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团原创】《四论日本对外来“兵学”的汲取而看其侵略本性之二》（上）

请看上一篇《四论日本对外来“兵学”的汲取而看其侵略本性之一》 http://bbs.tiexue.net/post_2127291_1.html

本文是《四论日本对外来“兵学”的汲取而看其侵略本性之一》的续文——《四论日本对外来“兵学”的汲取而看其侵略本性之二》——倭国古代汲取中国兵学的简介。

因考虑这一篇文章篇幅较长，为便于交流和写作，分两个大的段落：上、下

第一段落 倭国引进中国兵学前的军事实践和引进中国兵学著作后研究活动简介

第二段落 倭国古代在汲取中国兵学方面涌现出的著名军事家和兵学代表流派简介

倭国古代汲取中国兵学的简介（上）

倭国引进中国兵学前的军事实践简介

在这一篇章节中，首先明确一个事实——倭人不是秦徐福渡海所遗之我同种，可以说与我中华民族甚少血缘（考虑到大陆迁移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极小）！

考古发现证实，大约距今10万余年前，倭岛已经有倭民族祖先劳动、生息、繁衍了。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在距今6万年前，原始倭人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已经可以制作属于人类旧石器文化的多种石器了。

到距今1万年左右时，原始倭人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

后世倭人所谓的“绳纹文化时代”历史时期和与之相应的“绳纹式陶器”就出现在原始倭人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小国。

到了我国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3年）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倭北九州地区出现的邪马台国，曾经多次遣使向中国赠送男女“生口”（奴隶），以换取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种子和铁制武器及先进冶铁技术来改进提高铜制武器战力，维持和加强邪马台国的经济、军事优势。

邪马台国特别重视冶铁和铁制武器的研制，现代，于倭国北九州地区弥生时代后期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邪马台国的冶铁和铁制武器的存在！

无论是以草绳样花纹著称的“绳纹式陶器”及其图腾巫祀解释，还是现代考古所发现的至少已经具有数百人规模的战争中——所出现的铜制武器（非铜质武器）以及对于俘虏的众箭所镞，都可以看出——倭人自原始时代起，对于暴力和军事活动而言，就有着束缚、控制和虐凌、杀戮的喜好和追求优势对敌的专注！

倭人在狭小地域和纷杂环境面前，因生计而做出的“行为冒险”——形成了倭民族的——对于控制目标物、奴役弱者和虐杀对立者方面上的——心理邪恶和性格阴暗！

而同时，也是由于资源和潜力的贫乏，造就了倭人面对强者和相对优势对立面的心理上的怯懦和性格上的谄媚！

在倭国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太安麻吕撰 712年）、《日本书记》（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撰 720年）中，用大量的神话、传说来美化和宣扬战争的暴力！

这些历史和文学著作中，不遗余力的记载了所谓“神武天皇”平定大和的神话、“崇神天皇”时四道将军出征四方的传说、“景行天皇”征熊袭的传说、大和武尊西征熊袭和东伐虾夷的传说、“神功皇后”征伐朝鲜的传说等等，尽管全部是后人编造的神话、传说，但其毫无史实的“详细记载”、矛盾百出的“动情描述”，是世界历史文学中绝无仅有的！

倭邪马台国、大和国都曾渡海与朝鲜作战！

特别是4世纪末5世纪初，倭大和国经过两个世纪的所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其实就是控制了西至倭九州、东至倭关东的日本列岛五分之四地区）从而基本统一了倭国后，加快了对朝鲜的侵略行动。

但是，军事上的“乱伍失练”、“兵耗”——造成了倭国军事上难以取胜于受中国先进思想、文化影响——特别是兵学影响较深的朝鲜半岛高句丽国、新罗国；而倭国侵朝的内应——与中国通好同时又结交日本的朝鲜百济国——却处于受高句丽、新罗南北两面夹攻的战略被动局面。

再加上倭国国内矛盾的激化，终于使得倭国（大和国）苦心经营了约三个世纪的——侵占并建立于朝鲜半岛新罗国任那城的“日本府”——在562年——垮台了！

至此，朝鲜侵略战争的失败——使得倭国贵族军事统治阶层，开始把强兵的希望寄托在——向中国学习的方向上了！

倭国引进中国兵学著作后研究活动简介

从公元7世纪初，倭国开始利用一切尽可能途径——引进中国的兵学著作和思想，其数目不少，种类也很多。

上一篇文章已经介绍过——仅倭国朝廷就收藏了几十种<复注>。

倭国早期引入的中国兵学，主要是通过在倭国兵败白村江海战后——百济灭亡、倭国自朝鲜撤军而带回倭国的——原百济官员和学者献贡的。

遣唐使及其随行留学生、学问僧的交流，特别是奈良时代的吉备真备（693——775年）将大量的中国兵学思想和著作带返倭国，倭国贵族军事统治阶层开始比较认真的接触到了中国兵学的巅峰思想！

