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血色纪实——兄弟,替我回家

忠诚与背叛 收藏 43 14577
导读: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面对昔日战友最后的栖息地,我缓缓地脱下军帽,立正,向着墓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久久不肯放下,那战斗中的一切,又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作者管宪明   和平是军人最大的勋章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面对昔日战友最后的栖息地,我缓缓地脱下军帽,立正,向着墓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久久不肯放下,那战斗中的一切,又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作者管宪明


和平是军人最大的勋章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留下真实的姓名。现在北方某城市公安系统工作的我,有义务把他们的事迹告诉给后人。


那年初冬我还不到21岁,刚被提升为班长。看着别的班紧张有序地训练,总感觉自己几个人实在别扭,特别是那三个扎眼的“新兵蛋子”——乔俊、何国庆、吴岗。你想挑战您的牌技吗?你想边玩边赚钱吗?休闲棋牌,家里的棋牌室,现金退币,让你体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详情请登陆:www.xiuxianqipai.com.cn


乔俊是市郊兵,活泼得有些不好管理;何国庆戴着副眼镜,一副柔弱的样子;吴岗是个农村兵,参军前连县城都没去过,新鲜事物接触得少,看什么都稀奇,尽管人很朴实,可还是老出洋相。


训练强度越来越大。练习投弹,战士们都疯了似的甩,胳膊轮圆了猛甩,第二天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印象中,实弹射击好像比平时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子弹也发得比以往多了许多。


没过多久,部队开进的命令下来了,往南,到边境上去。我和战友们在南下的车厢里迎来了元旦。晚上,乔俊他们坐在窗口旁默默地抽着烟。吴岗呆呆地看着夜空里的星星,他说这样他娘能看到他。靠在车厢一角的“眼镜”——何国庆,捧着本书,依旧默默地看着。


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


2月17日的凌晨,我们连分散隐蔽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的树林中。战友们三三两两地蜷缩在阴冷的战壕里。在这片不大的树林里,除了我们,还潜伏着其它几个兄弟连队,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出击命令。


快4点的时候,乔俊摸索到我身边,靠着简易战壕坐下。我们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班长,有件事,我早想和你说了。入伍前,有几个哥们来看我,我想请他们喝酒,可又没有钱,我就到我爸厂里偷了点电线,用火烧了化铜,卖了二十多块。到了前线,看见弟兄们想的干的都是准备为国家流血牺牲,这事就成了我的心病。我攒钱了,有14块,放在我的挎包里。这次我要是‘光荣’了,班长,你就帮我把钱凑齐,还给工厂吧,千万别让我爸知道。”接着又塞给我一个写有工厂地址的纸条,就猫着腰跑开了,我本想叫住他,可乔俊很快便消失在茫茫雾气之中了。


过了5点,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那声音有点像天边的闷雷。看来兄弟部队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


5点20分,我们在连长的指挥下,跨出简易战壕,开始搜索前进。我平端着冲锋枪走在全班最前面,紧跟着的是乔俊,再后面是吴岗……


刚开始,我连的位置还算是靠前的,可七转八转,我们就转到了大部队的后面。看着友邻部队一路向南,战士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老乡兵的时候。


人是怕死的,可当兵的上了战场,捞不着仗打,那滋味比死还难受。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大山里乱转,搜剿残敌。大部队过后,残存的越军和特工经常袭扰我后方部队。我连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2月24日,一上午,我连遭到了四次零星的炮击,是迫击炮干的,准确度差得惊人,我方没有人员伤亡。上级通报附近可能有残存的越军,让我们上。侦察的四班副回来报告,说附近山头上发现有小股越军活动,似乎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刚才的炮击可能是巧合。


我们排迅速越过尖刀班,向有敌情的高地摸去。这个高地周围大约有一段四五十米的开阔地,原有的飞机草都被清理干净了。高地上有一座A字形地堡,约50米开外的山坡上还有一道环形战壕,估计越军至少有两个班的兵力。


我连后续人员陆续接近无名高地。连长命令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它。我们几个班、排长开始向连长靠拢,听他布置任务。连长命令:我排一、二班从正面分散接敌,三班和指导员他们从两侧迂回佯攻高地;三排负责火力支持;二排在我排一、二班后面跟进。


