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节 五四风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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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9907/][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9907/[/size][/URL] 巴黎和会做出的“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决定当天,国内上海《申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邵飘萍最先得到了来自菲律宾的消息。他通过自己创办的《北京新闻编译社》,立即把这条爆炸性新闻 发往各大报馆。4月30日,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国民公报》等各大报纸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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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做出的“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决定当天,国内上海《申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邵飘萍最先得到了来自菲律宾的消息。他通过自己创办的《北京新闻编译社》,立即把这条爆炸性新闻

发往各大报馆。4月30日,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国民公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界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的消息,并纷纷发表了社论。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同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消息通报给了学生们。


4月30日晚,蔡元培公馆。蔡元培正在接待来访的两位客人:一位是邵飘萍,另一位客人是菲律宾驻北京皖系军阀办事处派来的负责学生工作的代表——许德珩。


许德珩出生于1890年,字楚生,九江市人,今年29岁。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兴原是清朝的一名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派到广西任候补知县,颇不得志,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天京奠都后,当了军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家受到株连,隐姓埋名,迁居他乡。祖父许殿勋,因受株连,不敢进取功名,而以行医为业。及至同治年间,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国官员渐松,他父亲许鸿目卢才等得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事件,又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德琛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刘畅春赞许。第一年读完《三字经》、《幼学琼林》。第二年老师给他开讲《诗经》、《左传》、《四书》。以后又自学了《纲鉴易知录》等。几年私塾,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经研读基础。父亲从绍兴回来,指导他读《新民丛刊》,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新书给他灌输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启发很大。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因无力在城里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进城求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苦学两年,奠定了后来进入中学的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体质和意志。


宣统元年(1909年),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许德珩参加了同盟会,剪去了长辫子,立志改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其间,他由当时的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的负责人之一。


1918年6月,刚刚就任菲律宾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来电,以菲律宾政府和“马尼拉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前往菲律宾考察留学环境,所有费用均由菲政府负担。于是,许德珩与熊天祉、梁彬文、向大光、陈宏勋、刘国干、张德等20多名来自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学校、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的学生,做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起程前往菲律宾。


这次邀请当然是出自张自强和南宫平的主意:这些学生都是即将发生的“五四运动”中的精英人物,他们都胸怀一腔报国的热血,都盼望着中国能够强盛。只要让他们在菲律宾看到中国强盛的希望,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不管到什么时候,事实总是最有说服力的。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另辟一块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俄国革命的胜利被李大钊称做“庶民的胜利”,而菲律宾的成功则被许德珩称为“中国人的胜利”。与俄国革命相比,菲律宾的成功更容易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他们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富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他们通过立法保护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支持;他们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使菲律宾仅仅在2年时间里,就成为了亚洲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对外政策强硬,尤其是他们强大的海军在打败日本海军之后,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菲律宾的亚洲霸主地位。


自从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以来,菲律宾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的高度关注。孙中山担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国内的革命激进派和热血青年学生仿佛看到了中国富强的希望,纷纷前往菲律宾留学或者投奔孙中山,在国内出现了“要留学就去菲律宾、要生活就去菲律宾、要自由就去菲律宾”的说法,许多准备留学美国、日本和英法的学生流向了菲律宾、台湾以及后来的远东地区。毕竟这里的管理者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政策非常优惠,加上许多世界闻名的学者也被高薪聘请到菲律宾任教,在国内出现这种移民菲律宾和台湾的高潮并不奇怪,也在张自强他们的预料之中。人类追求财富的本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即使是在后世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人的移民大潮,政府的强制管理又催生了偷渡大潮的出现。能够有20%的希望,在贫困中失去了希望的人们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


许德珩等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受到了孙中山和张自强的接见,两个人的讲话都鼓励他们要对中国的前途树立信心,要努力学习各种建设国家的真本领。之后,他们在菲律宾参观了半个月,8人当即决定留在菲律宾,进入中华科技大学或者军校里学习科技和军事,这其中就有许德珩。


虽然许德珩选择的是中华科技大学的应用物理专业,但是他天生对政治的敏锐,还是把他推入了另一条人生轨道之上:1918年8月,他报名参加了南宫平组织的“电讯培训班”和“政治训练班”。6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之后,他由于表现出色、各科成绩都是优秀,被菲律宾政府任命为驻北京代表处副代表,于1919年2月奉命回国。实际上,这个任命真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许德珩的成绩,而是因为他在历史之中的“名气”。否则,仅仅6个月的训练,是不可能让他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的!


