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一幕:巴以冲突的一名“中国雇佣兵”

真华儿男 收藏 124 40122
导读:雇佣“兵”——老李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你们不要开枪!我去救你们受伤的同伴。”我一遍又一遍地用英语和刚学的阿拉伯语呼喊。阵阵硝烟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得不停下,等硝烟一过我又继续喊起“我是中国人…” 这是在约旦河西岸、我们犹太定居点的电网外。时间是 2000年10月15日下午,这一天我终身难忘。我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9月5日上午那一天, 巴勒斯坦人突然向我们发起了暴风雨般的扫射。定居点内立即一片混乱。学校的孩子们喊叫着到处乱蹿,老师立即命令学生们赶快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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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老李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你们不要开枪!我去救你们受伤的同伴。”我一遍又一遍地用英语和刚学的阿拉伯语呼喊。阵阵硝烟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得不停下,等硝烟一过我又继续喊起“我是中国人…”


这是在约旦河西岸、我们犹太定居点的电网外。时间是 2000年10月15日下午,这一天我终身难忘。我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9月5日上午那一天, 巴勒斯坦人突然向我们发起了暴风雨般的扫射。定居点内立即一片混乱。学校的孩子们喊叫着到处乱蹿,老师立即命令学生们赶快趴下。幼儿园的婴儿们撕人肺腑地嚎叫,阿姨们不得不一手抱孩子一手扶地、匍匐着爬向安全的地带。定居点的广播命令每个男人立即到定居点的武器库去领取武器。看来一场恶战要开始了。随后以色列军方开来了5 辆坦克。谢天谢地巴勒斯坦方面只是一直进行激烈的扫射,没有发起进攻。定居点内的许多窗户都进了子弹。 我们这个定居点的负责人由于犯了准备不足的错误,很快就被撤职了。


但随后情况恶化,巴勒斯坦人多次发起进攻。面对这种情况以军很不好对付。着便装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躲在扔石头的人群后边射击。如果不还击,他们攻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还击,受伤的肯定是前方扔石头的人,而不是后边的武装人员。我常常琢磨这种把自己同胞的肉体当作掩体的打法在兵书上不知叫作什么战术。为了避免重大伤亡,以军回击时从不连发。


通常情况下,是由军队抵挡巴勒斯坦人的进攻,定居点内的居民不参预与巴勒斯坦人的直接冲突,居民所做的只是内部巡逻。昼夜 24小时值班。两人一班,配上步话机和两支自动步枪,开着防弹巡逻车沿边界的铁丝网巡逻。每逢轮上我,我都争着开车,为的是避免握上子弹已上了膛、寒光袭人的大枪。每当看到子弹夹边缘露出的塞得满满的黄色子弹,特别是子弹头上的暗红色,心里总有一种恐惧感。今天又轮上我值班。按照程序,我把从各家收集来的慰问品转交给士兵。就在这时,忽听有人喊“森尼,森尼!”。起初我以为是在喊我。“森尼”在希伯来语中是“中国人”。“森尼”几乎成了我来以色列后的第二个名字,凡是想跟我打招呼而又不知道我名字的人都称我“森尼”。不过这次不是喊我,大家正注视前方的人群。向前望去,百米开外有一名异常活跃的东方人。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很快排除了他是泰国人或菲律宾人。 再仔细观察,他肯定不是南朝鲜人、也不是日本人。难道他真是中国人?我越发仔细地观察。忽然巴方一阵扫射,紧跟着人群又拥了上来。以方投出大量催泪弹,半个小时以后才平息下来。可是人群中那名东方人不见了,我仔细搜寻,发现他正躺在坡下一块大石头的旁边,看样子伤势很重。以军呼喊多次要巴方去救人,可是巴方仍没动静。透过望远镜再次仔细观察,能清晰地看到那人穿的是白塑料底儿懒汉鞋。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中国人。在这远离祖国的万里之外、真想不到能在这激烈的战场上碰到自己的同胞。看来巴方不想救他,任他死去。难道我就这样眼看着自己的同胞死去吗?我应该去救他。但怎么救呢?杀红了眼的巴勒斯坦人恨不得杀死以方阵地的每一个人。经我再三考虑,为了安全 ,一是叫以方的坦克保护我,二是叫对方知晓我是中国人。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以军不允许非军事人员参与他们的行动。 经我一再坚持,最后我终于上阵了。平时我周围的人常常耻笑我冒傻气,这次大概是真冒傻气,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我一生中最大的傻气,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这麽做。