当时对于中国兵学的研究，基本只局限于倭皇室和倭贵族高层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早期流入的《三略》、《六韬》两方面（因《孙子》的完整著作尚未传入倭国），《三略》的“常行”和《六韬》的军政思想，引起了当时——因侵朝战争而面对于倭国国内外矛盾、窘困局面——束手无策或者立志改革的倭国皇室、贵族的重视！甚至成为了倭国皇室、贵族中立志改革者坚定志向的思想武器！ <注1>

倭国终于在646年开始了“大化改新”！

倭“大化改新”和侵朝战争的惨败，引发了“壬申之乱”！

在这场倭国国内战争中，坚持改革的“大海人皇子”总结了倭国军队“乱伍失练”的教训，利用学到的中国兵学《三略》、《六韬》中的军政思想原则，确定了自己的三项军政方略—— （1）军纪严明、非杀百姓（2）分化瓦解敌军、信任和重用反戈投诚者（3）行动果断、占据战略要道、确保根据地兵力和财力。

“大海人皇子”的这三项军政方略，为其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此，倭国最高贵族军事统治阶层，开始全力投入于在军政方面——特别是在治军方面的全盘仿效中国！

到了701年，倭国《大宝律令》这部政治、经济、军事最高法典制定颁布时，其中《大宝军防令》以及增补的《养老军防令》——更是在倭国兵役制度，倭国军队编制和装备，倭国军队的管理和纪律，倭国军事训练、作战、边防等方面——完全以中国唐朝的军事制度为样板——做出了相当完备的军事法规规定。

这部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对确立倭国国家军事制度体系、完善倭国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加强倭国以“天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正是由于倭国最高贵族军事统治阶层感觉到了中国兵学的伟大和睿智，在得知了《孙子》在中国兵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后，考虑到历经数次国内叛乱，倭国皇室面对倭国平安时代（794——1184）开始形成的由学者和武将研读中国兵书的风潮，采取了封闭、秘藏、曲解和误导四种方法——来缩小、保密、歪曲甚至阻碍——倭国非统治阶层的兵学研究——特别是倭国非统治阶层针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范围和成就！

首先，对于自百济来倭的学者、官员“授官位、令练专兵”，对于吉备真备等归倭留学生委以重任和“令授”于规定范围内的“专选”下级武士！

将熟读中国兵法、对中国军事思想有一定造诣的“百济阵法博士”固定在指定的忠诚军队里负责训练、负责构筑防御工事<注2>。

将归倭留学生充实西部边防九州的“大宰府”官员，并经天皇亲自挑选忠诚下级武士，前往受教中国兵法<注3>。

这种做法，试图封闭的倭国学者和中层武将学习、研究中国兵法的道路，将中国兵学的研究限制在统治阶级范围！

吉备真备本人，更是较忠实的执行了倭天皇的“保密指令”，踏踏实实的前往九州，依据其对唐朝及朝鲜半岛情况的了解和在中国学到的兵法知识，修筑了“怡土城”，建立起倭国西部防御体制——而未从事面对倭国大范围的相关于中国兵学的交流与传播！

吉备真备也因此，得以历任东宫学士、春宫大夫、大宰大贰、造东大寺长官、参议、中卫大将等高职！

其次，经过近一个世纪，在发现学者和武将们依然孜孜以求的研读中国兵书和展开兵法研究后，利用——按照“朱雀天皇”（923——952年）指定的世代保管倭国朝廷所藏兵书之家——大江世家<注4>，秘藏了诸多中国兵书——其中《孙子》被指定为秘不外传的珍藏书！

使得倭国平安时代以后的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孙子》并未成为大多数兵法家的研究对象，甚至除倭国皇室外的大多数高层贵族和武将，也难得一见《孙子兵法》！

《明史.日本传》记载，倭国室町时代，倭征西将军宫“怀良亲王”于倭弘和元年（1381年）复信明太祖（朱元璋）“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天朝（明）有兴战之策，小邦（倭）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此为复信摘抄，标点和括弧内注为后加）

朱元璋对于这封复信很重视“所言若非得我中华神韵，安在之气”，但当其得知——礼部报知——“据倭国耳目言称，未见《孙子》流传于倭，而自唐流入之兵法译本中也见不到《孙子》，料早已不知其所终”后——百思不得其解——几疑国贼！

可见，当时研读《孙子》乃是倭国高层贵族军事统治阶层的基本“专利”！

再次、倭国自进入平安时代，流传于世的《孙子》盛名，就一直激动着来自于学者和中层武将对于研读《孙子》的热烈要求。

为转移这股热情和避免“失密”，没有史实可以证明是谁——授命于倭国内兵学理论界——开始了对于《孙子》的争论（因《孙子》存于私密、只读于庙堂，争论出现的莫名其妙，所以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是为了转移这股热情和避免“失密”而爆发了争论，用以误导研究兵学方向）。