南宫平交给许德珩的任务,一是负责北京市的学生工作,二是负责把《国民杂志》办成一个宣传菲律宾各项革命救国主张和政策的阵地,并组织大家参与杂志上的讨论,扩大菲律宾在国内的影响。


同时被派回国内执行同样任务的,还有邵飘萍。由菲律宾政府资助,邵飘萍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通讯社”,并力争在三年的时间内,把它办成国内最大、最权威的新闻通讯社。邵飘萍提出了条件:菲政府不能违反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能干涉报纸刊登各种反映真实情况的消息。南宫平答复说:只要是真实的,不论是否涉及到菲律宾政府,都可以刊登。但是,凡是涉及到国家机密或外交问题,必须按照菲政府的要求去做。双方达成了协议之后,邵飘萍才返回了北京:他是个聪明人,已经料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这些人的了。


新闻是社会监督政府和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它也同样可以引导民众的思维和政治观点。“以笔为枪,把宣传工作做为解决国内问题的主要战场”,是孙中山和张自强共同的主张: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有许多种选择,而自相残杀是最不可取的、和平收编和改造军阀势力则是最理想的。南宫平的情报局通过赎买、收购等各种手段,仅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收购了上海的《时报》和《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和《国民公报》以及《国民杂志》等各大报社和杂志社,“北京新闻编译通讯社”也开始运转。由于资金充足,邵飘萍把记者和编辑的待遇比照其它报社提高了50%,引得各报社的著名记者纷纷跳槽来到这里工作,通讯社的工作于是很快步入了正轨,并迅速发展起来。


蔡元培与邵飘萍和许德珩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他们谈话的气氛也是非常随便的。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在苦苦追寻着救国之路:国内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列强欺压中国国力衰微;诺大的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一直站在世界颠峰的中国,竟然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主权和尊严可言。这个残酷的现实,让这些民族精英们逐渐认识到变革中国社会的迫切性。对于这些军阀,他们已经彻底失望了。


邵飘萍拿出一份文件交给了蔡元培:“先生,这是段祺瑞政府近三年以来向日本的借款以及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还有他们之间秘密签署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详细条款。这些东西只用两个字就可以代替:‘卖国’!这样的政府,再次出卖山东根本就不奇怪!”蔡元培面色凝重地看了起来:这么无耻的秘密卖国条款,是他这样的正直学者根本就无法想象的!他越往下看,脸色就越难看。最后,这位北大校长拍案而起,大声吼道:“这群卖国贼,简直是无耻之尤!段祺瑞、章宗祥、陆宗舆,竟然都是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禽兽!他们既然把国家的主权都送给了日本人,还有何资格主政中国的政府?飘萍,把这些东西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把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全国民众面前公开,让他们下台!”


邵飘萍等蔡元培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才对他说道:“先生是否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呢?他们有军队,我们将面临报馆被封、人员被抓甚至被杀的必然结果。给先生看这份文件,是想让先生彻底看清这些军阀的真面目,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幻想。”


许德珩这时候插嘴说道:“校长,您是支持我为菲律宾和中山先生工作的。不瞒您说,中山先生和张总理非常关心北京的学生和学者们的人身安全。他们说:这些人才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贝,是将来振兴中华的主力军,不能没有准备地参加任何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周密的计划,尽全力保护大家的安全,不能给北京政府制造任何杀人的借口。”


蔡元培点了点头:“我理解孙先生和张总理的一片苦心,他们是真心为了国家着想啊!”许德珩为孙中山工作他是知道的。同样都是中国人,张自强他们可以做到富国强兵、在国际上八面威风,而国内的政府却只会争权夺利、屡次受列强欺凌、主权丧尽。所以,菲律宾政府在国内知识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不奇怪,蔡元培支持许德珩为菲律宾工作也并不奇怪。


许德珩说道:“先生,我们这次来找您,就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怎样进行这次请愿行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可嘉,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声势造大,争取扩展到全国和工商各界,逼迫北京政府不要在出卖国家利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争取将来收回山东的主动权!但是,我们要争取不能损失一名学生!”


蔡元培兴奋地问道:“可以问一下你们准备怎样收回山东吗?”许德珩回答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是中山先生亲口说的,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到!”他们商量定具体细节之后,邵飘萍和许德珩离开了蔡公馆。


与此同时,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公馆里却是另一番情形。吴炳湘也是军阀出身,在袁世凯时期就担任北京警察总监的职务。他屡次镇压革命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刽子手。


晚上8点刚过,菲律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战士)吕斌就前来登门拜访这位警察头子。吴炳湘虽然狂妄,却不敢得罪这位比“洋大人”还要可怕的同胞,连忙把吕斌请到了客厅里。吕斌稍示寒暄,站起身来表情严肃地对吴炳湘说道:“吴总监,我奉命向你提出以下请求: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必然会引发国内广大爱国学生的抗议。他们都是爱国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不管是谁下的命令,还请你尽量不要抓人,只维持秩序即可,务必请你给这些爱国者以应有的礼遇。因为爱国是无罪的。”


吴炳湘回答道:“维护治安是鄙人职责所在。我想,如果上峰下令,鄙人不可能不抓人啊!再说了,这是我国的内部事务,贵国这样干预我国内政好象也不大妥当吧?”他是实在不能理解这个吕斌为什么会管这个闲事。


