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不再需要依赖外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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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们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中国大陆许多人的心态,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外资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过热与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干部到平民百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团体,都有许多蛛丝马迹与政府措施可以端详出来: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修订了企业所得率,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也就是国内企业税率调低了8%,外资企业税率调高了10%至12.5%不等,其他两免三减,和外资投资、出口型外资企业减半的优惠措施,也成过去,但庆幸的是,给予外企过渡的缓冲期可达五年,但是,这五

“我们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中国大陆许多人的心态,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外资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过热与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干部到平民百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团体,都有许多蛛丝马迹与政府措施可以端详出来: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修订了企业所得率,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也就是国内企业税率调低了8%,外资企业税率调高了10%至12.5%不等,其他两免三减,和外资投资、出口型外资企业减半的优惠措施,也成过去,但庆幸的是,给予外企过渡的缓冲期可达五年,但是,这五年的过渡缓冲期,是如何的缓冲、还是五年后一次过上调,到现在有关当局还未定夺。这项提前颁布的措施,可以说比我们预期的税率来得低,五年的缓冲期是颗定心丸;虽然税法保留高新技术型企业和环保节能安全等企业的15%优惠税率政策,以及小型微利企业的20%税率,但由于门槛甚高,对许多港台新的企业而言,犹如腿上被划了一刀,步伐肯定要放缓了。统一内外企所得税率没有不对,关键在于货比货、国比国,如果其他周边国家大力推行优惠外资的税率与政策,相比之下,副面的影响自然加大。


就外商投资排名榜上排名榜首的香港企业而言,统一内外资的所得税率对港商的影响特大,香港区内一般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7.5%,要他们多缴7.5%的税率,就是要逼他们跳墙,港商的变通能力与台商的经营戏法,相信大陆官员也早有所闻;中规中矩的新加坡商人会是最大的受害者,25%的税率,比新加坡高出7%。调整关联方的转移价格,及重组集团的跨区税务计划也许是许多外企最直接的反应,下一步可能就是物色新的投资区域与国家,调整投资计划,印度和中印半岛将是最热门地区,离大陆不远,进出口销售与采购也非常便利。


大陆目前国内企业与工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较严重的包括:产品质量差、员工质量意识薄弱、能源与动力的危机、许多上下游工业还需依赖港台日韩等国外资企业、高科技工业才刚萌芽、高科技工程师与优秀管理人员奇缺、加工工厂与基础工业还存在“一窝蜂”投资现象、尖端模具工业与高新技术还无法赶上、产品开发设计还有赖国外输入、国际市场的开拓与影响力还被远远抛在后头、工商业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还有待努力、最低工资制的恶性循环、人口严重老化、“八十后”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工业生产与运作成本快速暴涨等等,这一切的问题,还有赖外资企业及外资集团输入更多有形无形的资产与知识产权,来弥补国内的不足。


笔者于2005年10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过的拙作:《“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就阐述了大陆这“世界工厂”的诸多问题,而今的统一税率措施,更加重外资企业的负担,加快“世界工厂”回复“国内工厂”的原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未来高科技与高质量工业发展与势力,恐怕要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股市与房地产,是两座炙手可热的宝山,但也是随时会喷发的两座活火山,隐藏了大量的炽热熔岩与危机,大大小小的泡沫更是随时破灭。市民的飞蛾投火、政府的随机灭火、外来的投机野火、不稳定的金融措施、不健全的金融制度、不明朗的法治法制、虎视眈眈的“列强大国”,都是大陆股市与房地产的病源祸根,以至股市波涛汹涌,起起落落,一波更比一波猛;这是不是大风暴的前奏抑或回光返照,没有人敢私下定论,我这怕输的新加坡人,早已提前收兵撤退。


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泡沫危机?中国有过剩的储备资金、国家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强劲的人民币、过热的经济、缺乏有力的投资项目、股民过于依赖与相信政府的保护与干预,以及百姓储蓄与消费观念追不上经济步伐等等因素,都直接与间接地导致股市与房地产的严重危机,笔者认为,强劲与长期的外资投资,才能起着平衡与缓冲这些危机的作用。


中国股市与房地产造就了许多中产阶级,甚至新一代贵族,贫富差距随之拉大,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增长缓慢,(东北与广东除外),如果外资企业的投资逐年减低,甚至撤离,单靠内企、国企与民营企业,是无法快速扭转乾坤的,所以,外企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近日的猪肉飞涨,其他消费物价也随之高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已逼上眉梢,有关当局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关的措施也已相应出台,但问题是大陆地大物博、特殊的经济体制、经济过热、强劲的人民币、严苛的货币政策、奇特的物价管制制度以及快速增长的最低工资等等,使中央想要抑制通货膨胀,比抑制股市及房地产市场还复杂,更难上加难,就因为它们都是相互牵连、息息相关,要整治问题的根源,往大的说,就是宏观调控,往小的说,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积极缩小贸易顺差,而加速开放国内市场给外资企业是极可行办法中的办法,以缓和过盛出口的压力,彻底洗去“世界工厂”的称号,落实世界工业大国的荣誉。


要开放国内市场,政府与国内企业最大的隐忧就是恶性竞争,笔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国内企业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又是在超前的起跑线上,外企的进入,只能间接地提高内企的素质、加强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增进消费品的质量、改善消费者的权益、提高国内增值效率,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与水平,会是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再谈国内的“附加增值税”(请见篇尾附注)如何对外资企业造成伤害,这类附加增值税,提高许多厂商的成本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七不等,因产品而异,这个措施是中央政府为了应付世贸组织“反倾销”的压力,提高出口产品的成本与价格而实施,也便于缓和贸易顺差,今已成为大陆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并由吴仪副总理亲自挂帅。笔者认为附加增值税的政策有其一定的效果,但绝不是万全之策。加大附加增值税的压力,对许多奉公守法的外企而言,其杀伤力非同小可,加上全国许多保税区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供(远远地)不应求,当外企承受不起过高成本的压力,转移基地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与其加大附加增值税,不如加强对关联方转移价格的监控,制定更有效的措施,防止利润外流,也间接提高了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收入,这才是上上策。以优惠政策鼓励外资直接出口到消费国,而不需经过外资本国的策略,也许会更有效。


笔者亲身体验了国税局对征收“附加增值税”所耗费的精力与成本,工程可谓浩大,企业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配合,劳命伤财,得不偿失,不如直接减免鼓励型产品的出口增值税,就没有所谓的出口退税的问题了。


在世界经济、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大家庭里以及世贸组织的怀抱里,中国尚处于萌芽成长阶段,外资投资是不可缺少的营养补给、可靠及时的工商业资讯来源。减少依赖外资的步伐,恐怕要越慢越好,至少,目前还不是时候,失去许多机会成本及助长竞争对手,对大陆而言,绝对不是好事,况且,与国际接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引进外资,取其长而补己短,借助外资的影响力与关系,能更快捷地搭上顺风车。失去了外资就等于失去了右前轮,车子要跑也跑不快,(左前轮是政府,两后轮是国企与私企);哪怕是美国和日本如此进步的工业大国,也要对外资企业相对宽容。海尔、联想及TCL等跨国集团能在欧美立足,蓬勃发展,也有赖各国的支持与协助。


附注:所谓附加增值税,在大陆国税局称之为“间接出口,俗称转厂,及直接出口不予免抵退税额的进项税额转出”,用国外税务人的说法是:一、增收间接出口部分的国内采购原料的增值税(因为这部分的增值税已在国内销售增值税中得到抵扣);二、增收直接出口原料毛利部分的百分之四。


林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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