上文介绍过的倭国首部兵学著作《斗战经》——正是由于这次争论而导致其诞生，并由《斗战经》高举起了批判《孙子》奇正思想的旗帜。

《斗战经》的出现，以倭国神话、传说为依据，宣传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武”，并提出“武”是天地初即已存在、是开天辟地的动力，反对《孙子》不战而胜、权谋术策，反对“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认为“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否定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认为“正攻战法是用兵正道”，提出了“军者有进止，而无奇正”、“兵道者，能战而已”、“儒术死，谋略逃，见贞妇之石，未见谋士残骨”、“内臣不为黄金而行，外臣不为犹豫而功”这些对谋略的作用不屑一顾的片面、偏激观点，贬低秘藏的《孙子》而推崇流传于世的《吴子》，认为《吴子》“吴起者六篇，庶几说于常”、“不尚诡谲，而言兵之常理，可取”！

表面看，《斗战经》是倭国文化形态由奈良时代“唐文化”向平安时代“国风文化”转变中在军事理论界的反映，其实真相是——为了隐瞒和障碍对《孙子》的研究！意图将兵学真谛秘藏于庙堂！

《斗战经》极力符合倭国统治阶层的需要，宣扬倭民族特性，所谓“求兵学真髓于日本精神”，成为历代倭国统治阶层推崇的“神、气、武”兵理，也为11世纪初——即平安时代后期出现的“武士道”精神萌芽奠定了一部分理论基础。

可笑的是——由于《斗战经》贬低、批驳秘藏的《孙子》而推崇流传的《吴子》，势必引用《孙子》的一些章节片段，汇集了暗流于世的残缺《孙子》篇章，再加上《吴子》相对的流传性，使得《斗战经》作者曲解《孙子》与《吴子》的无知——昭然若揭！

倭国的真正兵学研究者和武将，对于《斗战经》极尽抨击之能事！

他们认为——《斗战经》所反对的“威、勇、智”是“兵者必备”，而《斗战经》所标榜的“武是没有欺骗的刚毅，是一本正经的真锐”属于“兵者稚行”。

他们认为——《斗战经》把《吴子》全书六篇都视为“常法”，是对“应变”这一篇视而不见的“盲语”，而《斗战经》忽视《孙子》始计篇中“五事、七计”的“常经”和贯穿于《孙子》的“常变一体”精神是“髧図莫邃”（意思是说《斗战经》作者不理解《孙子》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其深邃的奥义）。

现在看来——《孙子》持“兵者国之大事也”的深谋远虑，并以此为基，庙算国力、军事、经济、外交等其他各方面，待可操胜算，便将“兵闻拙速，不睹巧之久也”（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为要领，一举决胜——乃兵家至理！

《斗战经》作者未能理解作为“常经”的“五事、七计”本义，轻率地曲解《孙子》全书为权变和诡道，根本不理解《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势篇）！

就是因为《斗战经》对于实战兵法的茫然无知，不但没有转移倭国学术界对于《孙子》的热衷，反而使得《孙子兵法》的在倭国兵学理论界的地位如日中天！

最后，鉴于《斗战经》虽然被倭国统治阶层奉为所谓“国风”，但是根本没有通过曲解《孙子》就扭转了倭国兵学理论界和武将们对于《孙子》的“痴迷”。

试图缩小、保密、歪曲甚至阻碍——倭国非统治阶层的兵学研究——特别是倭国非统治阶层针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范围和成就的势力——开始身体力行地误导起——倭国非统治阶层针对兵学的研究来了！

早在671年，朝鲜百济的阴阳家在倭国传授阴阳五行理论，结合当时大量传入倭国的中国天文、气象、阴阳、五行书籍，倭国朝廷开设了“阴阳察”——设置专门职务，推动这方面理论的传播。

757年，倭“孝谦天皇”（718——770年）专门下诏“天文、阴阳......等学，国家所要。”同时还选拔了“阴阳生”学习《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柜》、《五行之义》等阴阳书籍。

到9世纪后期（《斗战经》同期），在倭国流传的天文、阴阳、五行书籍有几十种。

享有盛名的吉备真备家族后裔——贺茂氏、安倍氏也都从事阴阳理论的研究，并成为当时著名的阴阳家（由兵学大家的后裔来推广阴阳兵学理论——让人怀疑于其幕后的实质意图）。

由于当时倭国统治阶层的推崇和维护，阴阳家的言行具有权威性，甚至能够左右倭人们的日常生活。

佛教寺院的僧侣，也有很多钻研此道，天台、真言宗的僧侣中间出现了不少阴阳方面的“有造诣者”。

兵阴阳思想开始在倭国漫延！所谓“兵阴阳”是指在战争和军事行动上，由军事将领或其指定代理人（一般是军事将领的智囊人物）通过“占卜天文、气象、日时、方角”等，预测战争的胜负，决定军队的部署、指挥。

