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8.1征文]我军一个1947年入伍的女兵老战士回忆第四部分:回国、复员、随军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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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日左右吧,军部部分机关回国,上级命令我也带着孩子跟随一起回国,回国路上,坐汽车不能开大灯,又只能走夜路,因为美军还是对我们的后方运输线路封锁的还是很厉害,老有侦察机在天上飞,我抱孩子坐驾驶楼内,车上的兵都架着枪,随时做好防空射击准备,走了两天多才回到境内的安东。然后又紧紧张张的的坐火车到沈阳,在沈阳休息了一天后,坐火车到古冶下车,古冶因离我老家很近了,就请假带孩子回老家看了一眼。


从古冶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到老家,一晃5年没回家了,到家看到家乡变化很大,父母也象是老了许多,孩子也都长大了,我在老家这一住就住了半个多月,期间正好赶上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和斯大林逝世,所以记得非常清楚,本来打算在老家找个个人帮我看着孩子,我还回朝鲜找部队去,没想到我们老家那里闹上了传染病,村里死了好几个孩子,在老家探亲那几天,孩子也闹了场病,也把我吓了一跳,最后判断为肺炎,我二姨用传统的土办法在嘴上扎了几针才治好,这样一来把我吓的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老家了,探亲假到期了,我决定还是回到大西北找已经撤回的部队去,就离开老家,老家找了匹马让我骑着,哥哥、弟弟、妹妹一起送我到村口舍不得我走,后来一直送了十几里到古冶车站送我上了火车才回去。坐了几天火车,我到西安鲁桥镇65军驻大西北留守处报到后,被分配到门诊部工作,找了个人帮着给带孩子,我工作也就安心一些了。


到1953年7、8月份,组织上跟我们说,朝鲜形势趋于稳定了,两边停战谈判签字了,并停火了,让我们这些首长家属可以带着孩子再次去朝鲜,我们高兴坏了,赶紧收拾东西就上路了,我们几个家属带着孩子一同坐火车又到了中朝边境安东住下,准备过境,每隔几天,上级又来指示说,65军马上要撤回国内了,由63军去接防,这样我们在安东等了20来天,又接到指示,朝鲜去不成了,我们先走一步到65军的新驻地张家口报到,记得是11月,我们动身的,在动身前才去安东留守处去找我们入朝前轻装放在那里的东西,才发现东西全丢了,可见那时部队很多物资管理还是很混乱的。


到了张家口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张家口南山坡,65军全撤回来以后,因为被祖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每天都有人民群众到部队驻地来慰问,发放慰问品,每天都有剧团的演出看,觉得很热闹,那时我们这些钻了多少年山沟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城市的生活气息,城市里每星期还能洗燥,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美事。


12月,部队开始搞归国后的整编,12月底,我和维汉同志一起到北京住在华北军区大华招待所等待分配,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了北京城,和张家口那样的城市比,北京更繁华,1954年的元旦春节,我们就都是在北京过的,感觉非常热闹。54年的正月十五,维汉和我带女儿又回了一趟老家,那是维汉第一次见到他的岳父母,正月十五那天,我们村里搭起戏台子唱了一天的戏,我二哥头年结的婚,也刚生了个闺女,维汉喜欢照相,正好带了个在朝鲜缴获的外国照相机,还有三脚架和自拍器,就照了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也成了我的珍贵纪念物。


回到北京后,大概四月份,命令下来了,任命维汉同志为69军的后勤副军长,主管军需和卫生工作,后来听说,69军因为是国民党起义的部队,董其武军长也是担心手下很多师长等不服气共产党派来的同级干部,就把机关的一些师级的职务称呼都叫副军长,也有的说,这是学苏联的做法。当时维汉的实际职务相当于69军的后勤部副部长。


我当时又怀孕了,跟维汉一起到69军报到,当时69军驻地在保定,我们住处在保定南关,住房条件比在北京差了许多,冬天只能生炉子。到54年10月16日早晨五点,我在保定252医院生下了我们的大儿子保光,当时,维汉又去北京开会去了,我们在保定252医院住了20天院,大女儿留在家没人照顾,请了阿姨叫霍巧英帮忙带孩子,等维汉从北京开会回来,看到生了个大儿子非常高兴,没事了就逗儿子玩,当时他很忙,隔三差五的就要下部队去检查工作,所以在家时间也不是很多。


到54年底,上级发通知,因部队要搞正规化建设,向苏联老大哥学习,野战军一律不留女兵,12月又下达命令野战军的女兵只能按转业和复员两种方式退伍,我也于年初办了转业手续,分配到保定建筑工程局卫生所工作。转业前部队每个月给我发14元津贴,21元保姆费,孩子有17元奶费,尽管这样由于当时物资匮乏,生活还是有些困难。


