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跟洋夷打仗总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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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什么明朝跟洋夷打仗总能胜

中国的兵器本来并不落后于西方,后来之所以悬殊的落后,是因为西方人在兵器发展上飞跃进步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某种原因,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大踏步地倒退。


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明朝自主创制了地雷、水雷、喷筒(初级的火焰喷射器)、手铳、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并于宏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1。


因为儒家传统重文轻武的影响,汉族军人普遍没有突出的骑射功夫,因此,冷兵器作战能力向来不是明军的长项,要对付北方牧、猎民族,明军只有求助于火器,明中期以后,由于军队腐败,明军的战斗力只得更加依赖于火器,明政府也就更加注重火器的研发和引进。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研发能力虽然已经落后于欧洲,但是因为明朝积极应用火器的国策,军事装备的热兵器化仍然加速前进,明朝从葡萄牙那里学会了火绳枪,从日本那里学会了鸟嘴铳,火器研制家赵士桢,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公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制成土耳其式噜密铳外,还研制成挚电铳、三长铳、双叠铳、迅雷铳等多种单管和多管火绳枪,赵士桢的成果受到明政府的广泛应用,明朝军队火枪的应用至此上升到一个新阶段2。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政府在大量制造火绳枪炮的同时,还全面发展了各种传统火器,包括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种火铳,创制了快枪、多管(多发)铳、虎蹲炮,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和火球类、喷筒类、火禽火兽火车攻战类等各种燃烧性火器,创制了各种爆炸弹和地雷、水雷。这些火器连同火绳枪炮,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火器的各个门类,并且综合了外国火器的先进成果3。


明朝天启年间,为了抵御后金(满清)在辽东的凌厉攻势,明政府向葡萄牙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红夷大炮”(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清朝改称“红衣大炮”),并且仿制成功,大量地装备到明朝的关宁军中。一六二六年重创了后金(满清)军队的宁远保卫战中,宁远城的十一门红夷大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军大炮的先进,也是后金(满清)长期攻不下明朝在辽西军事要塞的原因。


明朝对火器积极研制、应用并且向外学习取得的巨大成效,已经为兵器向热兵器化转轨创造了初步条件:明朝中后期明穆宗隆庆年间,戚继光(1528-1587)在蓟镇编练的车营、步营、骑营、辎重营等新型的兵种之中。这些营使用鸟枪、佛郎机、虎蹲炮、火箭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人数的一半左右4。


在军队建制上,随着火器的逐渐广泛应用,明军也在向适应火器作战的方向调整:明朝在明初永乐年间就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独立炮兵营--神机营,到明末时随着应用火器的大大增加,又发展出车炮营、鸟枪营、骑炮营和火器补给营等,除神机营以外,一般明朝部队百分之十以上步兵配备火器,明朝末期比例更高,明末时,北京和山东已经设立火器生产专坊基地,聘请了欧洲技术人员指导生产,已具备一定的火器规模生产能力5。同时,用火绳枪炮和冷兵器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军事教育训练、国防设施也都随着产生。


由于明朝对火器的积极态度,明朝末年,明军的装备与世界最先进的西欧国家差距微小,明末时,明军与葡萄牙、荷兰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明军用火器打败了对手。如果明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下去,到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武器,绝不会象鸦片战争时的清军那样,与欧洲列强有那样大的差距。


明朝末年,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轨的萌芽已经依稀可辩。可惜,这一转轨的萌芽随着满清的入主中国而零落成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的朝代:军事技术最缺乏自主创新、在被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之前,清朝的军事技术非但停滞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首先是由于满洲贵族自身素质的鄙劣和一些历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没有重视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始终抱着“弓马取天下”的冷兵器观念不放。


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满清(后金)的强劲铁骑屡次击败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优于自己的明军,并且最终征服了中国。满清统治者被这巨大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能够认识到清军能够击败明军、征服中国的真正原因,反而认为这主要得自八旗军强劲的弓马优势所赐,从而大大的助长了对冷兵器的迷信6。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对于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火器的研制、生产、应用,是不可能重视的。


