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黄文学:“大师难出”源于“官员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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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转贴]黄文学:“大师难出”源于“官员倍出” 黄文学:“大师难出”源于“官员倍出” 黄文学 读袁绪程先生《试解钱学森***之忧: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一文,在体会袁先生对“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解剖之余,我也有点“出官员”与“出大师”的感想,把它说出来。   我国所处的现实,正如袁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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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学:“大师难出”源于“官员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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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袁绪程先生《试解钱学森***之忧: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一文,在体会袁先生对“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解剖之余,我也有点“出官员”与“出大师”的感想,把它说出来。


我国所处的现实,正如袁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也就是说,我国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大师和应该出大师的时代,而实际情况却是“官员倍出,大师难出”。


为什么一个需要大师和应该出大师的时代,现实却是“官员倍出,大师难出”,其原因何在?


官员是国家管理必不可少、并执掌着国家权力的一个群体,在国家层级管理中,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需要配备官员,由各级官员来执行国家运行的任务,问题在于国家管理的各个层级应该配备多少官员。近些年来,各地每年都在成批、成批地提拔领导干部,使各地领导干部的数量成倍的增加,可谓“官员倍出”。


“官员倍出”既由我国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决定,又由我国“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治体制所决定,。


我国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体制,如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将逐步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但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缓,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对微观经济活动“统管过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还因这种体制下“叠床架屋”的庞大机构设置,导致各级官员倍增。所以,不改变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机构设置“叠床架屋”的庞大状况,官员数量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这是我国“官员倍出”的表层原因。


我国“官员倍出”的深层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缺陷是使权力“无边”,官员掌握的权力不仅大到可以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官员掌握的权力不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担任官员就意味着拥有了可以“任意”支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特权,并享有与官职相应的优越和优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特殊待遇。在这样的情形下,“官本位”和“做官至上”的价值观被实践无限的放大和强化,许多人视做官为展现人生价值的最高顶点、视做官为获取人生利益的最佳途径、视做官为评价人生成就的最终标准。于是出现了跑官要官,争官买官的需求膨胀与“明码标价、批发官帽”的充裕供给,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官员倍出”就成了常态。


那么,“官员倍出”与“大师难出”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叠床架屋”的庞大机构设置,需要的是大批的官员,而不是大批的大师。官员可以从公务员队伍中随时选拔,而且选拔官员的标准与大师的标准完全是两个概念,官员一旦选上,素质高低、能力大小都是次要的了,任何人只要有了官位,无论素质和能力怎样都可以发号施令,满足行政管理的官职需要。所以,伟大的民族复兴虽然需要大师,而国家行政管理运行层面却没有对大师的迫切需求。没有需求,何以出大师!


另一方面,权力“无边”的体制缺陷,使一切都置于权力操纵之下,整个社会呈现出“唯权是从、唯官是从”的态势,官员的意志成了人们说话办事的“准绳”,官员管辖之下的事情几乎都由官员说了算,无论那一类专家、学者都可能成为权力的“奴仆”、官员的“附庸”,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何以出大师!


实践证明,一个社会,如果“权力无边、官员至上”,专家、学者不得不“跪倒”在权力和官员之下,那么,堪称大师的思想家、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难出。实际观察,在我国专家、学者中宁可放弃专业研究、而挤进官场,宁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屈从权力、宁可放弃社会良心、而说违心话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现象既是专家、学者“跪倒”在权力和官员之下的写照,又是大师难出的征兆。


崔文华先生在《权力的祭坛》一书中,对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封建社会遴选和任用人才高度单一化特征的描述是:“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遴选和任用能够执行权力功能的政治人才,是最大最高最紧迫的需求。”“是社会的第一需要的人才。”“而且专制社会有它的极端性,它把自己的第一需要的人才变成了唯一人才。”“有权力以政治人才自命的人,才可称为‘士’。医筮,天文,数术之流的识字知书者不入‘士’流。”


我国己不是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封建社会,我国遴选和任用人才呈现的是多样性,我国也为各类人才成长大提供了条件,但“权力无边、官员至上”的体制缺陷不弥补,“官员倍出,大师难出”的状况也就改变不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将会被拖延。


崔先生在该书中还说:“专制使一切都变成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最终,被烤灸的专制者自身也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段话虽然不能套用于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社会,但还是值得我们深思,“权力无边”使出大师的土壤缺乏营养,“官员至上”使出大师的取向严重扭曲。最终,出不了大师,整个社会成了权力的舞台,成了官员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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