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兄弟至少要活一个


从四川开赴河北之后,我们(500名西南军政大学的学员)在1951年春开始毕业分配。然而,我却作为一名“待分配学员”,混在一群留守后方的女生中间。我有些惶惑不安,常常一个人坐在易水河边发愣。


一天傍晚,通讯员跑来找我,说15军29师军务科科长张彦文同志要和我谈话。


见到彦文同志后,他向我宣布:“征得上级同意,这次毕业分配,决定不让你下连队,而是留在师部,分配到军务科当战勤工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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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意外和困惑的神情,张科长盯着我的眼睛说:“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你娘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送上朝鲜战场!你三哥郑时聪过去是学徒,在旧社会受尽欺凌屈辱,现已编入87团3营9连当战士;你四哥郑时敏过去是印刷工人,惨遭资本家剥削,现也编入47军当了机枪兵。师首长命令,将你留在师部,并特别交待就留在我身边,要我负责确保你的生命安全。师政委王新(1919.08-1991.08.08)指示,你娘是我们志愿军的母亲,我们有责任确保你们三兄弟至少有一个活下来,胜利后回家,给娘养老送终!”


听了他的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号啕大哭起来。张科长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从这天起,张科长就把我带在身边,像亲哥哥一样关照我、教育我,直到他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军战俘待遇比首长好


1951年3月,我随志愿军第15军29师入朝参战。在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用随身携带的美军钢盔当锅,添上新摘的野菜,匀出一星点炒面抛进锅里,生火做饭。这时科长走过来说:“小郑,给你配一个民工担架,从警卫通信连抽5个人,由你带着,到师政治部敌工科去接5名美军战俘,押送到军部。”他说,这批战俘将由军部集中,再送回后方战俘营。


通讯员小周拎来两袋干粮,还拿了两包“大生产”牌香烟交给我。小周交待说:“这两袋干粮,有一袋是国内送来特供战俘食用的食品,是用黄豆、核桃、板栗和白面拌合炒制的精面,另一袋是师首长从供给口粮里挤出的炒面,用于应急。两包香烟,是首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只准给战俘用。”


科长拍着我的肩膀叮嘱道:“主要是考虑到你懂一些英语,可与战俘简单地交流。你只要随队押送,移交给军部,就可以归队交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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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政治部后,知道俘虏是美军的一名中尉,名叫威尔士,另外还有4名美国大兵,其中一人是伤员。我很快对这支小分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两名东北支前民工负责抬伤俘,班长负责看管威尔士中尉,两名战士负责押解3名士兵,我照应队伍。


一上路,我就发现,这次押解任务并不轻松。主要是押解小分队内部,个个都憋了一肚子气。因为配备给战俘的干粮,竟比首长待遇还好。同志们认为,能管饱,不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挨饿就不错了!


特别想不通的是,竟然还给战俘配发两包“大生产”香烟。那时,部队里许多烟鬼别说“大生产”香烟难得一见,就是最劣质的旱烟叶子也“一叶难求”。在师首长身边工作的参谋、干事,一旦遇到首长抽烟,都会嬉皮笑脸地围上去,说是想闻闻飘散开的烟味,弄得首长只好让这些烟鬼们排成一条线,一人一口地吸着传递,直到烟蒂烫手了才扔掉。如今可好,上好的两盒烟,竟要发给这些被俘的美军!


最可气的是,这几个双手沾满我军战士鲜血的美军,居然在押送途中摆谱,抖少爷兵架子。按规定,战俘随队转移途中,个人行囊和私人用品应由他们自己背,配发给他们的供给物品由我们背。但在行进途中,这些老兄怕苦,竟要将他们的私人物品死乞白赖地转移到我们战士肩上。那位受伤的战俘躺在担架上,像是呻吟又像是唱歌,显得悠闲自在。当我们一位抬担架的民工摔倒时,这帮家伙袖手旁观,连扶都不扶一把,惹得有位战士要揍他们,幸好被我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