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明朝的火器占有那样大的优势,仍然被满清夺取了江山,说明武器先进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明朝之所以败亡,远不仅是因为满清的军事进攻,而是几种极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结果:饥荒、瘟疫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后腿,并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气;崇祯帝朱由检连续的愚蠢决策使明政权自毁长城,丧失了凝聚力,导致大批军队倒向满清和李自成......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火器无用,而是因为明朝武器的优势已经不能弥补这几种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害。事实上,如果不用火器,明朝灭亡会更快。没有火器,明军根本不可能把满清(后金)挡在辽西十八年之久,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攻陷山海关。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由于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反抗的恐惧心理自然敏感而强烈,因此就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清朝统治者虽然不相信火器能决定大局,却也知道火器的厉害:他们的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伤而死的7,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八旗兵在攻坚战中被明军用火器击毙。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与蒙古君主不同,清朝皇帝的思维方式向来是很精细的。


满清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满清统治者对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能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发展,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种限制早在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当时多尔衮立下规定:大炮和火器等当时的先进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使用8,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多尔衮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军对汉军的战斗力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八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了利用汉军镇压农民起义,才被迫松动。


按照满清的规定,八旗军垄断的火器和大炮等先进武器主要供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因为满清统治者对八旗军中的蒙古军和汉军也有防范。满清的八旗军总数不满二十四万,其中的满洲军总数又不满八万,因此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就造成满清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应用程度,不仅比不了葡萄牙、俄罗斯等欧洲三流军队、也远远不如幕府时代的日军和崇祯时代的明军。


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改进。历史已经表明:军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从而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清军事火器装备的限制,不仅堵死了军队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满清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族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进行打压,发明家戴梓就是这样一个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于明末的火器制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制,后来他投身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类近代的榴弹炮)、子母炮,为满清击败“三藩”和准葛尔势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连环铳,它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其原理与机关枪完全一致,现在已经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戴梓的才干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时间,便仿造出一种欧洲发明的新式大炮,而在华的外国同行南怀仁花了一年时间都没造出来。由于戴梓杰出的火器研制才干,招致了同为满清研制火器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嫉恨,削平葛尔丹势力后,南怀仁就向康熙帝诬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戴梓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9。


康熙帝玄烨决不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干远在南怀仁之上,以康熙帝的英明,他为何仅凭南怀仁一面之词就给戴梓定罪?他难道不懂得人才的可贵吗?康熙帝为何容不得戴梓,却能够容留和重用比戴梓平庸的南怀仁呢?


只要了解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变态的防范心理,原因就一目了然:在削平三藩、征服准葛尔、夺取台湾之后,江山稳固,满清统治者已经不需要戴梓的发明才干了,戴梓的发明才干反而是一种威胁,才干越杰出,威胁越大。按照满洲权贵的思路:戴梓或者戴梓的发明成果要是落到谋反的汉族势力手中,怎么办?因此,康熙帝一定要打压戴梓,把他充军到蛮荒的辽东,埋没他的所有才干,就是办法之一。实际上戴梓算幸运的了,他落到相对仁厚的皇帝玄烨手里,还得以保全了性命;他要是落到防汉心理更为变态的弘历手里,至少得人头落地。


归根结底,戴梓受打压是因为他是汉人,他太杰出了;而南怀仁不仅平庸,还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比利时人,是个“非中国人”,这与满清统治者的自我定性相同,反倒有同类的感觉。满清统治者宁相信“色目人”,也不相信“汉人”的心态,与元朝的蒙古人相通。


