随即开始准备。接着冬季攻势命令下达，顾祝同与唐式遵、王敬久及苏联顾问等对上项计划再作研究补充，确定中央军主力86军为士攻，分三期攻击，第10军任助攻，攻击时间为12月15日。同时在京沪杭地区广泛破坏铁路、公路交通，第10, 32集团军则向杭州、嘉兴、南昌挺击，并派便衣队潜入城内发动暴动。12月16日，中国军队对敌ll师团发起总攻。激战三天，中央军预师、16师一度突破敌阵线，但由于其他攻击部队没有全力出击，缺乏配合，未能予敌重大打击，我之伤亡亦较重，攻势受挫。19日守敌得到正调运回国的101, 106师团的增援，在飞机掩护下全线反攻。我军坚持到27日，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回原阵地，与敌对峙。配合江岸作战，第10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亦于中旬起向杭州、嘉兴、南昌附近出击，并派便衣队进入城内，纵火焚毁敌机关、仓库多处。新四军则向荻港、芜湖袭击，并两次击退进攻繁昌之敌。由于对江岸大规模出击未获成功，三战区乃改变部署，组织多个游击支队、游击小组、乘隙突进江岸，布雷和炮击敌舰，但收效不大。1月22日，杭州日军渡过钱塘，攻陷萧山，又向东进攻，经我守军激烈抵抗，终未能有所进展。同时皖南日军调动频繁，似有向我大举进攻模样，第三战区遂完全结束冬季攻势。
战绩最好的是第五战区:为消灭平汉路西敌第3师团和13师团，第五战区投入了三十多个师，军委会亦增加5个半师为攻势兵力。其部署为:以江防军第6 , 26, 75, 94军及128师组成江北兵团，司令郭忏，攻击汉宜路之敌，右集团张自忠部，辖第29, 33集团军，攻击京钟路之敌，左集团孙震部，辖22集团军及39军，攻击襄花路方面;豫南兵团孙连仲部，辖2集团军及68,92军，攻击豫南之敌，略取信阳;豫鄂皖边区李品仙部，辖7军，48军及游击部队，切断信阳、汉口间交通0 12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出击，经数日激战，攻克了一些据点。日军利用典机动性高的特点，发挥内线作战之利，13师团集中一部兵力于汉宜路反攻，我江北兵团损失严重，遂于22日撤回汉水西岸，汉宜路攻势被瓦解。敌随即转用兵力于京钟路方面，与张自忠部激战。经半个月作战，第五战区取得了一些战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统帅部一再嘉奖。为歼灭信阳、应山、随县一带日军第3师团，统帅部决定以军委会直辖部队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加入襄花路、豫南方面作战。五战区遂以31集团军与92军组成鄂北兵团，于1月初由左集团与豫南兵团中间地区向花园、广水挺进。同时又将预备队84军加入京钟路作战，与张部再兴攻势。豫南兵团则继续由西、北对信阳围攻。迄1月下旬，我军予敌3 , 13, 39诸师团有力打击，达到了消耗敌人的任务。24日，李宗仁建议乘此时敌军疲惫，后方又无新锐兵力可地加之机，于襄花路、京钟路继续攻势，收复一些失地。但被蒋介石否决。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由钦州湾登陆，沿琶钦路迅速北上。24日，占领南宁。华南攻势顿为巨变。南宁的失陷，使后方仅有的两条国际连络线之一的西南交通线顿生障碍。击退桂南之敌，收复南宁，对持久抗战有着重要意义。桂林行营决定于冬季攻势同时反攻南宁，计划以我军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为主力，附属99军一部组成北部军(总指挥徐庭瑶)由北:攻取南宁;另以夏威部4个师为西路军，进攻高峰隘，破坏交通。以蔡廷楷部3个师为东路军，破坏琶钦路，阻敌增援。12月18日攻击开始。第5军杜幸明部在战车配合下向南宁东北门户昆仑关发起进攻，并实行迂回包围，以一部与99军协同切断了日军增援之路，威胁敌侧背。昆仑关地势险要，守敌是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战斗力很强，工事严备，火力强大，杜军一时未能攻克。12月底，南宁援敌以重兵冲破我阻截防线，打通援路。为免功亏一赞，杜军调整部署，于28日再作总攻，激战3日，终于31日攻克了昆仑关。昆仑关之役，歼敌12旅团长中村正雄以下官兵八千余人，我军伤亡亦极惨重，仅杜军伤亡即达一万五千余。此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较大的攻坚胜利，予敌第5师团沉重打击，其士兵声称抗战以来从未遭受如此重大损失。1月初，统帅部将第5军调往后方休整，而其他参战部队亦较疲惫，对南宁的攻势遂缓和下。日军调整部署，增援18师团，于1月27日大举进攻。我军损失重大，昆仑关、宾阳失陷，收复南宁的希望破灭了。
为了执行冬季攻势任务和策应桂南作战，第四战区余汉谋部于11月底开始在粤北发动小规模攻击。驻广州日军21军为击破余汉谋部，扩大占领区域，并破坏我冬季攻势，策应桂南作战，决定进行攻势作战。12月8日，日军占领银盏坳，但由于部署未完成，未再做大规模进攻。余汉谋决定全力粉碎敌北犯企图，达成冬季攻势任务，以65军两个师和157师由源潭、花县间地区向银盏坳反攻。是时日军部署已定，以新调米的近卫混成旅团.及18师团、104师团，分三路大举进攻，企图一举占领韶关。24日，敌渡过琶江，次日陷梅坑、良口，突入我主阵地，局势至为严重。我军投入全部战斗部队及教育机关员兵，英勇阻击。26日，余汉谋决心“实行破釜沉舟之方法”，乘敌深入，部队分离，后方空虚之机，全部转移攻势。以3军军长张瑞贵率4个师1个旅所余全力，紧摄敌后，由南向北攻击梅坑、良口，以62军黄涛部所余全力攻击从化、增城敌根据地，自己率学兵营及教官发动民众空舍清野。30日，敌军又陷翁源、英德。但其孤军深入，连续作战，已十分疲惫，后方又受到我军威胁，兼之桂南告急，遂纷纷退却。我军收复翁源、英德、梅坑，终于1月16日收复银盏坳等所有失地，恢复原态势，取得粤北作战的胜利。
1931年被日本入侵....
1939年才出现高潮....
国军可真是慢热型的....
而且,这个高潮还是伪高潮...是国军装出来的样子...