我们班的任务是强行通过环形战壕下面的开阔地,夺取战壕后,以战壕为依托,配合二排干掉地堡,夺取整个无名高地。


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都很兴奋,也没想过打仗会死人。吴岗异常亢奋,四下张望着,很不老实,我和“眼镜”不得不把他按在地上。半个小时后,高地两侧突然响起了枪声,几秒钟的时间就响成了一片,很密集。吴岗一听那边打响了,跳起来就要冲,被我一把拉住,拽了回来,又按在地上。一会儿,高地战壕里有人影晃动,越军扛不住了,开始向两翼分兵布防。我回头命令道:“把保险都打开!”“冲啊!”我和战友们开始向高地冲击。


我跑在最前面,就是端着枪一直跑,那几秒钟是我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我是班长,我得带头冲,要死,也得先死我……”很快乔俊超过了我,冲到了最前面,眨眼工夫便把我们落了一大截。也就是我们几个发起冲锋后几秒钟的样子,敌人的机枪也响了。我能感觉到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没准哪里发就是给我准备的。

乔俊投出一枚手榴弹,硝烟还没有散尽,我们就已经冲过了开阔地,乔俊已经接近了战壕。正当他的右脚刚刚踏上壕边时,一个趔趄栽了下去,重重地摔在战壕下面的一个土坑里。二排长他们也开始通过开阔地了。我们不停地把一排排的手榴弹投向战壕,用不间断的糖浆来压制敌人的机枪火力。这时,乔俊又突然从土坑里跃起,像头受伤的豹子,几步便蹿上了壕沿。他在烟雾中紧紧抓住了敌人一支发烫的枪管,死命地往上举,往回夺。同时,头也不回地大喊:“班长……快上啊!”敌人的机枪手也紧抱住机枪不放,跟他来回争夺。乔俊左手攥着发烫的机枪枪管,右手用步枪托狠砸着敌射手的盔式帽。我跳入堑壕,发现此时敌机枪副射手正用冲锋枪对着乔俊,便当即给了他一梭子弹。子弹从右腋下钻了进去,第一次杀人,相距还不到4米。可是,那家伙在倒地的那一刹那也扣响了扳机,乔俊在弹雨中抖动了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堑壕边上。二排长他们利用乔俊打开的口子也冲了上来。一个越军猫着腰刚要钻进壕壁上的猫耳洞时,便被一班长一刺刀扎在肩膀上,接着,二排的一个小战士上去就是一枪托,那越军顿时瘫软在地上。


副连长带着三班、四班也把战壕两端占领了。他跑过来,命令我班迅速做好爆破地堡的准备。趁这机会,我赶紧拉着“眼镜”去找乔俊。乔俊抱着步枪侧卧在堑壕下面的土坑里,蜷曲着身子,轻声呻吟着。上衣前襟和一条裤管都被血水浸湿了,他身中四弹。我急忙解开他的衣扣,锁骨下面的伤口,随着呼吸还不断地涌着血。右腿膝盖附近的弹洞周围凝聚着黑乎乎的血块。


“眼镜”紧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颤抖着的双手撕了几次才把急救包撕开。我叫“眼镜”托起乔俊的上身,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可锁骨下的伤口怎么也止不住出血。我让“眼镜”按着,一步也不准离开。然后,我提上乔俊缴获的机枪转身翻进了战壕。


这时,山头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静得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越军似乎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冲锋。二排的两名爆破手在全排的火力掩护下,跃出战壕,敌人依托着地堡,有目的地射击着,两名爆破手相继中弹负伤。吴岗把六枚手榴弹缠在腰间,又用绑腿将三节爆破筒捆在一起,第二次跃出了战壕。全排的各种火器,比先前更凶猛地吼叫起来,用火舌舔着地堡的入口和射击孔。我手上的机枪也对着地堡的射击孔不停地射击。这时,“眼镜”哭着跑了过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眼镜”不住地摇头,我火了:“你不看着他,跑这来干什么?”他扯着嗓子哭叫着:“看什么?看着他死?”就在这时,一发流弹击中了“眼镜”的头,7;生。就这样,我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


与此同时,高地上传来了剧烈的糖浆声。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的糖浆声,紧跟着又是一次大糖浆,敌人的机枪戛然而止。我和战友们顶着灼人的热浪冲了上去。吴岗拖着一条伤腿在硝烟里摸索着。