1955年初,部队实行薪金制了(以前一直是津贴制),实行后,明显觉得好多了,刚实行不久,大概是55年夏天维汉又接到命令,要去南京军事学院去上学,可以带家属一起去,眼见保定建筑工程局的班上不成了,维汉跟我商量,还是改成办退伍复员手续,让我跟着去南京当随军家属,我本来一直不肯这样办,这样我连个干部都不是了。但最后拗不过他,就改办了复员手续。55年7月,我们一家都去了南京,开始住在军事学院里面,后来我们和几个东北部队来的一同住到了白下路部队给租的一个小楼里了,以前我们没在南方住过,到了南京很不习惯,夏天特别热,冬天阴冷,夏天我们热的受不了啦,就整一大盆水放在床下面,冬天冷的受不了啦,就弄个火盆,和我们住一起的东北来的两个首长和家属,跟我们一样对南京很不适应,1956年8月22日,在南京住的时候,我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学军。那时正好维汉放暑假了,就在家整天逗三个孩子玩,56年暑假过后开学了,我们又搬到了白子亭住,冬天很冷,我们就整了一个煤炉子,因为以前没用过,结果第一次用我们娘四个都中了煤气,差点要了全家的命,幸亏觉得头晕和呕吐反应,被维汉发现的早,开窗换气,才免了场灾祸。


维汉在学校学习期间全军实行了军衔制,维汉被授衔上校(入学时职务级别算准师),也是学苏联做法),记得56年5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全校将帅全部换上新发的礼服佩带勋章和奖章接受检阅,将星闪闪非常壮观,我们所有家属也都穿的漂漂亮亮的去参观。还搞了一次盛大宴会,吃的特别好。


56年生二儿子学军后第二个月,维汉又被调到师级,薪金也增加了20元,在白亭子我们住到57年维汉在学校高级系毕业,56年到57年期间,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阶段,那时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部队也要求军官和军官家属都要穿的漂亮一些,打扮漂亮一些,我们家属全部都烫发,抹口红,我们还按要求自己花钱做毛料制服和布拉吉裙子,也在照相馆照相留下了纪念。


57年3月,维汉毕业后,我们找了叫王全英扬州阿姨在南京照顾两个大孩子,我们俩带着6个月的学军用一星期时间周游了一下苏杭二州和上海,出去全部是住在华北军区驻各地的招待所,都有专门接待人员负责照顾住行。3月下旬我们一家人加阿姨一起登上去北京的列车,也坐的是软卧包厢,回到北京一下车,就被北京军区派的车接到海运仓招待所,在海运仓招待所待命期间,每天招待所里都有车到北京各个旅游景点参观的车,很多待命的干部和家属也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在北京各处看了看,服务人员也都非常热情,照顾的也特别好。


到57年4-5月间,维汉命令下来,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任职,在北京的平安里给我们分了二套房,后来又搬到后院,分了三间房子给我们住,那时我又有了身孕,过完58年的元旦、春节两个大节后,2月,军区又下命令,调任维汉到24军任后勤副部长,接到命令没几天就去走马上任去了,那时朝雪、保光都去上北京军区后勤幼儿园,学军是找保姆带,我3月又住进了北京262医院生孩子,3月19日早晨生下三儿子京辉,没生之前,我从小西天262医院坐公共汽车回家看了看空房子里只有二只小鱼在鱼缸里看家,到幼儿园大班一看,大女儿哭着要回家,到中班一看大儿子也哭着要回家,到保姆那一看,二儿子也哭闹。看的我心里难受极了,等生下三儿子我就发愁了,留下我们几个在北京可怎么办啊,京辉生下一个星期,卫生部韩秘书找了辆车到医院接我,回到了平安里当天就找了个60岁的老大娘帮我照看孩子。当时天还很冷,屋子里还要生炉子,又过20天维汉从唐山的24军回来了,说他在24军自己住着又闹了一次煤气中毒,差点死了,被警卫员发现及时给救了。到4月份天暖和点了,维汉说24军那边营房也都建设好了,就把我们一家全都接到唐山24军军部大院的6号楼住下了。这一住就住了9年,一直到维汉调离24军回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


