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苦囚 无力的抗争-无形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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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3416/][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3416/[/size][/URL] 一. 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 “教育革命”的领导。 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要么是没有宣传队,要么有也远不如各学校中那样人数众多、举足轻重。 这也就是说,一度在学校中“领导一切”的宣传队,在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中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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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 “教育革命”的领导。

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要么是没有宣传队,要么有也远不如各学校中那样人数众多、举足轻重。

这也就是说,一度在学校中“领导一切”的宣传队,在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中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

人们由此往往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宣传队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武斗、派性斗争严重),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制止武斗、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等)的临时性组织。

随着学校党组织的恢复和教育革命的展开,宣传队的历史使命已接近于尾声,人为维持的只能是形式。

与此同时,宣传队以往那种政治上不容置辩的权威地位也在无形中逐渐下降。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九大以后,报刊文件反复强调的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了。

当“教育革命”全面铺开以后,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一系列专业性强、知识含量高的领域里的优势便逐渐显露出来。

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翘尾巴”的现象,一是工宣队作用的下降。


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章程,是导致宣传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

在学校内部,各地宣传队根据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经验,机构设置比较统一,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一定的章程。

但是,在各学校之间,宣传队却往往缺乏统一的、一贯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而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 “教育革命”的领导。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要么是没有宣传队,要么有也远不如各学校中那样人数众多、举足轻重。

这也就是说,一度在学校中“领导一切”的宣传队,在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中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

人们由此往往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宣传队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武斗、派性斗争严重),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制止武斗、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等)的临时性组织。

随着学校党组织的恢复和教育革命的展开,宣传队的历史使命已接近于尾声,人为维持的只能是形式。


二.


李晓剑又回到原来的班级,把所保存的全部教育资料,班级学生档案,完整无缺的交给班主任王坤贞老师。

完成了他男子汉的承诺,王老师依然对他很好很信任,并向学校推荐他继续作班长兼年级代表。

铁军,四,三派没了,四,四派也没了,如今只剩下形式下的学校和年级红卫兵组织,要学生复课闹革命谈何容易。

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的思潮,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抑和亵渎。

知识分子们也不再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仅仅受到轻视和嘲讽,更因为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倍受冷落和歧视。


以至一度普遍都被戏称为“臭老九”。

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的思潮。

以致积极复课闹革命时,除了“毛选”没有其它教材,军宣队,工宣队,只好对学生进行军训,以提高学生的纪律性,学习“老三篇”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然后是开各种批判学习会,或者组织到顺义开展学农活动和“忆苦思甜会”,这种会议的宗旨与吃忆苦饭相同。

会上让那些所谓“苦大仇深”的老人们讲他们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

年轻一代听了,就会受到教育和启发,决心跟共产党走,不让那吃人的旧社会复辟。

但令我们大惑不解的是,领导们在会前向忆苦思甜的老农民反复交待,忆苦不要忆错了时间,要讲1949年之前的苦,不得讲1962年的苦。

尽管如此,那些头脑不清的老人们一大半还是讲起他们在1962年的遭遇,讲那时饿得多难受,饿死了多少人。他们忆苦忆得热泪纵横。

然而令李晓剑最难忘的还是煮白薯,老玉米和棒茬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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