呵呵，39年的冬季反攻是花生米错估计了形式，以为抗战要结束了，所以赶忙想做点政绩！
一旦失败，从此后就一泻千里，再也不能勃起喽。。。。。。。。。。。。。
| 以下是引用唐律疏议 在第13楼的发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对这段历史宣传的很少，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 —————————————————— 宣传很少是实，但说“教科书上更是鲜有提及”则谬。 国民党1939年冬季攻势，高教出版社2002年、2003年的《中国现代史》中都提到过。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提到过。 反倒是郑浪平的《不朽的光荣》一书，数我眼拙，好像没提到1939年冬季攻势。如果谁看到了，麻烦告诉我在哪一章。 |
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 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 山失陷，望风溃退；
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
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
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 。
蒋介石《对冬季攻势的总结》，193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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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冬季攻势，就是国民党22次会战中的桂南战役、昆仑关之战，和几次损失惨重、无果而终，发生在39年冬的局部战斗的总称。
其中，最大的桂南战役、昆仑关之战是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防守。以日军完成战略意图（封闭占领中国所有的出海口）结束。
说句心里话，我认为在抗战中国民党起到的作用要比GCD重要啊。我认为啊/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正面抗战。中国根本坚持不到GCD的崛起就完了。
、冬季攻势的总结。本集团军在未奉到委员长皓申电以前，敌人已经在九月十八日开始“扫荡”晋冀察边区。我们奉到冬季攻势的命令以后，一面要粉碎敌人对晋冀察之“扫荡”，一面要配合友军作战，完成二战区冬季攻势所给予的任务。为执行委员长皓申电，我们制定了如下的作战部署：
（一）晋东南方面：
1.上党一带，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个团及先遣支队一部，监视和打击（和）顺县一带之敌，保证白晋、长武、正太各线我军之安全。
2．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及三四四旅一个团，主要配合当地游击队，东西夹击白晋公路北段，置重点于●亭、南关间，确实断绝之。
3.三四四旅两个团、一二九师四个团，南北夹击长武公路，重点置于涉县黎城间，而确实断绝之。
4．以上部署，系配合庞、范两军〔6〕，收复上党。而收复上党之整个作战部署，另令行之。
（二）平汉线方面：
1．以萧克〔7〕部两个团截断宛平至涿县之线，并相机袭击涿州、卢沟桥。
2．吕正操〔8〕部两个团截断望都至保定线，并相机袭击望都、保定。
3．一二九师张贤约支队，配合冀游击队，袭击临城沙河线，并截断邯郸磁县段。
4．平汉线两侧各大小游击队，以配合上述作战企图，向平汉线作宽正面的不断的袭击与破坏。
（三）正太路方面：
1.正固以挂支队〔9〕两个团，确实截断井陉至娘子关段，以策应配合晋冀察边区作战。
2．另一个团配合当地游击队，向平定至太谷线，作宽正面之袭击与破坏。
（四）同蒲线方面：
1．一二○师三五八旅两个支队，袭击忻县至大同之线，置重点于雁门关南北，并策应配合晋冀察边区作战。
2．以一一五师陈支队〔10〕两个团，袭击灵石至太谷线。
（五）平绥线方面：
1．萧克之有力一部，置重点于昌平、怀来间，袭击平绥东段。
2．以大青山支队袭击归绥东西近郊。
3．以萧克冀东之游击队，分袭天津至山海关，及平古北宁各线。
（六）津浦线方面：
1．以吕正操一部，配合一一五师挺进纵队之一部，置重点于沧州东光间，夹击德州至静海之线。
2．以一二九师宋任穷〔11〕一部，一一五师挺进纵队一部，夹击德州至济南之线。
3．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之主力及山东纵队一部，夹击济南至铜山之线。
4．山东纵队之另一部，配合当地游击队，向胶济路作宽正面之袭击与破坏。
（七）陇海线方面：
1．以一一五师彭支队〔12〕袭击铜山至东海之线。
2．以一一五师杨支队〔13〕袭击民权至砀山之线。
（八）晋冀察区聂荣臻〔14〕部及一二○师贺龙一部，则以粉碎向晋冀察区“扫荡”之敌为基本任务。
现在我来报告本集团军冬季攻势作战的经过。
（一）晋冀察方面，敌人在九月间集中了联合兵团三万余人，从九月十八日开始“扫荡”晋冀察。我军经过四十余天的血战，将各路进攻之敌完全击溃。西路之敌退至五台，北路之敌退至灵寿、涞源，南路之敌退至完县、唐县、曲阳。此次战斗，继续到十二月八日才停止，共计毙敌三千余人。此次战役有两次战斗值得在大会上提出来报告的。
1．涞源战斗。此次战斗是同敌之辻村部队作战的，战斗的经过，十分剧烈。现在我把敌军十一月十九日的广播念给大家听，请各位好从反对的方面了解作战的实际情形。敌人广播说：三日进出于涞源南方之辻村部队沿山间之谷地进军，午前七时，突与共产军独立第四师，第一百二十师，合计三千之敌军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敌（就是本集团军）以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十门，轻机枪六十三挺，占据山顶之有利地势，对我（就是敌寇）以居高临下之势，反复数十次逆袭，尽量发挥其炮火威力。我辻村部队，自部队长以下，前仆后继，继续奋战，突击之后，占领附近之丘陵，进据有利之地势，使战局突转而有利于我方。及晚，敌人又来作顽强之逆袭，展开猛烈之手榴弹战。终至于四日午前十时，阿部旅团长亲调部队二千余增援，阿部亲赴前方指挥，此次竟作悲壮无比之牺牲。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产军，以飨阿部部队长之英灵。
当阿部中将被我击毙后，敌第三批增援部队七百余人，亦被我击溃。此役经四日之血战，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我缴获步枪四百余支，机枪十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未算，我伤亡营长以下八百余人。
2．陈庄战斗。陈庄是晋冀察边境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交通枢纽，敌人想破坏和摧毁陈庄，是他们“扫荡”华北进攻边区必然的一着。因此敌人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就用了素有“扫荡”经验的水原旅团，以田中大队（内有山炮一门）为骨干及水原近卫部队，灵寿行唐守备队二百余人，共约千余人，并附迫击炮一门，轻机枪八挺，重机枪一挺，在水原旅团长的亲自率领下，配合敌机的轰炸，开始向陈庄进犯。由于我民众的积极帮助，和我贺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全体将士英勇搏斗，连环包围敌人三四次，与敌反复肉搏数十次，经五日之血战，使千余名顽敌除十余就俘外，全部被我歼灭。这是抗战以来最模范之歼灭战。
（二）本集团军在晋东南方面作战，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友军（即庞炳勋、范汉杰二军）执行冬季攻势，完成夺取长治的任务，依照本集团军的作战部署，开展了各个交通线上的战斗。
1．白晋公路：在同蒲线上太谷方面的敌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分四路向武乡进攻。敌之兵力约六千余人，来势甚猛。经我军顽强抗击，激战二昼夜，将该敌击退，毙敌八百余人，乘胜占领段村、马牧、涌泉、山羊垴各据点。为着彻底切断白晋公路北段起见，我军又向白晋公路北段各据点，展开宽正面的袭击与破坏，先后袭占●亭、漳源、权店三据点，同时破坏了夏店到桥亭、号店到河口、南关到分水岭的公路，共约百余里，使敌人沿白晋公路南下增援长治之企图，遭受严重的打击。
2．长武公路：我军在长武公路的战斗，是从十二月初开始的，前后与敌作战大小七十三次。在作战的过程中，我军曾于十二月十四日，袭入东阳关、赵店镇、潞城之靳村，及黎城之七里店，毙敌二百余人。十二月十五日，伏击了敌人的汽车，将其全部破坏。十二月十六日，袭击黎城外围各据点。十二月十九日，袭入响堂铺。十二月二十日，又二次打入东阳关、赵店镇。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分向长武路各点总攻。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复黎城，即夜克复东阳关。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复涉县。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复徘徊镇（在武安涉县间）。总结二十多天的战斗，前后收复比较重要的据点计有：东阳关、黎城、涉县、赵店镇、徘徊镇、神头镇、微子镇。还一度克复潞城。毙敌在二千人以上。
3．正太铁路：我们在正太铁路两侧活动的结果，破坏了铁路四千余公尺，遮断敌人半个月不能通车。一月四日在寿阳县西南炸毁敌人火车一列，并消灭其运输部队。