在24军那段时间,维汉从任后勤部副部长直到任部长一直非常忙,要么是下师里和基层部队检查工作,要不就是下连当兵,还主抓生产创建了全军闻名的白各庄农场,总之是很少能在家呆着,老是出差,还去其他军区参观学习考察,去过东北,还去过广州。我在家带着几个孩子也很辛苦,还要做好多家务,赶上他在家了,周末还可以到唐山的交际处洗澡、游泳、跳跳舞,有时就是在家给一堆孩子挨着个的洗澡洗衣服,后来我母亲和妹妹到唐山来帮我忙,才轻松了许多。我的组织关系那时也转到了24军,我就参加的24军家属组织的居委会工作,当时张云龙军长的夫人严敏是支部书记、主任,我是支部委员副主任,张军长调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以后严敏跟着走后,陈祥副政委的夫人刘苏是支书主任,陈政委后来也调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我又挑起居委会的担子任支书、主任。这一干就是5、6年,一直到66年维汉调回北京为止。


那时军直属队,对家属的工作抓的很紧,每周都要学习三小时以上,大部分学习内容是我组织大家读文件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上的文章,那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报纸上天天都是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以及和苏联进行辩论的文章,直至后来所有的苏联专家都从中国撤走了,中国和苏联彻底决裂。后来到了大跃进年代,农村成立互助组,人民公社,我的老家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到1959年-1962年期间,由于国家要还欠苏联的债务,再加上连年闹自然灾害,开始闹起饥荒,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很多人家里铁的东西都上缴了,好多地方都办起人民公社大食堂,结果,老百姓还是吃不饱肚子,在我们老家那里甚至又象解放前一样都吃起了野菜、玉米芯、花生皮还有豆饼等牲口吃的东西,很多人由于营养不良患浮肿病,市民供应的粮票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我的父亲在1962年得了一场重病也因为家中困难,救治不及时而去世。那时我们因为孩子多,生活负担也很重,父亲去世,我回家花了好多钱办丧事,发送完父亲,又把母亲接到部队来和我过,那时我每天有一半时间是做家属工作,调解家属纠纷,组织学习,组织家属下连队为士兵服务,参加义务劳动等。还有一半时间处理家务,我还被军直属队评为五好家属。1959年12月23日上午十点,我在唐山255医院又生下第四个儿子,因为当时唐山到处都在大搞基本建设,维汉给小儿子取名叫唐建,生唐建时,又赶上维汉出差不在家,所以我家五个孩子出生时,父亲都没在身边,另外,因此我家五个孩子名字中,都带着维汉在部队调动的出生地名纪念。


60年维汉同志晋升大校军衔,同时下了正师的命令。60年夏天,维汉休假,带我们一家人去北戴河度假,在那里的食堂都是定量供应,为了让孩子们都吃饱,我只能吃个半饱,一个假期下来我瘦了许多,身体也虚弱了许多。那时在军里时,维汉他们是两个首长公用一个警卫员,要有出差时,另派一个跟随的警卫员,后来,中印反击战后,又改为有专用警卫员,在我们家这些年用过的警卫员都和我们家里人一样亲,这些警卫员有小郭、王连详、董德福、李永坤、张在显,最后张在显跟着当警卫员跟着维汉调到北京。


在警卫员中还出过一次事情,63年时,维汉给换了一个新警卫员,记得姓王,因那时维汉老去北京出差,以前也经常带警卫员一起去,但这个小王接替警卫工作后,维汉几次出差都没带上他,那时农村来的孩子谁不想去北京看看啊,允许不允许带警卫员,也是组织上安排的,后来有一次,本来组织上通知维汉去北京开会,本来让带,但到临走前又不让带了,这个小王就生着闷气在家里自己的屋子里擦枪。 那天我在楼上,突然听到楼下一声枪响,赶紧跑下楼一看,小王屋子门开着,我看到小王躺在床上脚在床边垂着,连脸都没敢看到,就赶紧打电话叫人,人来后经抢救无效,小王还是死了。军保卫部经过调查,认为小王是擦枪时枪走火了,没有算成是自杀。即使这样,维汉还是受到了个警告处分。


那时,在野战军军部大院里,枪械管理不是很严格的,首长家大部分都有好几只枪,有缴获的纪念品,也有首长自己喜欢的各种枪,24军还曾经出现过首长家孩子拿真手枪玩游戏,大孩子把小孩子打死的事情。


到1964年,维汉由于长期疲劳工作,自感身体不适,经去医院检查,原来得了糖尿病,那时没好办法治疗糖尿病,只好采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控制病情发展,那时由于粮食紧张,好多东西也都特别贵,我又没有工资收入,全家8口(加我母亲)都指望维汉一个人的薪金,加上大孩子开始上学,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只能靠勤俭持家生活。稍微有点积蓄了,我们还买了辆自行车和一架缝纫机,维汉出门也不用老靠走了,家里衣服的缝缝补补也算是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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