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说:“容忍狂妄,方能产生天才。”是的,假若拥有如你我般平常的脾性,那也就只能沦落为你我般平庸,只有像尼采那样桀骜不羁的性格,才可能说出“我是太阳”这般常人无法理解的狂妄言语,但你不得不佩服尼采的天才才情,这就是狂妄与天才对等的例子。

中国足球不出天才,只是公认的如万有引力一样正确无比的定理,但我相信中国足球是拥有天才的,比如个性十足的王大雷,只是中国足球环境不适合天才成长,因为中国足球管理者始终将听话与否做为用人的唯一标准,从足协选帅到主教练选人莫不如此。在没有人愿意充当英雄的氛围里,大家也就只争做个人罢了,不会有人去抗争或索取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不听话的张玉宁被废了,难以驾驭的李玮峰也被修整了。

模子形状决定了产出的产品的样式。在从小就被灌输战术的中国球员,长大了也就缺乏过硬的基本功,这不是球员的过失,是培养机制和培养方法的错误。我们在需要巩固技术的时候灌输了战术,在需要强调战术的时候缺乏技术也就变成一直必然。在一个温顺的集体中生存,再凶猛的个体都会失去血性。中国球员宁愿被埋没其中,却不愿站出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糕点,当然,有时候也不能。

其实,我还想从社会角度来分析中国球员的内敛行为。无论在哪个场合,中国人始终强调要坚持谦卑,必要的谦卑是必须的,但理应张扬的时候为何要扭捏作态假惺惺呢?这可以从历史文化去深究,也可以用地理因素来探讨,但结论都是中国人更多时候不愿做“出头鸟”,这从社会精英集体失去良知,不敢对阴暗事件做批判就可以看出。失去的良知的精英们自然是可耻的,失去良知的行为也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在很多时候甚至痛恨“出头鸟”,这样阴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伸张正义的行为减少。

一个国家的精英对待社会事件的集体态度,决定这个的国家的良知浮标。而一个国家的足球人士对待足球人才的集体态度,则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足球水平。

王大雷可谓是近年来中国足球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我更愿意相信王大雷是足球天才),就这样一个用发箍表现自己的少年,却因为种种原因即将失去主力门将的位置。从足协处分到传言申花欲将其下放,这个少年经历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曲折,其实,王大雷完全可以避免波澜,全因他喜欢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在连个发型都要管管的中国足球圈里,过分的我自就意味着背叛,王大雷的轨迹就是这一论据的佐证。但天才是有别人常人的,王大雷亦是如此,在足协官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天天唠叨着,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时候,王大雷也就会不断审视自己甚至思考如何去改变自己了,毕竟足球不是哲学那般崇高,可以用思想去抵制社会的贬损,足球需要赤裸裸的金钱,天才王大雷只能在这个陷进里反思着,或者等待被埋没。

真不忍心这个被视作足球天才的少年在还未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殒落,拯救王大雷就是拯救天才,它不需要吴冀南遮遮掩掩式的“伤病其实只是官方的说法。”,也不需要张德发推卸责任式的“国奥队国家队都不用他让他回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都不用,那我们怎么用这个球员?”,拯救王大雷需要杜伊给予机会式的耐心,更深层次的是需要改变中国足球人对待“异己”态度的改变,后者需要时间,它拯救的是王大雷这个群体,而前者则很简单,可吴冀南们做不到。

天才需要容忍。王大雷不是四平八稳的门将,他会出错,但更多时候他会出彩。之于中国足球,王大雷是难得的表演型门将,足球需要艺术与狂妄,中国足球却与这个真理脱轨。哥伦比亚足球氛围成就了伊基塔,巴拉圭足球环境锻造出奇拉维特,同样是张扬的代表,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能容忍王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