4．平辽公路：我们在平辽公路的战斗部队，十二月十一日袭入昔阳县之东冶头，十二月十二日袭入韩王镇（在和顺辽县之间），十二月十四日袭入代丰（辽县附近），前后消灭敌寇三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军在皋落镇战斗，敌军正在危急之际，便放毒瓦斯，我中毒的战士四百余名，可是我军依然冒毒冲锋，将敌击退，收复皋落，毙敌二百余人。我军官兵除了中毒四百余名外，还伤亡二百余人。二月一日，在长城镇战斗中，敌以联合兵种千余人进攻长城镇。经我军英勇抗击，敌人阵地动摇，又放毒气。我军中毒者百余人，卒将敌军击溃。敌死伤一百六十余人，我军伤亡除中毒百余名外，还伤亡四十多人。我前后破坏公路七十余段，共一百多公里。我军在白晋、正太、长武、平辽各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给我围攻长治之友军主力以莫大之援助。虽然未完成在冬季攻势中克复长治的主要任务，然而本集团军所负担的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的。
（三）河北方面：河北平原由于地形平坦，交通四达，敌人又用筑碉修路的办法及常用快速部队的袭击，加上河北社会情形的复杂，内奸暗探的活跃，使河北的斗争内容就更加复杂和艰苦，因此我们要坚持河北平原的游击战，必须：
1．要把我们的斗争基础建立在军民巩固的团结上面。任何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要有优越的群众条件。在今天已经沦陷的河北，我们对于群众的依靠比任何时间和空间都要紧。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地动员组织训练河北的群众，造成人山，造成人海，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比如我们的游击队，在某种不利的情况下，须要退却或转移时，我们是靠人山来掩护的；又如我们的游击队在某种有利的情况下，要像潜水艇一样突然袭击敌人时，我们的游击队，是潜伏在人海里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河北的斗争，无论保持自己的生存或进行残酷的斗争，首先要建立群众的基础。
2．平原战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是颇为活跃的，我们没有大山大河，以资依托。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动员河北的军民，克服自然条件，改变地形，把平原道路变为沟渠（或凹道），把城墙寨子毁为平地，把可以为敌利用的道路桥梁加以彻底的破坏。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地形，而且还能够改变地形，使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3.正是由于河北社会情形的复杂，内奸的活跃，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战斗的方式又是经常采用奇袭，那末军队行动的秘密问题就非常重要了。行动的秘密，一面要靠军队本身的秘密动作，一面要靠群众的掩护。假使群众中间潜伏着内奸，他可以把我们的行动报告敌人，那我们的秘密就无从保障了。因此河北平原游击战的坚持，肃清内奸的工作，不论在军队中或在群众中，都是极端重要的。
这就是由于河北的特殊情形所产生的斗争的特点。在冀中，有吕正操同志在天津、北平、沧州、石家庄之间，坚持了两年多的冀中游击战。在冀南，有杨秀峰〔15〕、宋任穷等同志领导冀南五十余县的军民，坚持了两年多的冀南游击战。这些游击战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此次冬季攻势，在冀中、冀南各地都有非常激烈的战斗，他们都坚决地为完成冬季攻势所给予他们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现在分别地叙述他们战斗的经过：
1．冀中区：冀中区域是在平津、津浦、平汉、沧石四线之间。它的存在和发展，它的行动和战斗，都给平津、沧石各地的敌人极大的威胁和打击，特别是经常不断地威胁平津。敌人对于这一地区的“扫荡”已经进行过五六次了。当着我们执行冬季攻势任务的时候，平津、沧石的敌人，已经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作第五次分区“扫荡”。敌人“扫荡”的区域：
（1）在永定河、大清河之间，敌调遣了一百一十师团的部队约七千余人，附大炮三十余门，坦克车数十辆，汽车百余辆，并有空军、骑兵、化学兵种相配合。我们经过半个月的苦战，将敌击退。敌人经过此次的惨败后，又于今年二月一日开始第六次的“扫荡”，激战十余天，我军毙敌千名，将敌击退，坚持了永定河、大清河之间的游击地区。
（2）在大清河与子牙河之间，敌以联合兵种近万人，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进行残酷的“扫荡”。经过十多天的苦战，我军将敌击退，保持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之间的游击地区。
（3）在子牙河与津浦路我军之间，敌以联合兵种五六千之众，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对我军进行“扫荡”。经过十天苦战，我军将敌击退，保持了子牙河、津浦路之间游击地区。
冀中区的我军，在执行冬季攻势任务期间，反对敌人“扫荡”，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九十余次，粉碎了敌之“扫荡”，保持了冀中游击根据地。
2．冀南：我冀南游击区，以南宫为中心，包括沧石路以南五十余县。冀南民众与抗日武装有极良好的联系。不久以前，动员冀南全体军民进行挖沟破路的工作，挖成的沟共有十二万华里之长，与冀中联成一片。由于挖沟破路的成功，给敌寇“扫荡”以极大的困难，使我们平原游击战争，更加容易坚持。我们挖沟的成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1）去年一月十三日，敌分九路进攻冀南时，有一部分敌军由邢家湾向巨鹿进攻。查邢家湾到巨鹿只有四十华里，我游击队以劣势的装备与敌现代化的快速部队作战，我游击队节节阻止敌军，经过三昼夜，敌军始逼近巨鹿城郊，这证明挖沟可以更加有力地阻止敌军。
（2）去年五月间，南宫之敌计有步兵二百余人，汽车九辆，坦克二辆，装甲车二辆，炮三门，向河头的游击队进攻。我游击队诱敌至官亭附近，给敌以猛烈的袭击，敌军溃退。我游击队徒步追击敌之汽车，由于挖沟破路的效果，使退却的敌军和汽车行动非常迟缓，沿途被我游击队射击和杀伤。
我军冬季攻势以来，敌军千余人于今年一月四日由威县、巨鹿、广宗等据点分五路进攻冀南游击区，激战数昼夜，我将敌击退，毙敌二百余人。
以上就是我们在河北与敌作战的经过。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敌寇对于华北“扫荡”是极端残酷的。敌军企图毁灭我河北人民与军队所赖以生存的粮食，在占领的乡村，特别注意粮食的搜刮和毁坏。去年夏季下了很久的雨，敌军便到处决堤。河北水灾极端严重。经过此次水灾以后，使我们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条件更加艰苦了。然而我河北的人民与军队，依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支持了和支持着我们河北平原的斗争。
此外，还有大青山的游击根据地。那里有近万人的游击队在李井泉〔16〕同志领导下，与当地蒙古旅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在归绥〔17〕、包头、百灵庙之间开展游击战，获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
在冀东有邓华〔18〕同志领导的游击支队。在极端艰苦条件之下，创造了冀东、热河〔19〕之间的燕山根据地。目前不仅是坚持着，而且是发展着，给北宁路上的敌军以极大的威胁，给关外的人民以极大的兴奋。
在察哈尔南部有萧克同志直接指挥的游击支队。经常活动于察南冀西之间，给冀察的敌军以极大的威胁与打击。
总结我们冬季攻势的斗争，本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之下，正确地执行了最高统帅部在冬季攻势中所给予的战斗任务，无论是坚持抗日游击根据地，或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统计本集团军参加冬季攻势的战斗员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人。在作战过程中，我伤亡连长以上的干部有四百余人，伤亡战士七千九百四十六人。可是我军给敌伪军队的杀伤和俘获的数目也是很大的。计毙敌伪官兵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人，生擒日军三十五名，生擒伪军一千三百五十五名，获战马一千零二十二匹，骡马六百六十三匹。
在冬季作战中，我们缴获敌人的步枪二千一百三十六支，轻机枪五十七挺，重机枪六挺，短枪五十四支，迫击炮四门，山炮二门，掷弹筒三十三个，尚有其他许多军用品。比如自行车一百九十九辆，大车二百七十辆，望远镜十四副，无线电台五架，电话机三十一架，钢盔三百九十八个，大衣军毯一千六百零八件，敌伪的旗子一百五十二面。
在作战期间，我们同时进行破坏敌军交通的工作。前后执行了二百四十八次的破路工作，计破坏铁路四百一十九里，破坏公路一千八百四十九里（冀南的除外），破坏桥梁三十六座（内有五座铁桥），颠覆敌人的火车十列，炸毁敌人的列车三十六列，炸毁敌人汽车七十二辆，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敌人的通讯密码，已经呈上统帅部，炸毁敌伪的矿井二个，炸毁车站十二座，炸毁敌人的仓库二个，砍断敌人的电线杆四千二百八十根，收回电线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三斤。
在冬季作战期间，我军损失了步枪四百九十六支，轻重机关枪十五挺，迫击炮二门，短枪三十一支，消耗步枪子弹二百多万发，手枪弹近四万发，迫击炮弹近二千颗，山炮弹二百三十发，手榴弹近四万枚。
关于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就到此结束。
| 以下是引用死神爱上你 在第33楼的发言： 说句心里话，我认为在抗战中国民党起到的作用要比GCD重要啊。我认为啊/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正面抗战。中国根本坚持不到GCD的崛起就完了。 |
正面抗战是国民党必须负担的责任!而敌后抗战是共产党自己抢来的任务!结果呢,抗战结束,共产党收复人口上亿,而国军还猫在西南呢.............
