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传媒手段的发展和心理战的广泛运用,参战人员的伤亡对美军的心理影响日益突出。对作战伤亡的宣传引导上采取积极措施,可以给美军官兵在心理上带来一定的安全感,然而残酷的战争现实,仍将对参战官兵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甚至是心理创伤。

美军伤亡观的基本内涵,一是把伤亡多少作为作战目的实现与否的重要指标;二是把减少伤亡作为作战指导遵循的最高原则;三是把避免伤亡作为作战胜利追求的理想目标。换句话说,美军伤亡观的现实目标就是“少伤亡”,而理想目标则是“零伤亡”。

然而,战场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场所,对美军官兵在心理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积极关注作战伤亡问题,积极预防作战伤亡,可以在心理上对美军参战人员形成一定程度的激励和安慰。但一相情愿地看待伤亡问题,不敢正视作战伤亡,也会给参战人员造成心理落差。此外,美军指挥战斗的人员过分关注伤亡问题,也会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

一、对伤亡的积极关注,会对参战人员形成一定的心理安慰和激励

不可否认,美军的伤亡观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以及“生命重于钢铁”的价值观念,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促使美军为避免和减少伤亡积极采取各种手段,以提供可靠的物质与技术保证;另一方面,也为参战人员建立起安全的心理屏护,从而起到了激励的积极作用。

求生是人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最为要害的一个心理弱点。美军认为:士兵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使其成为作战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保存自己求得生存是人们正常的心理欲望。战场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人的生命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恐惧感不论程度如何,始终会笼罩着人们的心理,使人们对伤亡变得异常敏感。美军正是认识并抓住了人的这一心理弱点和欲望,通过避免和减少伤亡的承诺,以及各个方面的抚慰和保证,使美军官兵在获得某种心理补偿的同时,确信他们是在战场上安全系数最高的军队。

心理学有这样的提示,当人们获得安全感时,其能力和热情会有超水平的发挥。海湾战争中,美军之所以表现出较高的士气与战斗力,心理学可以做出一定的解释。越南战争后,美军为愈合心理“创伤”,在首都华盛顿建起“越战纪念墙”,并将每年7月7日定为“越战伤亡和失踪人员纪念日”,并先后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近150处纪念性建筑物。美军入侵索马里后,克林顿也曾向每个阵亡士兵的家属写过短信,这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从未有过的。这些做法,使不少阵亡官兵家属以及生还的美军官兵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感到美国不会忘记他们。

此外,由于美军95%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而且宗教对美军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精神因素都大,因此,被誉为“上帝意志的传播者”和“非战斗的特种参谋军官”的随军牧师,在美军的精神激励和心理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军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美军官兵祈祷平安。例如,美国空军部队每次战斗出航之前,随军牧师都要为他们组织祈祷,使他们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平安归来。

二、对伤亡的理想追求以及战争的残酷现实,都将造成严重的心理落差

作为美军的理想追求,尽量避免和减少伤亡无疑将为美军在战场上注入一种“镇静剂”。然而,这种预支的心理暗示也会带来不容忽视的负作用,这就是美军官兵的心理“阈值”大大降低,心理变得异常脆弱。战争毕竟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仅使人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伤残和死亡的威胁,从而成为引发参战人员心理、精神疾患的多发环境;同时,面对“零伤亡”神话的破灭,在美军官兵脆弱的心理上,更容易加深对战争乃至死亡的恐惧,从而形成比较大的心理落差。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正是抓住美军的这种心理,威胁说要把海湾变成第二个越南,并且声称“要使美国人血流成河”,还通过电台对美军进行心理战。这些都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增大了对死亡的恐惧感。

据美国军事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有80%~90%的人都体验过恐惧,而恐惧感又是造成各种心理疾患的“元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中的心理疾患人员大体上占全部伤员的11%,步兵和装甲兵等直接作战兵种的同类指标甚至高达16%。战争提供的资料还表明,恐惧感往往会妨碍士兵使用武器。美军统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中,善于使用武器的人只占25%。此外,恐惧感还会引起“精神创伤后应激性障碍”,造成战争“后遗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者的追踪调查表明,这种反应较集中地体现在战后15年间。越南战争中,美军390万男军人和0.8万女军人中,有20%患有“精神创伤后应激性障碍”;而海湾战争则使至少2万人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

由此可见,人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在战争中减少人员的伤亡,但是却无法使参战人员消除对战争的恐惧感。特别是对伤亡承受力比较低的美军,战争现实所带来的恐惧感,将使美参战人员的心理遭到重创。

三、对伤亡的过分关注,会给指挥它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美国认为,战争时期,军人将最宝贵的生命委托给了指挥者,因此,上至国家总统,下至火力组长,其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在迅速达成国家目标的同时,保护军人的生命安全。美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就明确提出:“指挥官对部下负有特殊责任。他们决不能让士兵冒不必要的生命风险。”

事实上,无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要求,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伤亡问题都已经给美国军队的作战指挥官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战场上人员伤亡的多寡,不仅影响作战目标乃至战略目的的实现,同时也决定美军指挥官职业生涯的延续或终结。1996年6月,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被炸死19人,当地的美军指挥官立即遭到解职。在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坦白承认:“最困难的决策就是这个决策要涉及人的生命,我对此感到极度痛苦,每天夜里我都几次醒来,满脑子都是混杂在一起的那些我不得不做出的决策……我不想让我的部队去送死,我也不想让我的士兵伤残,我深陷于对这些事情感到极度的痛苦之中。”

可以看出,对于美国制定政策和实施指挥的人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自身对死亡恐惧的心理负担,更要承受对所属下级官兵伤亡负责的精神压力。这种双重的心理重负,必将加重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军队的指挥官产生严重的“心病”,并给作战指挥带来重大的影响。然而,指挥上的任何一点失误,又会招致更多的人员伤亡,从而加重他们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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