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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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4]从1927年的黄麻起义到今天,“共和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   这块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诞生了三支工农红军队伍,孕育出223位将军。他们都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他们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140000、30000、600、100,这组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着湖北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

从1927年的黄麻起义到今天,“共和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


这块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诞生了三支工农红军队伍,孕育出223位将军。他们都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他们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140000、30000、600、100,这组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着湖北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建国后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担负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位将军,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将军县”。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从红安县党史办获悉,截至今年7月中旬,健在的红安籍开国将军还有7人。他们是:王诚汉、罗应怀、贺健、殷国洪、汪运祖、张志勇、江腾蛟。


黄麻起义的果子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是一首在大别山区流传很广的民谣。黄安即今天的红安,是黄(安)麻(城)起义的策源地。


“当到达护城河边时,我们这群小孩跟着大人喊口号,什么‘暴动!夺县城!’呀。当时起义的场面非常壮观,穿的衣服都是五花八门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守城的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队慌乱得很,稍加抵抗后就缴械了。”这是亲历起义最直接的叙述。今年92岁的老红军汪运祖少将,是当年的儿童团长,参加起义主要就是助威。1927年11月13日,来自黄安和麻城的十几万农民起义军和群众,胸佩赤化带,左膀系着白布条,口号喊得震天响,浩浩荡荡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开去。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它发生在南昌起义104天之后。


4天之后,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诞生。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全军300余人。


这支330人的武装在起义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的部队打散。12月5日夜,驻河南演川十二军任应岐部教导师突袭黄安城,鄂东军损失惨重,总指挥潘忠汝中弹身亡。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突围出来的鄂东军72名战士和53支长短枪,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打游击。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麻起义军出发地——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仅仅4年,参加起义的普通战士王树声已成长为红十一师师长,鄂东军也发展成拥有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黄麻起义,为后来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93岁的老红军、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詹大南少将如是说。事实上,黄麻起义在黄安直接导致了以下三支红军队伍的创建和改编:七里坪创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3万人;檀树岗创建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7000人;七里坪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3000人。这三支部队,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牺牲4名就有一名红安烈士。


红四方面军一直是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并且从人数上来说,始终占据首位。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而红四方面军的策源地黄安,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建国的26年中,人口减少了14万。据红安史料记载,这14万人都是战死疆场或者被敌人屠杀,经红安县民政局查清并且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1995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在视察红安的时候动情地说,我一到红安就肃然起敬,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4万人,真是了不起。


建国后,黄麻烽火中的战士王树声、儿童团团长汪运祖都步入了开国将军方阵。


将军百战穿金甲,每一次战役和它的指挥员都被演绎成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传播,富产将军的红安尤其如此。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所唱的上甘岭战役,被美国新闻界称为“朝鲜战场上的凡尔登”,誉为经典防御战,其间担负坚守任务的是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就是秦基伟;《沙家浜》中的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其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刘飞;而前一段时间热播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王近山……


红安的将军大多数没有参加过黄麻起义,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此次起义而参加红军队伍,是黄麻起义结的果子。党史资料说这次起义是继“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长江以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农民革命起义。同前二者不同的是,这次起义没有军队参加,都是农民武装和群众。当年黄安县国民党党部在“清乡委员会”的布告中说:“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而这个鼓动和思想之功,启蒙人就是红安籍的董必武。李先念在1988年的一次视察座谈中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红安革命性格的成因


大别山在湖北省东部伸出了挺拔的一翼,站在天台山上,远眺长江自西向东的奔涌,会看到群山与大江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地域就是红安。


红安古称黄安,经过两次改名,历史的印记成就了“黄红的交错”。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黄安战役的胜利,改黄安为红安,以示纪念;抗战爆发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提议,同意统一县名,恢复黄安的称谓;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正式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红安的山水是为将军、为战争而生的。


红安县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山地、丘陵、冈地与冲击小平原各种地形都有,有时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地-丘陵-平原三种景观。县北的天台山主峰四周皆90度的山崖,山顶却是一块6亩的平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小的“高原”了。小小的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却发育着滠水、倒水、举水三条长江支流,红安的版图为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南和南部与湖北武汉的新洲、黄陂两区接壤,西北与湖北大悟县接壤,北部与河南的新县接壤,东部与湖北麻城接壤,位于红安中部的县城城关镇与武汉中心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这个概念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如果红军在红安南部地区的丘陵冈地上架起大炮,就可以轰击武汉城区的敌人;假如要撤退北行30公里就进入到河南省新县的大别山深山区。也就是说,红安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难怪被西方军事家称为“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红安的大部为古麻城孝感乡,民风彪悍,孝感乡为中国八大移民圣地,自古人员流动较大。人员的流动丰富了红安的本土文化,同时这里的人也不局限于此地。一有机会都想跳出红安,几乎没有人愿意留在此地。并不是不爱家,而是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当时,想离开红安闯世界最好的路子有3条: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参军。而参军是最容易办到的,因为红安由于革命运动那时到处在招兵。红安古为麻城的一部分,由于红安的姜家畈(城关镇)到七里坪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


从这个呈文中“地僻民顽”四字,可见民风彪悍之一斑。


事实上,正如优胜劣汰,战争涉及生命,恰恰是真正检验智慧的标尺。1984年4月,李先念在红安和当地干部闲谈时说:“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但是有朴素的感情,就是地主阶级不好,你要杀我呢,我就非杀你不可,杀两个我就赚一个。”就是这个“朴素”的生存,使他在战场上神鬼莫测。李先念在1946年曾被中共临时授予陆军中将衔,建国后辞掉大将衔不受。在解放战争组织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令一个旅留在司令部,佯装无行动,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真实情况,提出要见李。李在前线接报火速赶回司令部,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还在当晚设宴款待。饭毕星夜赶赴前线,发出总攻命令,一举撕开突破口,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白罗素上校得知,大惊失色,坚决认为李不可能有分身术。“中原突围”被史学界公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专电李先念:“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在解放以前,红安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360天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在红安籍贯的将军中有“农脚子”,也有上过黄埔军校的。没有文化的将军在战争年代利用空闲也在拼命学习。这后来被人总结成是“为什么很多红安将军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原因。


将军反哺红安


红安县城关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写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


徐帅如此,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存放着一封信,是李先念临终前写给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发展经济不要忘记老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铁路线也要把红安挂上。信中说的铁路线就是当时要兴建的京九线铁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敲定了这个方案:绕道17.5公里。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1995年红安铁路全面动工,但资金不足,这时红安籍将军陈锡联又给铁道部长写了信,并在红安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京九》大型系列专题片,其中的一集《铁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就是指京九线绕道老区。红安人对这个“弯”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条铁路打破了黄冈地区无铁路的历史,老区经济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援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


本文内容于 2007-8-13 12:21:56 被je169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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