没有国民党,说不定共产党就可以提前走上舞台,那时,60个师的美援啊,共产党至少可以拿下一大半!!!想想看,那是多么恐怖的战斗力啊,鬼子,说不定早就被赶走了!!!!!!!!!!
以下是引用击衣殷血 在第37楼的发言：
正面抗战是国民党必须负担的责任!而敌后抗战是共产党自己抢来的任务!结果呢,抗战结束,共产党收复人口上亿,而国军还猫在西南呢............. 没有国民党,说不定共产党就可以提前走上舞台,那时,60个师的美援啊,共产党至少可以拿下一大半!!!想想看,那是多么恐怖的战斗力啊,鬼子,说不定早就被赶走了!!!!!!!!!! |
不应该这么说,GCD当时认为自己能独立抗战的话,完全可以在西安事变时把老蒋剁掉.鄙人认为,如果老蒋挂掉中国必乱,乱起来就只有日本人笑得最高兴,到那时候凭GCD当时的实力是不可能抵挡得住的.当然这只是鄙人的推测.
独立抗战是以什么标准算的?
如果按人头来算的话,你怎么解释后来的百万中共武装?
事实上,当时只要国民党不投降的话,共产党自己领导一批盟友独立抗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是国民党投降了呢?他要是一下拉走几十万大军在关键时刻,那不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所以,就是为了少点伪军,共产党也要留花生米一命!
| 以下是引用光头J 在第26楼的发言： 十个战区，兵力最少的两个战区发动局部作战，其它八个战区干什么去了？ 看来老蒋还是保存实力第一啊！看战、看战，看看就可以了！ |
不好意思，陷于篇幅我只举了两个战区的战果，其他战区就没有介绍。1939年冬季攻势是全国性的，所有战区的国军都发动了一定的攻势，以第4、第8战区的战果最为显著。
| 以下是引用击衣殷血 在第27楼的发言： 冬季做战，如果按战果论，可以认为是个失败的战役！几个战区中，打的好的，只有傅作义的包头之役！其他的，基本上打成了消耗。比如9战区围攻大沙坪，用了9个师围攻了一个月，毫无进展！74军攻击大城、新奉的日军，歼敌三千，自己损失5千来人，部分连队打光！昆仑关虽然歼灭中村8千来人，但5军基本打残，损失一万五千人。而且很快昆仑关就重新陷落，收复南宁变成泡影！！。。。。。。。 不知道，这样的失败高潮，值得赞扬么！
哦，忘了，在山西，阎老西趁机发动新军事变，忙着打内战了。。。。。。。。。。 |
国军不打吧，你们说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国军发动反攻了，你们又说损失太大，认为这是失败的作战。国民党蒋介石好难啊！！国军的忠勇之将士们好辛苦啊！！
| 以下是引用北方夜豹 在第29楼的发言： 1931年被日本入侵....
1939年才出现高潮....
国军可真是慢热型的....
而且,这个高潮还是伪高潮...是国军装出来的样子... |
你不觉得自己的语言很过份吗？！面对那些反攻杀敌、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你的话不觉得脸红吗？！
以下是引用击衣殷血 在第37楼的发言：
正面抗战是国民党必须负担的责任!而敌后抗战是共产党自己抢来的任务!结果呢,抗战结束,共产党收复人口上亿,而国军还猫在西南呢............. 没有国民党,说不定共产党就可以提前走上舞台,那时,60个师的美援啊,共产党至少可以拿下一大半!!!想想看,那是多么恐怖的战斗力啊,鬼子,说不定早就被赶走了!!!!!!!!!! |
你这种“没有国民党”的假设毫无意义。没有国民党可能还是清政府呢。当时的中国最有信服力的政党就是国民党，最有信服力的领袖就是蒋介石，国际上都认可的政府就是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是历史事实，不容你做毫无意义的假设。
| 以下是引用击衣殷血 在第25楼的发言： 按照活菩萨的意思就是，国军不能反击！一反击就要吃大亏！！要损害抗战大业！！！ 所以，以后，国军就学乖了，绝对不反击！面对孤立的阵地，不反击！面对孤立的桥头堡，不反击！当日军抽空部队进攻别的战区时，也不能反击，拉兄弟一下！！ 所以，做乌龟有道理啊，有大智慧啊！！！哈哈！！！！！ |
那么请问，中共组织的百团大战结果如何？是不是也损失惨重？是不是也导致了中共在后来的几年里采取守势？当日军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其他地区的时候，例如那个著名的一号作战，日军从华北地区抽调了大批部队南下支援华中地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而在华北坐拥正规军40万、民兵武装40万的中共，却没有全力在华北反攻，1944年全年，中共武装在华北真正夺取占领了几个县城？这又如何解释？批评别人的之前，首先要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以下是引用njyyzx 在第23楼的发言：
对不起，我毕业的早了一点。02、03年的书已经相对客观了，但也是只针对高等教育。 |
兄弟，知足吧。难道你要初等教育讲那么详细，怎么可能呢？1939冬季攻势，好像连台湾的高中课本里都没提到吧，可以参看下面网页
http://ms1.fhsh.tp.edu.tw/~linghsun/content.htm
连台湾都不提，我们提它作甚？
国民党不抵抗投降的话，那中国就是法西斯仆从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东京审判就要加上中正老兄了．这大概是说国民党不抵抗云云的人最想看到的把．
果然厉害
不过，依国军之众，在正面战场应该打得比这好多了。
只可惜国军真的不会打仗，毫无战略战术可言，只知正面消耗。以至一退千里。
如果按V型战术，放敌正面进攻，且战且退，而从两侧反向运动包抄敌人，然后三面围攻，很容易就可包敌之饺子。
可惜呀。
| 以下是引用gcjdaode 在第54楼的发言： 果然厉害
不过，依国军之众，在正面战场应该打得比这好多了。
只可惜国军真的不会打仗，毫无战略战术可言，只知正面消耗。以至一退千里。
如果按V型战术，放敌正面进攻，且战且退，而从两侧反向运动包抄敌人，然后三面围攻，很容易就可包敌之饺子。
可惜呀。 |
不是国军不会打仗，是指挥太垃圾了，在抗战中国军士兵们的牺牲精神不比GCD差，昆仑口战斗一个小时就要拼光掉一个团，很恐怖的。但他们并没有怕过啊。
| 以下是引用gcjdaode 在第54楼的发言： 果然厉害
不过，依国军之众，在正面战场应该打得比这好多了。
只可惜国军真的不会打仗，毫无战略战术可言，只知正面消耗。以至一退千里。
如果按V型战术，放敌正面进攻，且战且退，而从两侧反向运动包抄敌人，然后三面围攻，很容易就可包敌之饺子。
可惜呀。 |
兄弟，关于战争、战略、战术你的理解是不是太简单了，有点露怯了。
以下是引用死神爱上你 在第58楼的发言：
不是国军不会打仗，是指挥太垃圾了，在抗战中国军士兵们的牺牲精神不比GCD差，昆仑口战斗一个小时就要拼光掉一个团，很恐怖的。但他们并没有怕过啊。 |
在抗战中，共军是不打攻坚战和消耗战，唯一的一点也就是在“百团大战”中，也是吃了很大的亏的。国军打这种山地攻坚战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其实美军在上甘岭也一样啊，美军火力可比国军强多了所有这样对国军的苛求是没有道理的。
以下是引用njyyzx 在第60楼的发言：
在抗战中，共军是不打攻坚战和消耗战，唯一的一点也就是在“百团大战”中，也是吃了很大的亏的。国军打这种山地攻坚战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其实美军在上甘岭也一样啊，美军火力可比国军强多了所有这样对国军的苛求是没有道理的。 |
山地既然有利防守，那是谁丢给小鬼子的？既然知道上甘岭米国都没有办法，那老蒋怎么会送给小鬼子去防守？？？？？？？？？？
以下是引用嘲笑活菩萨 在第50楼的发言：
那么请问，中共组织的百团大战结果如何？是不是也损失惨重？是不是也导致了中共在后来的几年里采取守势？当日军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其他地区的时候，例如那个著名的一号作战，日军从华北地区抽调了大批部队南下支援华中地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而在华北坐拥正规军40万、民兵武装40万的中共，却没有全力在华北反攻，1944年全年，中共武装在华北真正夺取占领了几个县城？这又如何解释？批评别人的之前，首先要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
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拿国军和共军对比.
