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军杀抗日队伍,亲者痛仇者快的憾事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翌年3月17日日本侵略军又从南通姚港等处登陆,侵入江北。此时,国民党正规军在东战场溃退西撤,苏北敌后还有二十几个县是完整的,这时便出现了形形色色戴着抗日帽子的部队。我当时在上海参加了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抗”),专门争取和联络一些抗日的杂色部队,于是便运用社会关系,回到海门、启东、南通等地活动。


在这期间,我耳闻目睹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那时(南)通、崇(明)、海(门)、启(东)地方秩序非常混乱,土匪帮会一时风起云涌,纷纷成立游“劫”队,人们说:“大业主上海跑,小业主三上吊,游‘劫’队数钞票。”就是一般农民也不能在家安睡,经常跑到田间过夜。在这国破家亡、慌乱纷扰之中,一支抗日武装脱颖而出,她是由知识青年瞿犊、王进领导的武装,以英勇善战、军纪严明而深受人民的欢迎拥护。


瞿犊,是崇明士绅瞿宾九的长子,大学毕业生,本来在上海做中学校长,上海沦陷后,即来启东抗日。瞿犊的抗日部队,开始只有六条枪,武器、经费严重不足,得其姑母支持,变卖土地,毁家纾难。王进是山西人,在上海读书,与瞿犊认识。他俩把农民、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崇明抗日自卫队。由于崇明岛孤立于长江之口,他们经常通过此水道向敌军鞭长莫及的启东流动。


当时,国民党海门县张能忍的“抗日”自卫大队,也常到启东活动。由于都是邻县抗日战友,平常亦有往来。但1939年1月11日瞿犊、王进经过张能忍的驻地,张突然对他们袭击,竟将他俩秘密杀害,首级扔进芦苇丛中。


中国人素云:“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本是抗日友军,大敌当前,奈何突然翻脸成仇,竟对一支小小的民众抗日武装不能见容?岂不是咄咄怪事!


噩耗传出,地方各界莫不切齿痛恨!我亦身历其境,即向国民党第五旅旅长孙信符提出质问和抗议。孙信符因在黄埔军校时与我有点师生关系


*季方在黄埔*不能不买些账,于是将凶手张能忍撤职扣押,但在解赴兴化的途中即给予自由,到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总部还提升他为团长!真是怪事迭加,叫人气不能咽,恨不能平!


后来我到上海向“武抗”汇报,并向江苏各界的旅沪人士作了反映,群情激愤!时路人皆知,鲁苏战区的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与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等,对杂色部队,当其无力控制时,则一切放任,听其自流;其力所能及时,即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吞并消灭,而瞿犊、王进纯洁的民众抗日武装竟首当其冲!至于沦陷区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则非其所问!各县一些有正义感的旅沪人士,曾联名电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控诉并质问他:“政府还要不要敌后的人民?”而顾竟置之不理。于是大家凑了些旅费,要我到重庆中央去反映。我经香港坐飞机,于1939年某个春日到了重庆。


不料一下飞机就撞见了鬼——遭到严格检查,把我所带敌后情况的材料统统拿走,并问我来干什么?我去重庆的任务,是向中央反映敌后人民水深火热的情况,可直至后来我拿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离开,也没有得到一点点结果!而怪事纷至沓来,不暇应接:本来,张能忍杀害瞿犊、王进,怪之一也;孙信符、韩德勤合演“捉放曹”,怪之二也;顾祝同置之不理,怪之三也;至重庆,面陈何应钦等不置可否,怪之四也;蒋介石不问敌后情况,却令陈诚安排我在总政治部做“设计委员”,在陪都“陪蠹”,怪之五也!我无“计”可“设”,幸而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秘书长邵力子以及钱俊瑞、黄逸峰等,对敌后情况很为关心注意,我才得拿了个指导员的名义回苏北敌后去继续抗日。


后来我才听说,杀瞿犊、王进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共产党被认为是不准抗日的?务须杀之而后快,此又一怪也!1939年冬,蒋介石悍然下令向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进攻,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杀瞿犊、王进,与之相较,实乃小巫见大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为抗日编入了国民革命军,但“抗战领袖”“防止异党,消灭异党”的反动方针却始终不变,怪何其多也!我本来少所见而多所怪,以至于大惊小怪地跑到重庆去争说公道,至是司空见惯,也就见惯不惊。俗话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一次次的反共高潮不但没有消灭得了八路军、新四军,就连崇明抗日自卫队开了瞿犊、王进的追悼会之后,继续抗日,也发展为自卫总队,后编进了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越战越强,不断壮大。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恐怕也是咄咄怪事吧?其实,却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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