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亚洲杯看中国足球

tophy1973 收藏 28 489
导读:中国足球日前又一次遭遇了惨痛的失利,参加亚洲杯前信誓旦旦般要闯入4强的这支中国队连小组赛都没过关,创下了27年来中国队参加亚洲杯的最差历史记录,令所有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包括我本人在内都非常痛心和失望。 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中国足球队到底怎么了?亚洲杯本来就不是亚洲最高水平的比赛,其对亚洲一流强队的吸引力远不如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从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各自都只派了支阵容不整的“国家二队”来参加亚洲杯就可以看出亚洲杯在这些亚洲豪门心目中的“鸡肋”地位。在这些亚洲一流强队只是抱着敷衍态度半心半意地陪你玩的

中国足球日前又一次遭遇了惨痛的失利,参加亚洲杯前信誓旦旦般要闯入4强的这支中国队连小组赛都没过关,创下了27年来中国队参加亚洲杯的最差历史记录,令所有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包括我本人在内都非常痛心和失望。


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中国足球队到底怎么了?亚洲杯本来就不是亚洲最高水平的比赛,其对亚洲一流强队的吸引力远不如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从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各自都只派了支阵容不整的“国家二队”来参加亚洲杯就可以看出亚洲杯在这些亚洲豪门心目中的“鸡肋”地位。在这些亚洲一流强队只是抱着敷衍态度半心半意地陪你玩的亚洲杯上,联赛精英尽出,海归球员齐至的中国队最终被一支以任何标准来看都不能算是亚洲一流强队的乌兹别克队送回了老家。这使人不得不承认目前这支中国队的实力确实只能接近亚洲二流水平,0:3负于乌兹别克队或许只是个个案,但是纵使郑智李伟锋这样的主力未停赛,中国队就有肯定打败乌兹别克的把握吗?恐怕充其量也不过能这个亚洲二流的对手堪堪匹敌而已。比起20多年前苏永舜的国家队,曾雪麟高丰文的国家队,甚至比起94-97年参加职业化联赛的第一代中国球员(范志毅,郝海东,黎兵,彭伟国……)组成的那支国家队,目前的中国队在个人和整体上都要大大逊色得多,这难道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几年的成果?中国足球的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这几天在网络和其它媒体上看到了大量关于中国队为何出不了线的分析和评论,其中大多都集中于诸如主教练排兵布阵,战前指导思想,球员临场发挥(如以无谓的犯规导致累积黄牌停赛)等等的细节讨论,我承认细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体,但我觉得中国队不能出线的根本因素不在于朱广沪的排兵布阵、主力停赛等细节,在集体竞技比赛中整体实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朱广沪指挥的不是中国国家队而是巴西国家队,在出线生死战中当然肯定能拿下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中国队失利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在于实力不够强,具体地说就是缺乏有能力的球员。(郑智在国家队中场的作用有目共睹,其灵活头脑和大局观比其它队友都高上一个档次,所以他的停赛才对中国队的攻防效率造成了巨大影响,可即使郑智比起94-97年的范志毅,郝海东,黎兵,彭伟国等就更强吗?好象不见得吧?况且目前的国家队只有一个“出类拔萃”的郑智而已,呜呼。)客观地说,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的指挥布阵是有其失误之处,但以目前中国足球可用的人员组成而论,无论是米卢乃至上帝都排不出一个肯定能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并和日韩伊朗沙特等亚洲一流强队相匹敌的阵容。