若要对比,国军在中国作为政府军的时候一度像条疯狗一样被日本人从东北撵到贵州独山.把三千七百万中国平民推向日本人的屠刀下.
而共军作为政府军的时候,可曾有哪个国家,哪支部队运用武力占领了中国一个省吗?可曾有三千七百万中国平民被外国入侵者惨遭杀害吗?
国军之无能犹如长平赵军.千古遭人唾骂
呵呵,我最喜欢活菩萨露脸了,那是足够15个人看半月的!
要拿八路和国军比,哈哈,你不觉得很无耻么?
八路打完百团后,武器装备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甚至连一点点的军饷都被扣光!请问,国军也是这样么?
1942年到44年,华北大旱,根据地光是因自然灾害就损失大批人员,请问,国府在西南后方有此困难么??
当时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国军占了全部,所以才有了昆仑关大捷!请问,可曾分一点给敌后的八路??
................................
你还拿一号作战来做比方?你还有羞耻二字么??早在40年,山东根据地被大扫荡,八路曾经紧急请求援助,当时国府有什么反映?44年,八路开始反攻,具体攻克县城我以前已经发过了,没有必要再发一次.反是国军此时却一溃千里.这难道也要共产党负责吗?之前,眼看八路被围攻,国军来看热闹,甚至趁机下黑手.现在不能当旁观了,却要人家帮忙.呵呵,这人还有点尊严吗?
当然,你是菩萨,八风不动.所以,人间尊严是要抛弃的.对吧?
在39年冬的反攻中,国军高层自己就糊涂!一般要打运动战,要把鬼子吸引出来开打!一般却又要求消耗敌人!
结果呢,大多数国军指挥员根本无法打运动仗!打着打着就成了阵地战,胶着战了!然后呢,就以达成消耗敌人为借口,放弃作战!
一直到解放战争,国军就没有学会运动战,更没有学会用计谋,用谋略取胜!
其实，如果花生米真的有点战略才能的话.他完全应该把反攻缩小!比如让李宗仁领导,就是很得力的!不能反攻武汉,也可以大大压缩日军的阵地!而薛岳刚打完长沙会战,部队没有补齐,根本就不该动手!另外,准备好足够的预备队,这样的可以避免发生南宁失陷的情况!
最后,包庇阉西山,导致山西两军几乎决裂,更埋下了日后的国共翻脸的火种!可以说,完全是种在政治上的短视!
另外不要忘了，国民党曾先后两次派了近四十万军队进入缅甸作战，也就是中国远征军，并且在第二次的时候击溃了缅甸日军主力，贯通了中印公路。
我严重怀疑这个天魔是某管理员的马甲！
为什么每次天魔对别人人身攻击的时候管理员都不管不问，当别人反击的时候就会被关禁闭？难道你们真要靠攻击抗战英雄来赚取日元津贴？
以下是引用唐律疏议 在第52楼的发言：
兄弟，知足吧。难道你要初等教育讲那么详细，怎么可能呢？1939冬季攻势，好像连台湾的高中课本里都没提到吧，可以参看下面网页 http://ms1.fhsh.tp.edu.tw/~linghsun/content.htm 连台湾都不提，我们提它作甚？ |
兄弟，“连台湾都不提，我们提它作甚？”
你说我们提它作甚？难道我们宣传抗战是为了台湾吗？台湾不宣传，我们就不能宣传了？
蒋介石是一个独夫民贼，难道因此就要侮辱那些血洒沙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
国军也好，共军也好，所有的抗战将士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决不容宵小之辈侮辱！
难道铁血历史区的管理员们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朴素的爱国心吗？为什么要纵容对我中华民族的英雄们的侮辱？！
以下是引用北方夜豹 在第67楼的发言：
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吗?请你具体指出来,请不要空口白话的指责人. |
“按V型战术，放敌正面进攻，且战且退，而从两侧反向运动包抄敌人，然后三面围攻，很容易就可包敌之饺子。”这不就是薛岳的天炉战法吗？
以下是引用北方夜豹 在第67楼的发言：
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吗?请你具体指出来,请不要空口白话的指责人. |
并不是兵多战力就强大，当时华军因为装备和训练的原因，单兵作战能力是比不过日军的。华、日两军的战力不能单纯用兵力来衡量。在大部分时候华军的战力要弱于日军，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长沙会战时，华军局部战力强于日军，就会运用天炉战法对日军加以歼灭。
以下是引用njyyzx 在第43楼的发言：
国军不打吧，你们说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国军发动反攻了，你们又说损失太大，认为这是失败的作战。国民党蒋介石好难啊！！国军的忠勇之将士们好辛苦啊！！ |
国军也好，共军也好，所有的抗战将士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有些宵小之辈到现在还要侮辱他们？
以下是引用大汉高祖 在第85楼的发言：
国军也好，共军也好，所有的抗战将士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有些宵小之辈到现在还要侮辱他们？ |
临阵脱逃的抗日讲将士也是民族英雄么？
南京保卫战中的宋希濂，孙元良，兰封会战中的桂永清，豫中会战中的汤恩伯。他们也参加了抗战，也是属于抗战将士的一员，他们在抗战中杀害的中国同胞难道就比日本人少多少？他们在抗战中把中国同胞推向日本人屠刀下的数量又有多少？
他们也是民族英雄么？
以下是引用北方夜豹 在第86楼的发言：
临阵脱逃的抗日讲将士也是民族英雄么？
南京保卫战中的宋希濂，孙元良，兰封会战中的桂永清，豫中会战中的汤恩伯。他们也参加了抗战，也是属于抗战将士的一员，他们在抗战中杀害的中国同胞难道就比日本人少多少？他们在抗战中把中国同胞推向日本人屠刀下的数量又有多少？
他们也是民族英雄么？ |
那么请豹子详细阐述一下，那几位在抗战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中国人，杀了多少日本人，又把多少中国人推向了日本人的屠刀，看来只有量化一下了，否则张嘴就说杀了多少多少，怎能让众人信服呢？另外，我还想知道，八路军在华北每次反扫荡期间，经常主动“跳到”外线，那么在内线的那些被屠杀的老百姓，又是被谁推向日本人的屠刀的？难道是说那些老百姓主动地、自愿地引颈向屠刀？
| 以下是引用击衣殷血 在第66楼的发言： 呵呵,我最喜欢活菩萨露脸了,那是足够15个人看半月的! 要拿八路和国军比,哈哈,你不觉得很无耻么? 八路打完百团后,武器装备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甚至连一点点的军饷都被扣光!请问,国军也是这样么? 1942年到44年,华北大旱,根据地光是因自然灾害就损失大批人员,请问,国府在西南后方有此困难么?? 当时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国军占了全部,所以才有了昆仑关大捷!请问,可曾分一点给敌后的八路?? ................................ 你还拿一号作战来做比方?你还有...... |
呵呵，既然阁下点到我，那我就和阁下探讨一下。
首先，1940年，共产党在山东号称已有近15万人的各级武装力量，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次扫荡，八路军向国民党方面紧急求援，向哪一级求援，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吗？要求什么样援助？
第二，告诉你，记住了，在1944年，日军全力南下作战的时候，日军由于兵力严重不足，在河北、山西、山东主动放弃的各级据点和炮楼就有近万处，而八路军居然在总体上和日军相安无事，全年号称收复的16座县城，有13座都是对手主动放弃的，另外3座也是以伪军为主体进行守卫的，而且这些县城都在偏偶之地，得与失基本上不影响华北和山东的战局。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日军从东北经华北到华中和华东的铁路线和公路线畅通无阻，连日军都感到惊讶，为什么惊讶，因为在华北和山东地区，有共产党的80万武装力量，而这些力量很少主动破袭日军的交通线。倒是当国民党军队溃败后，大批的中共武装却迅速南下，借机“收复”了不少国土，这是不是也可以被归类为“看笑话、下黑手”？
第三，1942年到1944年，劳驾去看看那两三年的全国气候的历史记录，华北真的干旱吗？华北地区的大量土地荒芜和农作物歉收是因为日本三光政策的直接结果，这居然要赖到老天爷身上，你怎么就不声讨日本人的血腥和残暴呢？
第四，你提到昆仑关，那么请问，你知道苏式武器在当时的5军到底是什么比例吗？5军的炮弹能铺天盖地的消耗吗？是不是那个电影看的让你真相信国军能对整个昆仑关山区实施火力覆盖了？你怎么就不说日本人每天有上百架次的的飞机在5军头上狂轰滥炸呢？