戴梓不仅是一位火器发明家,还精通军事、天文、历法、数学、河防治理等,他的《治河十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满清统治者对戴梓的“活埋”,给中国的科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到了乾隆时期,满洲八旗军因为严重腐化而战斗力大为沦丧,为了挽救满洲的“弓马”根本,使其不致失传,在当时欧美正值工业革命,火器突飞猛进之际,乾隆帝居然下令八旗军废用大炮等热兵器,以增强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的使用能力。乾隆帝弘历的荒唐与愚蠢,实在是叹为观止。


满洲统治者企图通过让本民族亲兵垄断先进武器的政策,消除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造反的能力,以极力延长这个压迫性政权的邪恶寿命。满清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对先进武器的垄断,使得八旗兵在镇压农民暴动和地方反叛势力时占有很大优势。


但是,满清让本民族亲兵垄断先进武器的政策,阻断了先进武器的的大规模应用,从而消除了先进武器的研发动力,清朝火器制造的水准越来越粗劣,最终使得葡萄牙加农炮(“红衣大炮”)、鸟嘴铳、火器车等从明军手里获得的先进武器不可避免倒退和失传,随着军事科技的流失和退化,满八旗对火器的垄断也就失去了意义。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明末由西洋和日本传入的火器失传已久,整个大清帝国的军队终于倒退回宋朝以前大刀长矛一统江山的时代,满洲以“弓马”为根本的优良传统终于得到完整的传承:主要兵器仍是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英国的洋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 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居然是“驱邪”的马 桶、秽物。满清政权两百年的闭关、愚民和民族压迫政策实在是成效卓著。


由于任何一个朝代,腐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武器的因素,就成为决定清军战斗力的因素,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倒退,不仅使之无力抵御外敌,镇压农民起义也越来越困难。及至两百多年后,面对太平军的冷兵器,腐败清朝正规军几乎完全没有武器上的优势,满清政权在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差一点就要垮台。


由于八旗军乃至所有的正规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为了救命,满清不得不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组建“湘军”、“淮军”地主团练武装,开始装备外国先进武器,后来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所迫,又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新式陆军,一律装备德式武器,所以后来新军起义时,满清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


满清政权为了压迫汉族而压制武器的应用和发展,乃至压制科技的发展,虽然能够得逞于一时,却弄得国衰民穷,不堪一击,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在深重外辱和内乱下,为了保命,又不得不放弃对武器、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压制,但是,为时已晚,满清政权已经元气耗竭、威信扫地、人心丧尽,在耻辱中灭亡。


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后世统治者的教训是: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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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957007 在第269楼的发言:
superyi阁下,关于黄宗羲的《赐姓始末》,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上面记载的如下: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某所为』;文灿曰:『诺』。再去核对《郑成功研究论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4页)中的资料,亦是如此。那么可见熊文灿和郑芝龙肯定是商量过的,而且按《赐》的记载,还是熊文向郑芝龙征求意见。如果按阁下所说熊文灿对郑芝龙无控制能力,那么他主动找一个自己不能控制的人商量在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隐瞒数万人移民台湾在后。岂不匪夷所思。

至于奏章一......

小小游击私自拐带人口和私收人头税无论如何都是大罪,任何还想在官场混的人都不会给这个行为批出官方许可证,那是找死.那个熊巡抚不会这么笨自寻死路的;这个事件绝不可能会有官方许可的,只能看作官盗结合搞的腐败行为.

268楼957007

 以下是引用老军士 在第265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superyi 在第264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957007 在第257楼的发言:
......