可是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为什么会缺乏有能力的足球运动员?中国没有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扳球运动员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人根本不玩扳球,它作为一项竞技运动在中国没有市场,没有投入。而以足球运动在中国国内的巨大号召力和投入(资金,人力等等),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得到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球员?我觉得原因在于自职业化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规范有序的足球产业:归根结底我们不是缺乏足球人才,而是缺乏能够培养出足球人才的市场机制,而中国足协作为国内足球市场的宏观管理者对此难辞其咎--我认为中国足协拙劣的市场管理水平和宏观调控能力才是中国足球多年积弱,且自94年“职业化”以来越来越弱的真正病根所在。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中国大体上与日本,韩国同时开展职业联赛,但日本韩国的职业联赛要比中国正规有序得多,结果日本韩国开展职业联赛不久就大大提高了足球运动在这些国家的关注和参与度,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引入迅速成熟的足球市场,为日韩足球水平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与之相比,中国足协为培育和促进中国足球市场,为建立中国职业联赛的规范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记得在王俊生任足协常务副主席(即事实上的足协一把手,中国足协主席是个礼仪性职位,好象多年来一直是由袁伟民出任的)的时期中国足协曾经出台过一个奇特的政策,对刚刚放开的国内球员转会市场中的球员转会价格做出所谓“指导性”规定,(这也就意味着不论各俱乐部具体自身情况如何,一个前锋对缺少锋线人员的俱乐部和缺少后防人员的俱乐部具有同样的“官方转会指导价格”)并对转会市场上的球员价格定了一个不许超越的最高限价,据说足协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防止中国球员的收入过高,光拿钱不长本事。这个目的我可以理解也非常支持,但足协官员们好象忘了在市场经济下劳动力价格是应该随行就市的,它不应该也不可能由行政部门的指令来决定。目前的中国球员的水平确实大大地比不上他们的收入,但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中国足球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极低,在中国足球市场化职业化机制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小接受训练并最终投入职业足球生涯的球员为数非常有限,这在市场上必然造成“物以稀为贵”的后果。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不以足协或任何政府机构的行政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足协违背市场规律的转会价格限制和球员限薪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各职业俱乐部名义上遵守了足协的行政命令,私下却为各自的利益以种种实物(房子,汽车等等)大大突破了足协的转会价格限制和限薪指令,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足协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不可能达到促使中国球员收入和水平同步提高的目的。事实上足协愚蠢的行政干预恰恰破坏了市场机制对投入足球产业的人力资源的自发调节: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职业化初期球员收入迅速提高的现象本来会吸引大量的青少年投入足球运动,其中巨大的盈利空间足以刺激大量的社会资金开办越来越多的足球学校训练出越来越多的球员,只有通过这种“把整个蛋糕做大”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乃至结束中国足球人口稀少、职业球员匮乏的现象,球员们高薪低能的现状自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这就是市场经济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足协在转会价格和薪资水平上愚蠢而徒劳的行政干预恰恰破坏了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资源的能力,结果我们大家有目共睹: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的足球从业人口和有培养前途的职业球员,至少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水平有限的中国球员由于其不可替代性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养尊处优的高薪。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我还记得王俊生的继任者阎世铎执政时期中国足协还出台过一个更贻笑大方的愚蠢政策:规定转会市场上必须根据联赛排名由弱队先挑选球员,在强队和弱队都选择某球员的情况下,不论其本人转会意愿和同相关俱乐部的转会谈判进行得如何,都由弱队得到该球员。制定这个政策的初衷据说是为了拉近强弱球队之间的差距以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性,这个初衷无疑也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同样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最终一样成为足协对足球市场又一个彻底失败的行政干预。根据联赛排名确定挑选球员的次序的规定显然是从NBA学来的,但NBA仅仅向弱队提供了优先同其中意的球员开展转会谈判的权利,最终的转会还是凭球员和俱乐部双向选择来完成的。这就好比在求职市场上必须由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来决定劳动力的去向一样,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和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可中国足协偏偏无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通过自己愚蠢的行政干预把双向选择的球员转会市场变成了俱乐部单向选择的“奴隶”市场,后果是当年许多提出转会的球员都未能加入自己希望加入的俱乐部,(被排名更低的俱乐部凭中国足协制定的这个奇特转会规则半路“抢亲”了)这些违背本人意志来到自己不希望去的俱乐部的球员在下个赛季中自然采取“出工不出力”的态度,竭力避免由于对当时自己所在俱乐部做出任何贡献而被挽留,以便在下次转会市场中继续寻机“跳槽”;一些更有个性的球员在不能去自己想去的俱乐部的情况下干脆休息一个赛季(反正凭中国球员的收入在家赋闲一年不成问题)。那一年比赛的观赏性没有因为中国足协如此有创意的行政干预而有任何提高,这个反自由市场的愚蠢政策实际上没有给包括强队,弱队或球员在内的各方带来任何好处并很快引起了上述各方的强烈不满,最终在下个转会期开始之前被取消了,为素来以决策冒失、朝令夕改而著称的中国足协又增添了一项相关记录。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现任足协副主席谢亚龙上任后,“甲A”联赛变成了换汤不换药的“中超”联赛,可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水平依旧,足协的宏观管理也没多大起色,在中国队参加0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前中国足协还是照例取消了当年的联赛升降级,尽管此举遭到了几乎所有俱乐部和舆论的一致反对。也许中国足协认为自己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有权决定职业联赛该怎么办,可我认为中国足协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民间行会性质的组织,应该象任何民间行会一样是本行业内各成员(也就是各职业俱乐部)组成的协调机构。在不抵触本国法律的前提下,它必须尊重行业内的集体意志,按行内多数成员的意见行事。官办中国足协取消联赛的升降级的独断做法剥夺了俱乐部的升级机会,大大损害了为职业足球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的各俱乐部的利益,降低了联赛的对抗性和观赏性。取消升降级的蠢行最终非但没有帮助国家队专心备战,反而降低了由国家队球员的竞技状态和水平(低水平的联赛当然不可能帮助球员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在预选赛里中国队还是被亚洲的另一支二流球队--科威特队在小组赛里就送回了老家。


