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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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 《中国商人》杂志专稿/ 范卫锋 郑华玲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

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




《中国商人》杂志专稿/ 范卫锋 郑华玲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帮闲文人总结的“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榨油商东盛和五联号倒闭,这个大商号共欠山西票号200多万两银子,清算时连一半都没能收回来。就在这个事件里,发现了票号的职员与东盛和勾结的丑闻。而东家和掌柜带头沉溺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更是票号后来暮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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