| 以下是引用rommelc 在第87楼的发言： 冬季攻势:1939年12月-1940年3月,其主要将领:蒋介石、李宗仁、薛岳。在这次攻势中，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兵力约71个师，55万余人，与敌作战1340次，其中主动出击1050次，毙敌九万多人，我军伤亡七万多人。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继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外主动出击，改写中国百年来基本上只有“挨打”的历史，日军亦承认这次作战中我国军队的英勇。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从被动挨打转入主动进攻，一扫全国民众之颓丧之气，树立起抗战必胜之决心。
。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中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的，全...... |
所以说冬季攻势对于抗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中华民族是重要的。
以下是引用嘲笑活菩萨 在第89楼的发言：
呵呵，既然阁下点到我，那我就和阁下探讨一下。
首先，1940年，共产党在山东号称已有近15万人的各级武装力量，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次扫荡，八路军向国民党方面紧急求援，向哪一级求援，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吗？要求什么样援助？
第二，告诉你，记住了，在1944年，日军全力南下作战的时候，日军由于兵力严重不足，在河北、山西、山东主动放弃的各级据点和炮楼就有近万处，而八路军居然在总体上和日军相安无事，全年号称收复的16座县城，有13座都是对手主动放弃的，另外3座也是以伪军为主体进行守卫的，而且这些县城都在偏偶之地，得与失基本上不影响华北和山东的战局。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日军从东北经华北到华中和华东的铁路线和公路线畅通无阻，连日军都感到惊讶，为什么惊讶，因为在华北和山东地区，有共产党的80万武装力量，而这些力量很少主动破袭日军的交通线。倒是当国民党军队溃败后，大批的中共武装却迅速南下，借机“收复”了不少国土，这是不是也可以被归类为“看笑话、下黑手”？
第三，1942年到1944年，劳驾去看看那两三年的全国气候的历史记录，华北真的干旱吗？华北地区的大量土地荒芜和农作物歉收是因为日本三光政策的直接结果，这居然要赖到老天爷身上，你怎么就不声讨日本人的血腥和残暴呢？
第四，你提到昆仑关，那么请问，你知道苏式武器在当时的5军到底是什么比例吗？5军的炮弹能铺天盖地的消耗吗？是不是那个电影看的让你真相信国军能对整个昆仑关山区实施火力覆盖了？你怎么就不说日本人每天有上百架次的的飞机在5军头上狂轰滥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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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你说的第二点我深表同意，其实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北武装的很多后方根据地就是这样开拓出来的。从军事上讲这是打巧仗，但从政治上讲就不太好说了。毛说过，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以也不受重庆的统一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方面也很难给国军部队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都是按着延安自己的想法来。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对游击战的理解都不够准确，游击战的精髓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句话，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走。在电视剧《井冈山》中毛很通俗的总结为：会不会打没关系，只要会兜圈圈。
以下是引用大汉高祖 在第91楼的发言：
所以说冬季攻势对于抗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中华民族是重要的。 |
1939年冬季攻势在军事上的积极意义就是倡导积极进攻，这颇有点《亮剑》的味道。打出了国军的气势，坚定了国人的信念。也让日军胆寒，其实日本最高层清楚已经很难在中国收场了。倒是这样的攻势作战让某些人很不快，颇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意味。
以下是引用njyyzx 在第95楼的发言：
1939年冬季攻势在军事上的积极意义就是倡导积极进攻，这颇有点《亮剑》的味道。打出了国军的气势，坚定了国人的信念。也让日军胆寒，其实日本最高层清楚已经很难在中国收场了。倒是这样的攻势作战让某些人很不快，颇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意味。 |
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 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 山失陷，望风溃退；
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
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
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 。
蒋介石《对冬季攻势的总结》，193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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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攻势,连老蒋自己都看不上，一通大骂。
《亮剑》要是这个味道，那就不是《亮剑》了。
别说李云龙会大骂“秽气”！连楚云飞也会大骂“秽气！拉郎配也不是这么拉的吧！！！”
这一仗的结局是把老蒋仅剩的那么一点进取心给彻底消耗光了。
看来菩萨已经变态到连1942年以后的三年里，华北大灾荒都要否认的地步了！真是佩服啊！！佩服！！！
还有啊，不知道菩萨是什么途径得到44年华北我军只收复了16坐县城的？而且是相安无事？？给个资料来源吧！我这只知道————————————————1944年，光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就收复县城11座，彻底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格局！消灭日伪7万余人，收复土地6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山东根据地更是功克县城9座，消灭敌6万多，解放人口9百多万！！甚至象苏南这样的小根据地也一度攻入长兴、粟阳等县城！！！一年下来，人民军队就发展到90万人，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万！基本完成了将日军逼入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目的！如果说，这样的举动竟然无关战局，那么你确实有理由为国军在一号作战中的长跑行为辩护了！反正日本人最后要完蛋滴！丢的土地最后要回来滴！！保存实力是最要紧滴！对吧？？？
当然，你一向喜欢摸黑共产党，这是你的癖好，我也习惯了。就象习惯了某些人的不卫生习惯一样。呵呵！不过你说共产党到河南收复失地是下黑手，这话大概是你跟某些畜生学习的结果吧？要知道，这样的说辞，可是当年为伪军解脱用的呀。土地当然不能八路来解放，所以宁可由伪军和日军来维持治安！你说是不？
最后，你提到苏式武器的问题。这个，已经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了，我不废话。我只奇怪，要论弹药缺乏，大概没有比共产党更缺的了。抗战后期，甚至要把炮兵团那些并不算大口径的山炮等拖回延安。至少，5军有榴弹炮，而守昆仑关的日军没有。日军更是后勤不续。这样的仗，都把自己打残了，难道也要怪共产党下黑手不成？人家没有炮弹的人敢攻城略地，怎么那些有炮弹的家伙却一跑了之呢？我真不明白啊。你反共难道反到了心智丧尽的程度了么？
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许国军投降
地不分东西南北只许蒋公抗日
黄泛区的价值，对于随后的中国抗战，
尤其是武汉会战而言，不咨于五十万大
军！正是这个“人工海峡”使得日本军
队整整七年不得逾河西一步。（1944年
豫湘桂战役，日本军是绕过黄泛区从花
园口上游的开封一带渡河的）
七年来国军卧薪尝胆勤学苦练痛定思
痛养精蓄锐。以锐不可挡气吞山河之势
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勇气，以不破倭
寇誓不还之决心！发动了豫湘桂攻击战
...啊..不..防御战...一泻千里...37
天丢城38座....