对于这点,我略有不同意见。因为那篇文章不是熊文灿本人写的,可以看得很清楚:“臣又聞撫臣熊文燦之治兵也,造海艘,製兵器,必躬必親。又選守城軍一千五百人,量加工食,隸為兵以為選鋒。”,可见是另外一个人对熊文灿的评价,不太可能是熊文灿自己写自己。所以这篇文章写在崇祯三年也不为怪。写的是三年前的情况。并不代表三年后仍是这个样子。至于我为什么认为熊剿抚并举并获得成功,也是来源于该资料。“猶幸撫臣熊文燦之堅不給餉,使勉強從諛”。郑可以靠海盗为生,但是如果朝庭不给饷,就表示不承认其官军身份(当然,当时也有官军不发饷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饷银也许没什么,不过“官”“匪”的身份就大不相同。郑的要挟不过是想提高一下身价,但熊不买帐,一副“爱来就来,不来拉倒”的架式,并且曾经“挫海贼,擒其巨魁”,很可能有效的打击了郑芝龙的海上势力。迫使郑芝龙接受招抚条件。愿恭听阁下看法。

移民的事是我个人的想法,有政府同意和没同意的区别很明显,毕竟一次移民几万不是个小数字,当时的海运条件,这个数目不可能一两天就弄得完。在没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大张旗鼓一连几天的运人过台湾颇为不可思议。

施琅的那篇文章是站在清庭的立场上说的,文中观点自然有偏差,不是那么客观公正。那句:“台湾一地......未入版图也”就是很明显的清政府立场,上面举出了,清政府当时没把台湾当做自己的领土。并且他也没有明确提到“荷聚以前”,只是说“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就是说中国(理解为大陆更好)偷渡过来,在这生活聚集的,已经不下万人。这里也没有具体提到是不是郑芝龙组织的偷渡。“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还是很明显,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所谓边患指的是大陆沿海),到是提到郑芝龙招安后招纳内地人过台湾,当然“红毛遂联络土番”有不确实之处(也许之后有),因为我举出的资料证明1628年的那次移民的参与者是熊文灿和郑芝龙(这点阁下似乎也认可,你我之间争论在于熊对郑的控制能力)。

为防疏漏,贴一下《恭陈台湾弃留疏》前面一段。

太子少保、靖海将军、靖海侯、兼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臣施琅谨题。为恭陈台湾弃留之利害、祈睿裁事: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离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遥。查明季设水澎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遥。台湾一地,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也。然其时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为海逆郑成功所攻破,盘踞其地,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六十余年,无时不仰廑宸衷。

老弟,知道这个奏章是怎么回事吗?

看看抬头:

钦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为闽寇未除、闽事堪忧、谨按近日情形、仰祈皇上神谋制胜、以奠海邦、以保万全事:


据福建按察司呈:

崇祯二年五月内,奉蒙两院案验,准兵部咨兵科给事中马思理题前事:


开头这个"钦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就是熊大人本人的署名,而这个揭贴涉及明朝巡抚制度的特点:巡抚的任命须经廷推,内地巡抚的廷推由吏部会户部主持进行,巡抚得听科道纠劾、拾遗。地方重大事务未及完报者,亦由科道查参。纵观有明一代巡抚,几乎没有不被科道论劾者。巡抚属内的农桑赋役事务,得接受户部的指导,所管军务,得听命于兵部。巡抚对地方重大问题的处置,在正式上疏前一般还得用揭贴请示内阁........本揭贴就是福建按察司----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在这里既是对熊文灿3年来招抚海盗工作的监察总结报告,就是所谓科道查参,因为涉及军事,就上报兵部;这肯定并非描述崇祯元年的事,否则按察司三年来什么都不报告就算失职了;

按惯例被监察的地方主官署名在前,说明是他看过的,并用"闽寇未除、闽事堪忧"谦虚的说辞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揭贴主要内容由按察司报给兵部.而且你所提到的"挫海贼,擒其巨魁"的是"又臣郡工部董應舉,率子弟招集慣海漁船.......",董應舉是当时著名的官僚,天启年得罪魏忠贤党而回乡的福建连县人,是个比较有地位的官僚,他的功绩不可和熊巡抚混为一谈,熊在他面前得自称学生的.而且文章明显是把他剿贼的是和熊招抚的事对立起来的,隐约是反对招抚的意思.


