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大帝 第三卷 施政 第六十二章 废除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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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1504/][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1504/[/size][/URL] 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国家宏观管理经济得最重要杠杆。但眼下的税收,却极不利于于国内民族经济的发展,由于列强在大清攫取了太多的经济特权,使得他们的商品进口到大清几乎只征收很少的海关税,运到国内后也征收极少的官税。而由于政府财政经济的困难,统治者却不得不向国内的商业征收极重的厘金。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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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国家宏观管理经济得最重要杠杆。但眼下的税收,却极不利于于国内民族经济的发展,由于列强在大清攫取了太多的经济特权,使得他们的商品进口到大清几乎只征收很少的海关税,运到国内后也征收极少的官税。而由于政府财政经济的困难,统治者却不得不向国内的商业征收极重的厘金。据光绪查证,近年大清只对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以及商品运往内地值百抽2.5%的子口半税,此举大大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内地负担。而中国国内商品所征厘金则高达10%左右,两者相差太大。这使得国内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出于绝对劣势,极容易造成洋货日贱、土货日贵、川流海溢,识者寒心的局面。这种厚洋薄华的政策使得许多华商假名洋商冒领报单,而洋商则乐于包庇以坐分其利,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废除厘金、增加关税不仅关系到国内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减。税收的种种弊端使得光绪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整改。

为了不致于因增加海关税而陷入与列强的纷争之中,光绪决定先行整改厘金制度。厘金的征收本是政府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是对通过国内水陆交通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的一种捐税。厘金又叫“厘捐”或“厘金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王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军饷,副都御史雷以诚在当年夏季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后听从幕客钱江的建议,于同年九月,派官吏到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今江都县江都镇)、郡伯、宜陵等镇,公开告知米行,捐厘助响。咸丰四年三月,清政府批准了雷以诚的抽厘助响办法。因为所定的税率,大体按货物价格值百抽一,1%为1厘,故称厘金。厘金的征收方法分为两种:一为活厘(又叫行厘),一为板厘(又叫坐厘)。活厘属于通过税性质,抽之于行商;板厘属于交易税性质,向坐商征收。咸丰四年十一月,在江苏帮办军务的旗人胜保奏请清廷批准在全国各地推行。不到几年,厘金制度即遍全国。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厘金的性质开始变化,逐渐成为贪官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贪官污吏乱设关卡、落首厘税的现象也变得极为普遍,名目也因此多了起来,如有坐厘、货厘、统税、统捐、产销税、落地税、山海捐等名目,而且税率也很不一致。早已不是1%的税率了,地方政府征收的厘税实数往往数倍于报部之数,这不仅阻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还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去年的时候张濯就向光绪提议对厘金进行改革,他的建议是实行商人承办厘金的方式以杜绝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但由于具体措施漏洞太多,未能实施。今年年初,盛宣怀向光绪提议免天下中途厘金,仿效西方国家新收印花税的建议。但由于印花税的前提条件是“上下情通,中无睽隔”,而在当时清政府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商业机构,不可能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因此印花税的建议就被搁置了下来。

时至今日,扶植民族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了光绪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民族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光绪也不希望能从国内工商业盘剥多少以增加国家的税收,眼下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营造民族经济发展的春天,虽然刚刚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但只要国内关卡林立、税如牛毛的弊端不改变的话,民族经济的发展永远是一个泡影。在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向大清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能力、并借机将外国资本逐出大清才是政策的根本。在海关税暂时还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光绪决定在税收上扶植民族经济。

经过与盛宣怀、奕訢等人协商,光绪决定为民族经济大开绿灯,废除厘金制度,取消同一省内设置的所有县级和道级关卡,使同省内的所有商品都可以自由流通。而省与省之间的商品流通,光绪决定每经过一省,征收1%的通过税。另外光绪决定先前对商业征收的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废除,统一改为营业税,由于国内的民族经济正在兴起阶段,光绪决定凡是经由商部注册的国内企业近三年内免除所有营业税。同时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政府将会提供低息贷款以支持它摆脱困境。当然为了防止洋商打着华商的名义借鸡下蛋,光绪明文规定,凡是申请注册的一切商人必须提供明确的管理人员名单、经营的商品细目以及贸易的对像等等,如果发现有人代理洋商图谋不轨的话,经查实后一定给予严惩、没收全部家产。

废除厘金制度、同时免征营业税,表面上看来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将会大大受损,实则不然,废除了厘金和免征营业税将会给国内的民族经济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他们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就会使得国内的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壮大,民族经济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这样就会使得国家用于救济灾民的支出大大减少。另外,国内的民族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他们在与外资进行商战的时候处于有利地位,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逐步控制国内矿藏的开采权和商品的运输权,如果势头更猛的话,还可以将大清的商品远销国外、赚取外汇。届时随着国内民族经济的大发展,政府在制定适当的税收政策,一定会获得滚滚利润。所以从长远看免征税收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实行民族经济免税政策后,张濯建议趁势提高外国进口商品的海关税,光绪没有赞成。光绪明白海关税的比例是先前政府与列强各国商定的一个结果,有一定的期限,如果自己单方面增加关税唉,势必引起各国的挑衅,而依据眼下大清的势力还不足以与各国为敌,只能稍稍忍让之,待取得有利的商战结果后,再图逐步废除之。权衡利弊得失后,光绪决定继续维持5%的进口商品关税。