我喊完第7遍以后,开始战战兢兢地爬出掩体,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那名伤员靠近。谢天谢地巴勒斯坦人没开枪。也许数字7在起作用,在犹太传统观念中,7 有“完”和“满”的含义。坦克越向前进,坦克为我提供的扇形安全面就越小。我终于暴露在巴方的火力区里了。我故意把胳膊架开,以此告诉对方我没带武器。


巴勒斯坦人没有开枪。我距那伤员越来越近。我屏住呼吸,注视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他的体态一步一步地变大。我来到他身边,蹲下身,检查他的身体,轻轻抚摸他的脸。我发现这个人内眼角的眦褶特别醒目,即眼内角的上眼皮搭盖下眼皮。这再次清楚地表明他是中国人,因为多数炎黄子孙都有这副先祖给我们烙下的典型的“中国印”。 看样子他伤得很重,已昏迷。我吃力地背起他。我的身体不是很壮,背他有些力不从心。 感谢上帝 ,最后总算是把他跌跌撞撞地背了回 来。


以方军医立即为他包扎。军医说他腿部受伤,没伤到筋骨和动脉,昏迷是由于吸入大量催泪瓦斯所至,静躺一下就会苏醒过来。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不时地用凉湿毛巾轻擦他的额头和脸颊。不一会儿他睁眼了,当他看到我时,立即泛出惊诧的神情。我立即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不要害怕。这时刚好有几名以色列大兵从我们身旁经过,忽然他惊恐地叫了起来,“我是不是被以色列抓了?啊呀,这下子可完了!” 我一再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 我问他的身世,随后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这故事听起来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在熟悉的故事中替换上陌生的人名和地名,就是一个新故事。

他姓李,来自中国陕北。刚30岁出头,可看上去像是40好几。“我们那个地方穷呀,穷得叮当响!” 老李动情地说,“全年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 我立即问他这500元是一年的还是一个月的,经核实确实是一年的,我真不敢相信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然后他继续说,“用这点钱养活 8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呀! ”我立即又惊讶地问,“什么?什么?你有8个孩子? ”经我再三追问、并做出八的手势才确认我没听错,他确有 8个孩子。他说他们村家家都有七八个孩子,没什么稀罕的。


他说村里的人要想活,唯一的出路是到外边打工。但一无文化二无技能,上哪去打工?一天有个公司到我们村里说可介绍大家去以色列做工,一个月可挣1500美元,乡政府的人还为他们担保。大家争先报名。可人家说要先交 5万元人民币。这下可把大家难坏了。最后全村几百人中只有 4人凑足了这 5万元。在来以色列的飞机上,十来个小时里做的全是挣大钱和怎么花这钱的梦。可来了以后才知道上当了。哪有什么1500美元,每月最多只给100美元。许多人都离开了雇主。我算是最老实的,一直没离开。我觉得这100美元虽然不多,可它是国内我一年收入的近两倍。我刚 30多岁,只要不断地干下去,时间长了也能挣些钱。不料三个月后老板突然把我辞了。不但挣不了钱,连住处都没有。这下子可把我愁死了,上哪去找工作呀?三天三夜没吃上饭,没睡上觉。真想一死了之,可国内那5万元的亏空怎么办呀,我那 8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呀!我无目的地瞎走,走着走着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他有工作。他给了我一顿饱饭后,叫我拿起石头往远处扔。我放了20多年的羊,拣块土坷垃撵羊是我拿手的绝活。我扔得又远又准,那人挺满意。告诉我每工作一次给我 200谢克尔。第二天他领我去工作,原来是叫我向以色列大兵扔石头。我很怵,可如果不扔,等待我的只能是饿死。扔就扔吧,先活下来再说。那人倒是守信,三场下来给了我600 谢克尔。后来那人拿来燃烧弹叫我扔,并说如能扔中,多加 100谢克尔。我为了这100谢克尔,不得不尽量接近以色列士兵。结果腿受伤,随后就被催泪瓦斯熏晕了。