"若计不出此,徒倚亡命以护重赀,恐内叛又不独李芝奇、郭芝葵数辈"

你可能理解错了这句话的意思,联系前文可以看出这句话主语是"郑芝龙",是希望郑不要"徒倚亡命以护重赀",要完全听从官府朝廷,恰恰反映了另一层意思.


其实,熊本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招抚郑芝龙的?其历史背景就是前一年郑军横扫了福建水师如入无人之境,不是熊用武力压服,而是郑主动要求投降.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郑之龙并非迫于福建官军的力量而投降,却是为避免两线作战取得大陆的基地而搞的投降;明朝则是采取以盗制盗方略,以招抚实力较强的郑芝龙团伙来对付其它华人海商集团和西洋海盗.所以对于郑的贩运人口扩大私人武装等违法行径一概听枝任之;比如郑芝龙一直违禁开辟的对日贸易,明朝福建官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到1633年后福建更加成了他的独立王国,朝廷要调他的兵去北方,他可以完全无视........

另外关于移民问题,我想没必要玩文字游戏:"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主语是明显"红毛",不是郑,所以这里提到郑芝龙招安后招纳内地人过台湾是"红毛".而且施琅本人是坚定的保留台湾派,坚决要求在台湾设官理民纳入版图的,所以他的立场不影响他的话真实性,他所谓"自古非中国地"体现的是明朝以来流行的观点,因为没发现有明朝的任何文字表示过"台湾是明朝管辖范围",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人的主流观点,比如那个崇祯年间的给事中何楷所表现出来的意思

其实台湾大陆移民早就有过大批移居的事例,林凤海盗集团1573年攻掠福建沿海,为总兵胡守仁所败,然后就退至澎湖、台湾北港,经营台湾北港基地,1575年率船舰62艘、6千人往吕宋岛攻打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在台湾仍留下部分部众据守;在林凤从菲律宾回到台湾后仍能拉起万余人的船队,可见台湾此时大陆移民少说也是近万.

至于明朝官府能否限制人民移民到对面台湾去,呵呵,如果他有能力限制,那么台湾岛到1628年前就不会有一个大陆人存在了.其实前面我已提醒你这是违法的,因按我理解,官府应该会竭力避免和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装做没有这件事;为什么?你了解一下这个事实就知道了;一个小小的游击不仅仅私运人口,还私自收人头税-----这在当时,除了皇帝官府,谁有权管理百姓和收税?私自养兵还私自收税,就是造反叛逆十恶不赦;任何地方官如无能力阻止此事发生,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事,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这件事正史无闻应该好理解,如确有其事,那就是郑芝龙一手遮天干的,明朝福建当局则集体选择性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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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yi老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但你跟这帮别有用心的人探讨史料根本不值得。957007他们自己会没看到这篇文章的抬头,会不知道这是熊文灿写的?他们自己会不清楚台湾不属于明朝疆域?不可能!

我问他们的两个问题:

“你敢不敢明确台湾在明朝到底归澎湖巡检司管辖,还是某个XX在191楼、203楼、222楼说的台湾是郑芝龙的地盘,相当于县一级、镇一级、屯一级?别的不要废话!

既然你们这么肯定台湾属明朝领土,为什么不敢告诉大家台湾属于明朝是从哪年开始、哪年结束的?恐怕是心里有鬼吧!”

他们不敢明确回答,说明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为了抬高明朝、贬低清朝,他们必须说台湾是明朝领土,否则他们攻击清朝割让台湾就没有力度!

但是,他们说台湾是明朝疆域也有一个硬伤,就是荷兰在1624年至1661年占据台湾38年(这期间西班牙也曾占据部分台湾),1624年距明朝灭亡还有20年。这样一来他们别有用心吹嘘了半天、与洋夷作战总能胜的明朝,岂不是也丧权辱国,被荷兰洋夷打败,割让了大明神圣领土台湾吗?而且,从1624年到明朝覆灭,明朝组织过收复台湾的作战吗?