所以我认为中国足球当前最基本的矛盾和症结就在于足球产业化职业化的客观趋势和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宏观管理方式的矛盾。同样是足球产业化,与中国同步开展的日韩搞得有声有色,尽管日本和韩国都和中国一样缺乏可以与欧美相比的现代足球群众基础,但是日本和韩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日韩足协对足球产业的管理和宏观调控水准远高于中国足协。它们很快就摸索到了适合各自国情的足球产业化模式,将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培养乃至职业联赛都变成了对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的新兴产业,正是这样成功运转的足球产业体系为日韩提供了大量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参与者让俱乐部可以在其中海选能力突出者投入职业联赛;提供了真正的职业化联赛锻炼出一批批有竞争力的球员,迅速提高了各自的国家队水平。日本足协或许会为国家队聘任哪个教练而发生分歧,但决不会在以真正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手段来对足球产业进行宏观管理的根本理念上发生犹豫和动摇,更不会象前述的中国足协那样采取愚蠢而独断的反市场管理行为。这就是中国足协和日本足协的差距--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差距。


打个可能不太象样,但我认为很贴切的比方:在多年积弱后几乎同时于90年代前期开始的中日足球“变法”,其区别恰似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区别。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很快学会了以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制度来激励本国民间产业发展和国民创造力,建立了近代化的社会制度体系;而大体同时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始终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形似阶段,指望靠官办的仅仅在表面层次上模仿西方形式的工矿企业来维持中国的死气沉沉的旧体制--正象中国足协指望靠仅仅在形式上模仿欧美的“官办”职业联赛来提升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一样。指望靠这样官办的“职业联赛”来让中国足球达到冲出亚洲的水准,就象指望靠那些官办洋务企业把中国改造成工业化国家一样是不可能的。