“你把我放了吧,我可千万不能落入以色列大兵手里呀!”老李一遍又一遍地恳求我。“我好歹得把那 5 万块钱挣出来呀!” 说着说着老李哭了起来。我立即告诉他不用担心。我可以叫以色列军方放他,这不难。难的是放了以后他怎么活下去。我开始给我的以色列朋友们打电话,试图给他先找个安身之处,然后再找个工作。我拿着手机不停地说、不停地围着他转来转去。从他那期待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已明白了我在干些什么。我一次又一次试探,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两个小时以后我近乎绝望了。我和他一同默默地望着天空中慢慢行走的白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和他商量叫他先在我这儿住一两天,再慢慢想办法。老李执意不肯。我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只有尽快离开“被俘”地才是最安全的。说着说着他站了起来,示意他身体没问题。我不得不再打电话试探,又打了一个多小时。感谢上帝,最后终于在上加利利的一个基布兹给他找了一个位置。可那里距离我们这里有240公里,我说等后天我开车送他。但他仍执意立即离开。 我没办法,只好叫他乘公共汽车去。我用希伯来文写好如何乘车、怎么转乘,告诉他到时给司机一看就行。这里的司机都很好,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开车送他到附近的长途汽车站。在路过加油站时,我特意从取款机上取了500谢克尔,还买了一张电话卡一同交给他,叫他有事给我打电话。 临上车时,老李突然向我大喊一声“恩人!”并跪下哭了起来。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赶忙扶起他。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他说 “我这辈子陶塑成个人不容易,下辈子还不知陶塑成什么,不知是猪还是马。要是还陶塑成中国人,可千万不能是穷山沟里的人啊!老天爷呀,你应该公平呀!” 老李的呼喊重重地撞击到我的心口上,可是老天爷在哪儿? 老李要的公平又在哪儿?尽管当今世界伟大人物层出不穷,可哪个能称得上是老天爷?我紧紧地搂住他,也落了泪。他也紧紧地搂住我。直到司机不住地按喇叭,我们才挥泪告别。


按正常速度,4个小时后就应到达。到达后我的朋友将打电话给我。可 5个小时、6个小时、眼看10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消息。他肯定是出事了,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那一夜我一直等他的消息,可没等来。又过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今天 6年过去了,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我常想他有两种可能;一是被以色列警察抓了。不过这种可能几乎没有,因 6年前以色列警方还没搜捕外籍劳工。即使真被警察抓了,警方允许他与外界联系,他肯定会打电话给我。二是他为了向巴勒斯坦方面讨回扔石头的工钱,又回去了。这是最危险的。记得在他临别前,他曾提过这事,他说那 300 谢克尔比他国内一年的收入还多。我一再嘱咐他不要去,否则很可能钱讨不回来,命搭进去。看来他还是去了,问题就出在这儿。 6年来他那绝望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眼神常浮现在我眼前。我常为他祈祷,希望他还活着。也许上帝为了解除他的痛苦已把他招走了。如果真是这样,虽然他本人逃脱了贫困之苦,可他的妻子却要承受着加倍的痛苦。不知她怎么拉扯那8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还上那 5万元的亏空。


有一句话一直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流传,即“耶胡迪-卡筛 ”意思是做一名犹太人真难。其实做一名陕北农村人更难。


摘自《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作者:范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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