这种可笑的基于对战争规律无力认识而出现的唯心用兵，经过倭国皇室和倭国高层军事将领的亲身推崇和应用（在倭国大名鼎鼎的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就多次在自己的举兵战事前进行大型卜筮仪式；所谓倭“战国十强”之一的武田信玄就是兵阴阳的信奉者），以及战乱增多，到倭国平安时代，竟然发展成了非常兴盛的倭国重要兵学理论！兵阴阳师成为了军事统帅的主要谋士！

阴阳五行思想、佛教思想和天文气象学知识在军事和战争中的广泛利用，导致了兵阴阳著作的诞生。

在兵阴阳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据传源于中国的所谓“古传兵法”——《兵法秘术一卷书》和《训阅集》。

《兵法秘术一卷书》的抄本和别称超过十数种，基本以5部分、42条定形： （1）叙述所谓“军神”的劝请、奉送及军队出征礼仪 （2）叙述应对于战场上危难时刻的所谓“脱身术”、“以一当千术”等 （3）叙述阴阳咒术，如所谓“隐形秘术”、“恶日转吉日咒语”、“摄敌魂神术”等 （4）叙述“旗杆折断”、“旗手落马”、“弓弦折断”等现象的吉凶判断 （5）叙述刀、剑、矛、弋等武器的使用。

《训阅集》有50卷到120卷各种抄本，内容庞杂，主要是对于兵具的配备与使用、方位和日时的占卜、阵法、城廓建造、气象观测、咒术等方面的叙述。

这两本“古传兵法”和不同时期流传的《瑞祥兵法》、《云气兵法》、《遁甲兵法》等兵阴阳兵书，都是带有大量阴阳五行思想、佛教思想、咒言、咒符、咒术的。

兵阴阳兵法，在当时唯心天命观占统治地位的倭国军事思想中，作为重要兵书受到重视，为兵家所研究、传承，为武将在战争和军事实践中所运用。

可以说，兵阴阳兵法自倭国平安时代中后期开始直到倭国江户时代，一直都对倭国的兵学研究和军事行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倭国所谓的“战国时代”起，兵阴阳思想才开始逐渐被倭国比较优秀的军事将领所认清其实质并抛弃之）！

同时也使倭国兵学界的众多学者和中层军事将领对于《孙子》的研究热潮得到了缓解！

自倭国室町时代起，基本没有中国的新的兵学著作传入于倭，但倭国兵学界依然在从中国兵学中汲取精萃！

<复注>《司马法》一卷（齐相司马穰苴撰）、《孙子兵法》二卷（武将孙武撰）、《孙子兵法》三卷（巨诩撰）、《孙子兵法》三卷（魏武解）、《孙子兵法八阵图》二卷、《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太公六韬》（周文王师姜望撰）、《太公阴录符》一卷、《黄石公三略记》三卷（下邳神人撰）、《黄帝蚩尤兵法》一卷、《武林》一卷（王略撰）、《六军镜》三卷、《军诫》三卷（李定远撰）、《兵书对敌推变逆顺法》、《真人水镜》十卷、《军胜》十卷、《魏武帝兵书》十三卷、《兵书接要》三卷（魏武帝撰）、《云气兵法》一卷、《投壶经》二卷、《象戏经》一卷、《弹棋法》一卷、《玉帐》、《兵书要略》、《金海》三十七卷（隋肖吉撰）、《梁武帝兵法》二卷。

<注1>倭国古典著作《大织冠传》记载倭“大化改新”核心人物之一中臣镰足“年幼好学，博涉书传，每怀太公《六韬》，未尝不反复诵之”

<注2>《日本书记》第二十七卷记载“671年，为50余名原百济学者、官员授官位，其中4人——谷那晋首、木素贵子、忆礼福留、答本春初，因熟谙中国兵法而被授"大山下"之位。忆礼福留曾构筑"筑紫国"防御工事，答本春初曾构筑"长门国"防御工事。”

<注3>《续日本记》第二十卷记载“760年，淳仁天皇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

<注4>《大日本史料》记载“大江维时于醍醐天皇延长年间至中国，自明州龙取将军处学《三略》，受《七书军胜》，返国献30余卷中国兵书于朱雀天皇”

这里有一个情况，在记载赴中国留学生的《公卿补任》当中，没有大江维时留学中国的记载。

第二章节上篇结束了，有兴趣的战友请等一等看——《浅析日本对外来“兵学”的汲取而看其侵略本性之二》——倭国古代汲取中国兵学的简介（下）！

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bbs.tiexue.net/post_2130501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