如此,楼主的帖子《为什么明朝跟洋夷打仗总能胜》就根本不成立了!


还硬伤,切~~~自以为是的家伙到现在都没敢面对澎湖巡检司的问题。你除了不看别人的资料而反复唠叨之外就没别的本事了吗?

个人以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与埃塞俄比亚的孟尼利克在抗意战争中的表现没有可比性。埃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必然上下同心,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仅仅是敲开国门。如果英国派百万军队意图灭了满清的话,可能会激起道光的殊死抵抗吧。那战争结局也许会不同。

267楼957007

 以下是引用老军士 在第260楼的发言:
你敢不敢明确台湾在明朝到底归澎湖巡检司管辖,还是某个弱智在191楼、203楼、222楼说的台湾是郑芝龙的地盘,相当于县一级、镇一级、屯一级?别的不要废话!

敢~!而且已经列出了资料。你有本事推翻它吗?台湾正式纳入行政区是元朝的事,明继承元的澎湖巡检司制度继续管理台湾。你有本事推翻吗?明亡后郑氏政权管理台湾,直到清康熙年间,后因甲午战败割台湾给日本,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有没有问题?你有能耐驳斥吗?除了翻来覆去象祥林嫂一样的念叨那几句,你还有什么能耐。对别人的资料闭眼不看,就知道反复唠叨,好象自己已经胜利了一样。

是谁从开始到现在都没能驳斥1628年移民的事?你以为唠叨多了就占理?谁弱智?

现在我问你,有没有能耐推翻巡检司制度?有还是没有?不要废话,有本事就拿资料来推翻。

你们不是说我捡了什么稻草吗?那好啊,把这根稻草弄翻给我看看!如果你连这根稻草都没能耐推翻,那么你的本事又如何?连你嘴里的弱智你都没办法驳斥,那么你的智力水平如何一望而知。再说别人之前小心把耳光抽到自己脸上。

本文内容于 2007-7-12 10:18:33 被957007编辑

269楼957007

superyi阁下,关于黄宗羲的《赐姓始末》,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上面记载的如下: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某所为』;文灿曰:『诺』。再去核对《郑成功研究论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4页)中的资料,亦是如此。那么可见熊文灿和郑芝龙肯定是商量过的,而且按《赐》的记载,还是熊文向郑芝龙征求意见。如果按阁下所说熊文灿对郑芝龙无控制能力,那么他主动找一个自己不能控制的人商量在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隐瞒数万人移民台湾在后。岂不匪夷所思。

至于奏章一事,谢阁下提醒。不过鄙人仍持不同意见。联系上下文“聞芝龍得撫後,督撫檄之不來......”到“至鄭芝龍既蒙皇恩浩蕩,開以生路,今其黨已讎散,勢不復投海外......”可见郑已经从最初的“抚檄不来”转变为“蒙皇恩浩荡”“势不复投海外”,由此能判断对郑的招抚政策是成功的(至少是不敢再公开的造反做乱)。也没有证据表明熊文灿到后来都控制不了郑芝龙。至于开篇的“閩寇未除”指的不是郑芝龙部,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在闽一带的海盗不止郑一家。在联系《赐姓始末》的记载,可以推断熊文灿在找郑芝龙商量的时候,是对郑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否则熊文灿此举根本就不符合常理。至于说地方官对当地数万人的“集体失踪”而做“集体失明”,我个人认为不可思议。如阁下所说,一个小小游击私自拐带人口和私收人头税。的确是造反(郑之前是海盗,也算造反做乱,所以也敢私带千把人过台湾)。但是如果说有了政府的许可和用政府的身份收税,那就大不一样。如果熊文灿同意再加上郑芝龙当时的身份,那么虽然有些地方不伦不类(游击将军收税),但大体上也勉强说得过去。这也就是郑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熊文灿同意的重要原因,除非他想再次造反。

本文内容于 2007-7-12 10:11:55 被95700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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