无语！！！！！
看来菩萨已经变态到连1942年以后的三年里，华北大灾荒都要否认的地步了！真是佩服啊！！佩服！！！
还有啊，不知道菩萨是什么途径得到44年华北我军只收复了16坐县城的？而且是相安无事？？给个资料来源吧！我这只知道————————————————1944年，光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就收复县城11座，彻底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格局！消灭日伪7万余人，收复土地6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山东根据地更是功克县城9座，消灭敌6万多，解放人口9百多万！！甚至象苏南这样的小根据地也一度攻入长兴、粟阳等县城！！！一年下来，人民军队就发展到90万人，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万！基本完成了将日军逼入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目的！如果说，这样的举动竟然无关战局，那么你确实有理由为国军在一号作战中的长跑行为辩护了！反正日本人最后要完蛋滴！丢的土地最后要回来滴！！保存实力是最要紧滴！对吧？？？
当然，你一向喜欢摸黑共产党，这是你的癖好，我也习惯了。就象习惯了某些人的不卫生习惯一样。呵呵！不过你说共产党到河南收复失地是下黑手，这话大概是你跟某些畜生学习的结果吧？要知道，这样的说辞，可是当年为伪军解脱用的呀。土地当然不能八路来解放，所以宁可由伪军和日军来维持治安！你说是不？
最后，你提到苏式武器的问题。这个，已经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了，我不废话。我只奇怪，要论弹药缺乏，大概没有比共产党更缺的了。抗战后期，甚至要把炮兵团那些并不算大口径的山炮等拖回延安。至少，5军有榴弹炮，而守昆仑关的日军没有。日军更是后勤不续。这样的仗，都把自己打残了，难道也要怪共产党下黑手不成？人家没有炮弹的人敢攻城略地，怎么那些有炮弹的家伙却一跑了之呢？我真不明白啊。你反共难道反到了心智丧尽的程度了么？
——哪能啊，人家聪明着呢，要不然凭什么颠倒黑白呢？
以下是引用大汉高祖 在第105楼的发言：
不是哪个党的胜利，是中国军队的胜利。 |
说得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国共两党虽然有很多分歧、私心和争斗，但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
贴个那个狗屁菩萨看看。做人要厚道为了做花粉连大灾荒都能无视掉，你也只配做人渣花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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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作者：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一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移”。（注：［美］格兰姆·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 1987年中译本，第228页。）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①首先提出来的5000 万人的说法。（注：张嘉＠①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的估计。（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29页。）陈达教授则估计为 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 个重要城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出。（注：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左右”。（注：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 112页。）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注：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注：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王洪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注：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流亡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超过 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10以上。（注：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 —76页，第262—266页。）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姆·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铁炸弹的威胁”。（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16— 217页。）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的途径。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注：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5日。）就1931—1933年间全国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34倍；就个别省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好天气”？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 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 级以上的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 1938 —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注：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其间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 年的时间内：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 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注：张家诚主编：《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20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旱指数也相对下降。（注：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张家诚前引书，第519—520页。）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有利。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1933、1935两年接连决口成灾，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 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达11省168县和9省1 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苏一带。（注：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灾总县次作过统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年之内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可以看出： 1920年、1938年和1942 年是三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1916年共67县次，最高年为1917年共300县次，平均每年168县次；但是从 1920 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1923、1927两年略低外，均高于300县次，年均则高达416县次；从1928年到1937年，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467个，年均771 县次；1938至1941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 最高的1940年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则为215县次；1942 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最低的是1948年370县次，最高的1943年654县次，年均494县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注：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注：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将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论证均较简略。），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从 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大。另外在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3万余人。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民的苛政、暴政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生的境地。（注：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 里（注：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 月的海河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注：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注：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了。）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13320 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没有继续延伸。 三 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上它独特的烙印。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据统计，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口总数的1／5强，其中河南泛区1172639人，安徽泛区2536315人，江苏泛区220240人；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 万人左右，仅战后1946年1月17日至次年11 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318610人（注：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1948年印行，第42页，第22—23、81页。）。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吗？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车逃离”。（注：［美］白修德著、崔陈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40页。）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大后方迁移人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西迁，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北一带的迁移。除了上述西进洪流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数（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1932—1935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总共也有1722000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注：《伪满劳务协会统计表》。转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1936—1942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32万人，特别是1939年后，更高达98万余人，比头一年超出49万余人。（注：《满州矿工年鉴》（1944年），第70页。转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另据路遇的估算，自1939至1943 年由山东迁往东北的移民每年都在八九十万以上，最多的1940年达到105 万人，超过了前一个峰值年即1928年（104万人）。参见路遇著：《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1939年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3万人，将近全市总人口的1／10 。（注：参见魏宏运前引文。）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1940年左右形成自1928年大饥荒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该县1934年尚有人口42万，到1939年就下降至38万，1942年更骤减到21万，成为民国时期人口变动的低谷，而这期间正是该县天灾人祸极为惨重的时期，特别是1940至1942年连续大旱，全县逃离人口高潮时竟占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又有80％举家而往，逃亡总数估计达12.8万，加上死亡率很高，结果全县仅剩下8万余人。（注：杨云彦：《解放前的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东北人口发展的影响》。见胡焕庸主编：《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2页。）甚至于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那些毗邻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地方，当旱涝灾荒开始袭击时，也有一定数量的村民因饥不择路而逃离的。1939年大水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要求各地“用各种方法防止壮丁出境”。（注：郭化若：《救济晋察冀边区的水灾，加强敌后抗战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10月13日。转引自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农业），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7页。）