最后,我们攻上了满目疮痍的高地。在战壕和残毁的工事里一共找到32具越军的尸体和一些令人作呕的尸块。我也失去了乔俊、何国庆等13位战友。我带着几个战士去看乔俊,他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原本开朗乐观的脸庞憔悴得叫人难以辨认。我摸了摸他的胸口,血已经凉了。多年以后,早已脱下军装的我常常在梦中惊醒,时常想起乔俊、何国庆他们。


24日的战斗,使我们这些初上战场的毛头小子,开始成熟起来,机警起来。依旧有人惧怕死亡,可更多的还是仇恨。朝夕相处的战友,转眼间便撇你而去,特别是那些有老乡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所要承受的,要比我们这些人更大一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连又参加了几次小的战斗,基本上就是搜剿、掏洞子之类的。我们以轻伤四人的代价,毙敌19人,俘敌一人。


2月27日,我军开始还击越军。兄弟部队于29日攻占了高地,残存的越军退守。我连在团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


连日来,大家的情绪很高。24日战斗的阴影早已经淡化了。在子弹乱飞、每走一步都可能踏上地雷的战场上,过于感性的思绪,往往是危险的。作为班长,我常用自己的方式和同班的战友们交流着,拍拍肩膀,握握手,我们便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力量。


3月1日傍晚,我连到达559高地。几天前,兄弟部队曾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一场血战,最终敌人被我们赶到了河南岸。16点刚过,部队又要出发了。连里得到的命令是:“迅速插向公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为了完成此次任务,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无后坐力炮排和一个重机枪排。16点30分,全连开始接敌。二排长带着他的人沿高地西侧的小路钻进树林。连长给他们增加了一挺重机枪、两门无后坐力炮和两个火箭筒。几分钟后,三排跟在二排的后面,也进了树林。我们排在副连长的带领下,直插而进,目标是那儿的一座公路桥。

3月2日凌晨,大雾笼罩整个战场,我们在暗夜的掩护下,插到了河边。副连长带着两个人,朝河边摸去。全排静静地等在树林里。不久,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是二排和一排,他们与敌人接上火了。半个小时后,副连长气喘吁吁地摸回了树林,我们几个靠过去。副连长一边揩着汗水,一边骂道:“娘的!哪里有什么桥,就几个水泥墩子戳在那……”“说不定被二团的人给炸了?”排长插了一句。正当大家商量对策时,负责警戒的三班副猫着腰跑了过来:“敌人,二十多个,过来了……”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发现,200米开外,一群越军提着油灯,正沿着河岸缓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隐蔽的这片林子,与河岸平行,最近处不过三十多米。在副连长的指挥下,全排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黑夜,提着油灯的敌人是一个绝好的射击目标。大家静静地等待着,大气都不敢喘。当走在最前面的敌人靠近我们只有二十多米时,排长首先扣响了扳机,接着,全排各种火器响成一片。走在最前面的几个越军首先被击中,接着一发炮弹呼啸着从我身边窜过,打在最后一名越军的脚下。紧接着,又是一发……很快河岸那边便静了下来,黑暗中偶尔传来几声痛苦的呻吟。“撤!”我们在副连长的指挥下,退入树林深处。

我们在高地以西无名高地的山脚下,遇到了二排的一个潜伏组。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排在二、三排之间投入战斗。冲锋发起前,我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二排长,他身中四弹,用两件雨衣包裹着,旁边是他们排的张潮和一个眼熟但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战友。两名重伤员陪伴着他们,守在一旁。


二排长是辽宁沈阳人,说话总带着很浓的“苞米”味,听着十分亲切。用他的话说:“山海关外皆同乡。”所以我俩的关系一向很好。几天前,面对索然无味的稀饭,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道:“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粉条子……”然后便是傻呵呵的一笑。本想打完仗,好好和他吃一上顿的,现在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第三次冲锋发起了。我们排沿着冲击路线,很快越过了两个高地,经过几次打击,守敌已龟缩向主峰,三个排像三把尖刀直插主峰。重机枪排的火力死死地罩住峰顶,越军的还击越发显得无力,他们在主峰上只有一道战壕,而此时,我们已经进来了。在这条百余米的战壕里,横七竖八地倒着十多具尸体。三排在一个坍塌的隐蔽处抓到了个俘虏,他的鼻子被弹片削掉了,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血沫随着喘气四散地飞溅着。