中国足协的管理能力多年以来也确实常常为国人所诟病,但其中的批评大多集中于指责我们的足协官员不懂足球,不按足球运动的规律办事,因此在决策上盲目主观,屡屡贻笑大方。足球运动当然有其独特的规律性,但我认为足协管理和决策水平低的关键因素不是足协的大小官员们不懂足球,而是他们不懂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经营和管理足球产业的方法。从本质上说,经营作为一个产业领域的中国足球和经营NBA或管理银行业是一样的,我想如果让大卫 .斯特恩(NBA总裁)或格林斯潘(前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来做中国足协负责人可能会比王俊生、阎世铎和谢亚龙等称职得多。我并不怀疑王俊生、阎世铎和谢亚龙的敬业精神,但他们都出自国家体育总局,没有管理一个真正的体育运动市场的经验,所以很容易犯下以行政手段干扰乃至破坏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错误。他们不懂得作为一个称职的宏观调控者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那支“看不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做为一个市场经济的监管者,他的首要任务乃是保证市场交易和竞争的正常有序,在确保这个目标的前提下他管(即对市场的干预)得越少越好,这就是市场经济管理者和计划经济管理者的本质区别。市场体制下宏观管理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办好与完善市场大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比如对整个国家而言的教育、交通工程,比如对中国足球而言的青少年培养系统工程,这些都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别企业(俱乐部)单独无力承担的,必须由宏观管理者以代表所有参与市场竞争者的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加以必要的行政干预。以这样的指导思想而论,中国足协现在的工作重点首先应该保证职业联赛的正常有序,绝对不能再出现前述那种反市场的政策,而且要竭力通过诸如大力推进裁判职业化(以减少裁判不公的问题,提高其业务水平);完善职业联赛规则以从制度上杜绝“实德系”现象(即一个后台老板收购了参加同一级联赛的两支球队,这自然为联赛中的假球“猫腻”现象提供了无限可能);对俱乐部比赛设施作出强硬规定(大多数中国俱乐部的草皮质量都不达标,高水平的球员难以在这种草皮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故在比赛中严重不利于相对较强的球队和球员)等等措施切实有效地履行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管职责。足协尤其应该化主要精力办好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帮助有关各方规划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足球产业体系,这个体系必须从最基层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基础开始,通过引入市场和盈利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学校,使得各俱乐部可以大大扩大球员选才面,并由足协牵头解决落选青少年球员的继续教育和就业问题(比如将落选者保送至体育学院等);甚至可以鼓励国外有兴趣开发中国足球市场的俱乐部到中国来开办足球学校,训练、选择和购买中国青少年球员。(很多欧洲俱乐部近来都在非洲训练和挑选青少年球员,而曼联收购董方卓显然也不全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中国凭借自身的市场魅力也可以尝试一下“借鸡生蛋”的战略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足球人口稀少,人口基数庞大却找不到多少踢球者的问题。这个产业体系当然还要覆盖各级职业联赛,包括最高级的中超联赛,足协要尽量在制度和规则上确保从最低级的足球学校到最高级的中超俱乐部都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保证来自民间的对中国足球持续有力的投入。在这样的“市场公共利益协调者”--中国足协管理调控之下真正“民营化”的中国足球产业体系,才是有雄厚积极的生命力、能够提升中国足球整体水准的足球产业。归根结底,我想对一个作为足球产业宏观管理者的足协官员而言,懂得以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要比懂得某些足球专业术语的含义,比如什么情况叫做越位更重要。或许应该建议足协的官员们化时间好好读一下亚当.斯密的《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这本被素称为“资本主义圣经”的经典著作阐述了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进如何利用市场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对自由市场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怎么个管法有精辟透彻的分析。对在计划体制下对市场经济宏观管理的原则和手段缺乏了解,习惯于靠行政命令实现管理的官员们实在是帖大补的良药。(其实《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以前在中国有个更响亮的名字,是中国近代翻译界和思想界先驱严复先生所取的,叫做《国富论》,真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足球“富国强兵”的圣经。)


综上所述,我认为比起检讨国家队主教练用兵的成败得失或国家队需要什么样的主教练,努力提高足协的宏观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中国足球的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产业体系才是扭转中国足球不断沉沦的现状的当务之急。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善的产业体系的基础上,中国足球才能得到大量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参与者以被选拔为职业球员,才能得到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才能锻炼出大量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里有竞争力的职业球员,最终得到一支真正强大的国家队--不靠运气,不靠教练或球员的随机性超状态发挥就能战胜亚洲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的国家队。


比起欧美乃至日韩而言,中国足球产业体系的现状确实非常稚嫩,但正因为其很不成熟所以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一旦排除了体制上的障碍,中国必将凭借其无比雄厚的资源和人口储备及对足球运动的巨大热情和投入取得日韩足球不可企及的地位,象欧洲和南美一样成为世界足坛的决定性力量,彻底改变世界足球的版图。是的,我相信只要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今天看来乳臭未干、痛苦迷惘、到处碰壁的稚嫩少年必将前途无量。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奇花初胎,裔裔皇皇;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在中国足球在亚洲杯上又一次无奈地折戟沉沙之际, 愿以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最慷慨激昂、充满斗志的片断与足球业内人士和所有因为关注中国足球而备尝痛苦之后仍对之抱有坚定信心的球迷共勉之。


本文内容于 2007-7-27 8:00:32 被tophy1973编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2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28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