1942—1943年饥荒期间同样出现了不少逃荒之人，即所谓“弃家出走，或当地准备逃荒以及沿街乞讨的现象，亦不断发生”。（注：魏宏运：前引书，第703页。）据不完全统计，曲阳、完县、易县共有9828人离开故土，唐县三区20个村庄216 户人家“完全逃光”；这些灾民有的出走张家口，也有的逃往东北。（注：魏宏运：前引书，第720—723页。）另据统计，仅完县和唐县1942年底即有2 万余人出境逃荒，“有的全村剩不到几个”。（注：魏宏运：前引书，第696页。 ）在晋冀鲁豫太行边区，林北县芦柴村共有农家703户，3668人，逃亡的就有82户，310人。（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页。）冀鲁豫的沙区，至 1943年3月初， 逃荒人口在重灾区约占40％，轻灾区的小槐村原有人口1 072名，结果有307人因灾逃走。（注：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 137—138页。）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经常出现的人吃人的现象，在沙区也偶有发生，“有父母杀食其子者，有食人肉者，惨闻甚多”。（注：《任村德兴货栈报告——1943年3 月份敌我友区经济动态总结》。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三），第243页。）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边区生产救灾活动的大规模展开，绝大多数逃荒的民众不久又纷纷返回。相比之下，敌占区、游击区的人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调查，冀南敌占区重灾区各村的人口逃亡率，最高者达90％；大名、成安、魏县等游击区，逃亡者占总人口的30—50％；这一年，全冀南约有100 万人逃亡，死亡20—30万人。（注：齐武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遭受旱荒煎熬的广东灾民，也因日寇的封锁断绝了南洋的去路，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从沿海到内地的大迁移。曾经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剧的蔡廷锴将军在自传中追忆道，1943年广东惠来、海丰、陆丰等属，“返往闽、赣、湘已登记者50万人”，顺德县全县人口约60万，逃出的就有两成，其余“生存者已不及半数”。（注：《蔡廷锴自传》，第591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另据 1946年《潮州府志》记载，该地1943年逃荒的约有十七八万人，其中逃往福建的约10万人，逃往江西的约7万人。（注：转引自钱钢、耿庆国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418页。）与备受学界关注的城镇人口西迁相比，战时在饥荒打击下出现的上述农村人口迁徙，完全是在避难求生的原始欲望驱动下形成的纯粹自发的行为，因而和战前任何一次大饥荒所引起的流民潮一样都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其流徙路线纷纭四散，漫无目标，乃至出现被灾省区之间饥民、灾民相互对流的现象，有时甚至不计一切后果。如广东饥民之所以纷纷逃往江西，就是因为听说那里“前遭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及至千里迢迢赶到目的地，方知此处不仅没有多少熟田可耕，而且同样缺粮少米，许多灾民不得已只身而返。（注：钱钢、耿庆国：前引书，第418—419页。）前面所说的华北饥民似乎不可理喻地逃向敌占区、沦陷区的现象，更是非常典型的实例。在河南，许多灾民向东越过战区逃到日本占领区后，因为找不到生路，只好又返回家乡等死；在南下通往湖北的鲁山、叶县、方城、唐河一线公路上，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常见有许多“走不动、爬不起的老头、老太婆和十岁以下的孩子们”“停滞在公路上面”，“哭着叫着得不到一文钱的救济”；“在路边的小沟中，不时的躺着姿势很不自然的老弱，若不仔细观察，决不会发现那些是已经绝了气的死尸”。（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在这样一股汹涌四泛的流民潮中，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同时亦可给她们找条活路，卖儿鬻女便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曾回忆说，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人们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有记者报道，在许宛公路上，大批被贩买的妇女络绎南去，大“人客”（即人贩子）用架子车一车装五六个，小“人客”则带着一两个女孩徒步缓行，还有的买上一头瘦马或瘠驴驮着一个将死未死的少女，也有一些骑脚踏车的商人，在车轮后架上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孩飞奔而去，而这些被卖的妇女，仅仅只剩下一架骨头。但是不管她们的命运如何悲惨，当时的人们对这种不正常的行为都深表同情，在他们看来，这总比饿死在家中强得多。（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而在冀鲁豫根据地的沙区受灾最严重的村庄，妇女大都被卖到了河西，“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二斗豆到二千八百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注：《徐达本关于沙区救灾工作的通信》（1943年3月9日），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第137页。）在极度的混乱和无序之中，饥民的逃亡往往也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由受灾中心向周边地区呈辐射状扩散的有序状态，同时由于地缘、交通等自然社会条件的影响，亦或源于习俗传承的根深蒂固，逃难的饥民们依然执着于战前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流向，如南下、入城、闯关东、走西口等等，但毕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因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还一直变化不定，结果使得饥民的逃荒路线越发杂乱无章，同时亦促成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流徙路线：其一是上述从广东沿海向内陆腹地的迁移；其二是从中原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移动，这在战前历次华北大饥荒中是鲜有发生的；其三即是由于抗日边区的存在及其救灾渡荒的成功，使其成为大量逃荒灾民的目标，进而在1942—1943年华北大饥荒中，还以其为中心又形成了一种从周边的沦陷区、游击区以及国统区向其辐聚的人口迁移态势。例如在河南，灾民们的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北上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其中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即多达25万余人（注：《解放日报》1944年8月29日。）， 大约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1／6。辗转而至陕甘宁边区的至少也有11889人。（注：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 年）。文中总计为9000余人，似有误。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编，农业，第646页。另据1943年6月13日《解放日报》署名文章《移民四千户》估计，仅关中分区即收留河南灾荒难民12000余人。） 1944年8月29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从灾荒中站起来》， 是这样描写这股巨大的逃荒流的：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大凡灾荒型移民，无不是以农村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为前提的，因此灾民的迁徙通常就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行动，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集体的行为，他们或者扶老携幼，举家迁移，或者以地缘、乡缘为纽带结队而行。战时的此类移民也不例外。前述逃往陕甘宁边区的河南难民即分属2588户，平均每户约4.6人；其中如李志伦一家五口，包括妻子、女儿和女婿；刘喜全家六口，包括“六十岁的老父，妻子，十六岁的男孩，十岁左右的两个女孩”。（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649— 650页。 ）此种情况与战时福建邵武垦区移民家庭的户均人口数（2.8人）有较大反差。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来垦之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原籍谋生困难（占88％），而遭匪乱兵祸或天灾的则分别只有9％和1％，以致前来垦荒者，“多限于有耕作能力之男女，鲜有大家庭全部移殖者”。（注：郑林宽、梁良洽：《福建省战时移民之个案分析》，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调查室1946 年8月编印。载《农业经济研究丛刊》第5卷第1、2期，第159、180页。）另据王钧衡的描述，河南卫河流域的居民，每当水灾之后，“便向他处流动，其方式为：妇孺老幼（壮年较少），或数十口或百余口，结队而行，沿途乞讨”。（注：王钧衡：《卫河平原农耕与环境的相关性》，《地理》第1卷第2期，1941年6月1日。）战前中国农村的灾荒型人口迁徙一般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其表现之一是这些逃荒的民众少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慨，而以临时性、季节性的迁移为主，回返率高，永久性迁移少；其表现之二是移民在选择目的地时，“总是有保持现状的趋向”，力求“有坚持同一的保守趋势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寻找到一个可以保住旧的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就满足了”。（注：［美］威廉·彼得逊著：《人口学基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第434页。）后一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由于战争导致的城市工商业的衰落以及边区、大后方农业开垦的需要，使得农耕成了流民的主要选择之一。（注：战时东北的移民比较特殊。路遇的调查表明，1928年前后，由山东前往东北的移民百分之八九十志在农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东三省作为军事侵略的基地，工业发展较为迅速，移民的职业逐步由农业为主向工商、交通、矿业、森林采伐业等方面转化，特别在1937年以后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参见路遇前引书，第54—59页。）前一种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受长期战争的影响，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因为决口的久久未堵而遭到洪水的持续袭击，在干旱打击下大量荒芜了的土地亦难以迅速复垦，再加上被烽火硝烟时时阻断了的交通，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纵然思乡心切，也只能在异乡辗转，或干脆落入异籍。例如在卫河平原，不少农民即打破长期固守的“宁饿死我也死在家里”的“牢不可破的原则”，而“和以前大不相同，渐有移往边区（主要是陕甘一带）另谋生路者”。（注：王均衡前引文。）逃往边区的灾民更在政府的妥善安置和当地居民的友好帮助下，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当然，这里着重强调战时灾荒性移民的自发性、盲目性，并不是要完全否认灾时人口迁移因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所带有的组织性、强制性色彩。只是我们必须指出，尽管这类强制性的移民都是由饥荒引发的，但移民的最终命运却因其归属的政权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例如在国统区，每当饥荒发生后，国民政府一般也会在交通要道或饥民集聚地设立收容所或接待站，“招待流离失所之难民”，同时在大后方设立垦区，移民垦荒，但由于经费有限、管理混乱和吏治腐败，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适得其反；在沦陷区，日伪占领者一面实施军事管制，严禁灾民自由出入，一面又以救济为名，大肆招募劳工或伪军，以增强日本征服中国的力量。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上面提到的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安置外来移民外，边区政府还在辖区之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从灾区迁往非灾区，并引导他们走到生产救灾的道路上去，从而为最终战胜天灾、渡过灾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饥荒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勾画了轮廓分明的历史蓝图。限于篇幅，恕不详论。
只能用2世的名字发言了，1世由于说痛了个别版主而遭所谓的禁闭，呵呵，中国人的最大本事就是“一朝权在手。。。。。。”
楼上的那个ddjjss，还有那个击衣殷血：
1。你们口口声声说1940年-1942年华北地区干旱，那希望你们解释一下，那几年发生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的几次水灾是如何产生的？我不知道连年干旱，为什么还居然有水灾发生？
2。某人口口声声说“1944年，光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就收复县城11座”，请问，这与我介绍的在中共的一系列军史里面说的“1944年全年八路只收复了16座县城”有矛盾吗？不过有个问题还需要请教，“晋冀鲁豫根据地”都具体包括了那些地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呵呵，好大的名字呀！是不是已经把八路活动的四个省全包括进去了，如果都包括进去了，那某人的说法就和中共军史有矛盾了，人家军史说16座，你说11座！！！另外，麻烦你把你所说的那11座县城的位置告诉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无关战局的篇偶之地？顺便告诉大家，收复那11座县城时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战斗？
3。某人口口声声说昆仑关作战时5军的榴弹炮啥的，却不说那些榴弹炮有多少炮弹，却不说当年全中国才有多少榴弹炮的炮弹！却不说5军每天头上肆虐的上百架日本飞机！请去看看一些相关的史料记录，首先看看日机对中国军队炮兵阵地的威胁，其次看看昆仑关的地形，再看看日本第5师团和台湾旅团的作战实力，最后请记住，那时的5军，呵呵，也就是自欺欺人似的“机械化”吧，其机械化程度恐怕还不及正面的对手呢！
4。至于1944年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国民党不咋地，共产党也没那么高尚，仅此！
你的一世是我关的，原因是：让你为你的论点提出证据，不理不睬，还继续造谣，你少来扯七扯八的。如果你继续这样造谣的话，我照关不误。lin2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