关于河上的那座桥,后来成为我们排永远的遗憾。我们以为它被兄弟部队炸了。可后来才知道,在我团前面的10公里河段上,一共有两座桥。副连长他们找错了。真正的目标就在断桥下游5公里处。后来团里又组织了几次炸桥,但都因为越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最后,桥是在3月7日早上,由友军的一支工兵分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炸毁的。


3月4日中午,我连在营的编成内,攻占了河南岸的高地。大战过后,全连奉命利用越军工事就地转入防御。午后,炊事班从河北岸送来两桶米饭和一些腊肉。大家用芭蕉叶包着腊肉饭团,美美地吃了一顿。


饭后,全排以班为单位,构筑防御阵地。大概是快傍晚的时候,一班担任警戒任务的机枪组,突然离开了他们的射击阵地,朝排长那里跑去。我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麻烦,便让副班长刘兆军继续带领大家构筑工事,自己一个人朝一班的防区跑去。一班长把我拽进堑壕,并指示了目标。


大约1000米外,河东岸的小桥旁有两个人,正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由于距离太远,敌我难以辨别。几分钟后,排长和一班的那个机枪组过来了。排长用望远镜观察,判明那是敌人,并发现在他们身后的树林里还有人影晃动。不久,出来侦察的两个敌人溜回了树林,再也没有出来。按着排长的命令,我们班隐蔽在河西岸距小桥约100米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20米处,左侧是一班,右侧是三班。半个小时后,约一个排的越军呈一路散开队形向小桥接近。四名越军与本队拉开50米的距离走在前面。我旁边的刘班副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回头看了看排长,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敌人。我用脚轻轻踢了他几下,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身后随即传来了排长的低声训斥:“二班,注意隐蔽!”不久,敌人开始通过小桥,我数了数正好20个,清一色的冲锋枪。100米、80米、60米……随着敌人的一点点靠近,我的额头也开始渗出汗来。当他们走到距我班阵地50米处时,排长下达了射击命令。刘班副首先扣响扳机,二班、三班、一班随即响成一片。越军一枪未放便被撂倒了十几个,余敌有的向无名高地山脚下的草丛里钻,有的躲在田埂后面,向我们射击。我连位于332高地北侧的迫击炮开始压制越军火力,重机枪封锁小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名越军边打边撤进竹林旁的一所茅草房,但此处很快便被迫击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我们班从西、南两个方向接近草房。我和战友桑多(藏族)悄悄摸向房后。就在此时,三名越军喊叫着冲了出来,正撞上了向门口靠近的刘班副,刘兆军先敌开火,将三名越军击毙。一班和三班的战友在排长的带领下冲过小桥,在树林里又打死了几名越军。傍晚时分,战斗结束。我排无一伤亡。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一共找到了24具越军的尸体,一班从树林里扛回了两门迫击炮和四十几枚炮弹。


3月6日上午,我从指导员那里听说了新华社播放撤军声明的事,看来我们要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开始回撤。


我排的最后一我排在营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临近中午,我们在山路上突然遭到袭击,全排迅速展开搜索。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喊到“左前方,100米,敌人!”寻声望去,发现几名越军正向树林深处逃窜。全排迅速组织火力追击,打倒了五个,余敌很快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凯旋回国后,连里开始“论功行赏”。我们班报了两个,乔俊、吴岗。战友们推举我,可我不敢,面对死在南疆的战友,活着的人,没资格躺在烈士鲜血染红的功劳簿上。其它连、排也有“推功”的现象,大家似乎不约而同,活着的让死了的,健全的让伤残的。先前我们几个曾商量给何国庆烈士报个三等功,可最后还是放下了。连里光荣了二十几个,该默默无闻的就让他们默默无闻吧,有辛酸,有无奈,可部队也有制度。


一切还算顺利。乔俊被追认为一等功臣,吴岗荣立二等功。



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到了离别的日子,大多数战友选择了转业,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继续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几年以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日子依旧平静,再也没有什么大的风浪。每年送走老兵,迎来新兵。新兵一到,先进连史馆,每次我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见那些战死沙场的弟兄们了。


1993年,服役已16年的我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系统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第一个妻子也离开了我。我妈说我煞气太重,杀戮太多。她常常到市场上买一些青蛙什么的小动物放生,说是能替我赎罪。但我还是比较欣赏美国人的一句信条“为国杀戮,上帝也会宽恕你的”。


我们那一批军人,脱胎于和平,成就于战争。但我相信和平之神终究会帮助人类抛弃所有的军人,毕竟“和平”才是军人胸前一枚最大的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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