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 第一部 不是过去的过去 第十八节港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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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3347/][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3347/[/size][/URL] 东元1949年1月6日,英国从自身在华的利益出发,就指派其前驻华领事高来含(WalterG·Graham,又译格雷厄姆)来中国外交部,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周翔宇外长的照会,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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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元1949年1月6日,英国从自身在华的利益出发,就指派其前驻华领事高来含(WalterG·Graham,又译格雷厄姆)来中国外交部,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周翔宇外长的照会,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愿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J·C·Hutchison,又译胡阶生)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又声称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历史上的这个声明还有: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的内容。)


1月9日,周翔宇外长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基础上与英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胡阶森为英国政府的代表来北京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建国后大政方针时就已确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具体到香港问题上,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因此,当我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非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势复杂而严峻,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政权尚未巩固;经济上面临的是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要处理好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树敌太多;国际上要尽可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争取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

"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对新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变阻力为助力的上乘之策。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即是明证。如果匆匆忙忙以军事手段收回香港,不但会引来一系列难题,而且关上了与西方经济往来的唯一"窗口",对中国显然不利。

在周总理和刘云谈论港澳问题时,两人都一致认为:港澳暂时不急着收回.


(1954年8月,周恩来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指出:"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2-83页)。1957年4月,周恩来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354页)。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同时,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防止中国收复香港,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英国作为回报,不急于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有鉴于此,也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1959年毛泽东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1960年,周恩来总结过去10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


(历史上的英国确实脚踏两支船,不仅他们在台湾淡水的有个总领馆--淡水红毛城,而且当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苏联代表根据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月8日致电联合国声明而提议不承认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理会之资格并加以驱逐时,英国代表贾德韩竟附和美国的意见,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更严重的是,1月13日,当苏联的提议在安理会进行表决时,英国代表竟投了弃权票。这实际上等于英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所谓合法性,而拒绝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在以后的联合国历次讨论新中国资格时,英国政府都投了弃权票。 )


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更坚定的盟友还是获得更广泛的承认,毛主席等人选择了前者。无论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抑或是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中英谈判显然没有中苏谈判重要。尽管中国和苏联有一些摩擦和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中苏还是同一个战壕的盟友.


总的看来,中方在中英建交谈判中的方针原则是中方决策层根据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确立的。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


(在此基本原则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与西方国家建交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建交顺序上新中国采取了先苏联及东欧各国,再周边国家,最后考虑西方国家的方针。在不急于建交的策略方针下,与西方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后来,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对这一外交策略进行过解释。1952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外交方针与任务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经济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对我国人的思想文化影响还很深。)


(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必须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这一方针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在经济上,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从内地到香港,几乎没下过一场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极度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该工程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家举办,1965年竣工后不仅缓解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


这也是香港为什么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维持香港现状",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于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于是中国打破沉默,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收复香港,原则是坚定的,但在收复的时间和方式上,又是灵活的,"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灵活性的体现。中国政府主张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拒绝采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确态度,致使中英关系裹足不前,香港问题无从谈起。


中英两国于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之前,索莫查独裁政权统治葡萄牙达四十二年之久,始终坚持极右的反共立场和殖民主义政策。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索莫查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权。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公开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

之后中葡才开始接触,谈判建交以及澳门问题。


(本章重点讲述了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尽管刘云改变了一些历史,但是大的历史方向如:美国能否放弃其称霸全球的目标以及能否改变反华反共的立场,这些就不是刘云能够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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