虽然光绪没有增加海关税的比例,但其关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仍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国内一些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商人和时刻关注祖国发展的侨商纷纷对光绪的税收政策持欢迎态度,他们认为政府只有在政策和税收上给民族经济以切实的保护,才可能保障民族经济的幼苗茁壮成长,而光绪颁布的经济法规和税收政策完全消除了他们投资民族经济的后顾之忧。因此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颁布后不久,华商就竞相致函商务部进行公司注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注册了近二百家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经营面粉、棉纺、缫丝、瓷器、酿酒、造纸、火柴、电灯、船舶维修等轻工业,还有一少部分是注册矿山开采、钢铁冶炼的,总之企业门类齐全。这二百家企业总投资额约二千三百万两白银。

为了兑现自己奖励商业发展的诺言,光绪对根据《奖励商勋章程》,对那些投资超过一定数额的商人以及进行发明创新的商人给予了封赏,根据章程,湖南商人陈景春投资三十五万两白银兴办湖南兴华棉纺厂,而获得二等子爵,其余获得男爵的商人竟有数十人;浙江商人金昭雄因改良绣品颇有成效、江苏漆商沈国良因改良漆器驰誉五洲、山东帽商孙徵才因创办新式藤帽,而分别获得四、五等商勋。在这些商人中还有一个人因为商业上的巨大成就而获得一等商勋并被加封二等伯爵,他就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幼年时在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十六岁时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随一名姓黄的华人到南洋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经过三年的打拼,他在一陈姓华人开办的纸行安顿下来,由于他吃苦耐劳且为人敦厚,深得厂主喜爱,并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厂主逝世后,张振勋接管纸行,经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仔细观察,张振勋认为,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依据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应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立即关闭纸行,改开酒行。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获得丰厚利润,后他又通过竞标获得了对巴城附近的岛屿的开发权,于是他利用手中的财富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收获颇丰。由于财富的增长,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后来张振勋又在苏门答腊开办了橡胶园、茶园、银行等,收益多多。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由于张振勋家大业大,逐渐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可见张振勋的拳拳爱国之心。

虽然张振勋在海外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但他时刻都没有忘本,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并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企业、实现振兴大清的梦想,但是昏庸的慈禧政府只知道勾心斗角、只知道对洋人卑躬屈膝,使他根本看不到半点国家复兴的希望,因此张振勋报效祖国的梦想也一再变得遥遥无期。

1886年北京宫廷政变爆发,光绪荣登大宝。起初张振勋更加担心祖国会因此而陷入内战的深渊,因此对光绪的政变没有什么好感。但后来听说光绪不仅刚毅果断、治政有方,而且还把实现国富民强作为毕生志愿,张振勋为此大位感动,他觉得自己报效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其实光绪对张振勋也早有了解,他也非常希望张振勋能到大清投资,复兴大清的经济。为了能和张振勋有所联系,光绪特地派盛宣怀以考察南洋富国之道的名义借机拜会张振勋,这样经过部署,盛宣怀如期见到了张振勋。经过交谈,盛宣怀对张振勋经商经验和致富之术,大为惊叹,两人一见如故。盛宣怀还向张振勋传达了光绪的问候,并欢迎他随时到大清投资,帮助大清振兴经济。盛回国后,立即将张振勋的情况上奏给光绪,光绪对张振勋的拳拳爱国之心非常感动,并当即决定委任张振勋为大清驻新加坡总领事。从此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1887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忽然想起一件往事:那就是10年前他曾听一位法国领事说大清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正在建设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就在张振勋决定投资创办葡萄酒厂的同时,光绪也正好颁布了兴办实业的法规和免除华商厘金和营业税的政策,张振勋得知后大受鼓舞,他觉得趁此机会应该在祖国将自己的经济做强做大,不应仅仅局限于创办葡萄酒厂这一领域。为此在与盛宣怀协商后,张振勋决定向大清投资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白银,兴办了一座面粉厂、一家轮船运输公司、一家茶园、一家葡萄酒。

为了支持张振勋的企业发展,光绪特意以最优惠的价格划拨大片土地归其使用,其余在招募员工、资源方面也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方便。同时光绪为了支持葡萄酒这一国内新兴产业,光绪特批其酒厂在直隶、奉天、山东三省享有15年的专利权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出于对张振勋的重视,光绪还特地出席了葡萄酒厂的奠基仪式,并当场册封张振勋为二等忠国伯爵,看到光绪如此厚待自己,张振勋异常感动,他向光绪表示一定尽力帮助大清实现经济的复兴,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伟业,就这样以张振勋为首的民族经济就开始在大清的遍地开花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清的民族经济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光绪税收政策的改变对发展民族经济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对于洋商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大计,从此以后它们将丧失商战的一切优势,而逐步被逐出大清的市场,因此很多国家的商人都对光绪的税收政策咒骂不已,它们也一再恳请当局向大清施压,但是由于光绪改变的只是国内税收政策,根本没有波及海关税,所以纵使列强一百个不乐意,它们也找不出半点滋惹是非的理由,唯有静静等待自己的海外生存线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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