吕斌眉毛一立,说道:“吴总监应该清楚,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关心这些同族同宗的同胞,是为我中华保存人才!你就是不为中华民族考虑,也应该为你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考虑!我言尽于此,做与不做请你斟酌,告辞!”他没有等待吴炳湘的解释,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去。吴炳湘连忙伸手阻拦,吕斌却坚持离开了吴宅。


吴炳湘并没有在意吕斌言语中的威胁,等他离开之后,立刻来到了新婚只有一个月的六姨太房里,开始抚弄起仅有18岁的六姨太动人的身体。六姨太很快就变成了一只白羊,吴炳湘心急火燎地进入到她的身体里开始抽动起来。突然,外面响起了管家惊恐的叫喊声和“砰砰砰”的砸门声:“老爷,老爷!出大事了!快来看看吧!”此时的吴炳湘正处在关键时刻,被管家的叫喊声吓得一下子软了下来。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厉声呵斥道:“你个狗东西!你妈死了咋的?你嚎什么丧?”管家在外面哆哆嗦嗦地回答道:“老爷,我妈没死!是,是巡逻的藏獒都死了!”


吴炳湘一下子从六姨太身上爬了起来:那四只藏獒是他花高价从四川买来看家护院的。这种獒犬体形巨大、反应灵敏、异常凶猛。到了晚上,它们就会被放出来巡逻。做了多年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仇人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所以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名刺客被这些藏獒咬死了,在吴炳湘的心里,这些獒犬比那些拿枪的警卫要可靠得多。


匆忙穿上了衣服、来到外面的吴炳湘,被那里血腥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四只藏獒都是天灵盖被子弹击穿,在头上炸出了一个大洞!二十名警卫的腿部都被子弹击中,却不是炸子,只穿了个小洞。管家把一封信交到了吴炳湘手里,上面只有几个大字:多行不义必自毙!爱国无罪!吴炳湘忽然想起了方才吕斌的警告,他一下子瘫在了那里:这些菲律宾的同胞真狠呐!他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对待那些学生了,却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从此落下了一个难言之隐:阳痿......


这些藏獒的死和警卫的伤,都出自南宫平训练出来的秘密行动小组:他们人数不多,每个办事处只有三个人,装备最先进的远程阻击步枪、红外夜视仪以及其它先进工具,专门从事暗杀工作。由于他们使用现代特种作战装备,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


5月1日,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纸开始同时出现关于“巴黎和会”的详细报道,重点放在了关于列强如何出卖中国利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的各种内幕以及北京政府的暧昧态度。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列强驻中国的大使们也震惊于报道内容的详细和真实。北京政府慌忙派出军警包围了各大报馆,准备使用武力查封报纸。可是接下来,吴炳湘却又下令军警全部撤回——因为他接到了吕斌的电话!


北大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主要来自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许德珩同时是前两个组织里的活跃分子。5月2日,北大学生成立了干事会,许德珩开始有组织地筹备抗议活动。5月3日晚7时,北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推定许德珩起草宣言。在学生中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也作了演讲。5月4日是星期日,他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议游行。


在那段日子里,巴黎和会上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外交界的事情。一些同情苏俄革命的法国人组织了暗杀克里孟梭的行动。不过身中六枪的克里孟梭竟然没有死。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发生爆炸。


西园寺公望在给和会的抗议信中说,法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所为。虽然顾维钧等人多次发表声明澄清,但谣言始终不去。这使顾维钧时常想起1905年一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因不能复国愤而自焚的朝鲜人。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


5月3日是周末之夜,本应是轻松快乐的北大校园却笼罩在激愤之中。北大全体学生集会,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讲演者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使大会气氛更加悲壮。大会开到深夜11时,会上通过了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等4项决议。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刚刚回国的章宗祥,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之际,“五。四”运动爆发了。l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宣言指出,人们所企望的公理战胜强权已经破灭。宣言大声疾呼:“背公理而逞强权,非正义、非公理。亡青岛,是亡山东。山东亡,是中国亡。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帝国主义者强暴欺凌我们,压迫我们,奴隶我们,牛马我们,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吗。在此国家存亡,土地割裂,民族危机严重时刻,广大民众应该下最大的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不然就是世纪之贱种。我同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拯救中华,今日最最重要的是要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演讲宣传。”宣言最后警告所有卖国贼和内奸:如果你们甘心卖国,肆意通奸,则最后以手枪炸弹对付之。


消息立即报告到宴会中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厅派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5月4日是星期日,学生们去使馆请愿扑了空,便掉头北去,杀向东四赵家楼曹汝霖官邸。学生们发现曹宅大门被警察用石块儿和木板封堵着,愈加怒不可遏。他们绕屋环行,见屋后有几扇小窗,便用石头击碎,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穿窗而入,打开大门,让同学们蜂拥而入,疯狂摧毁曹家的一切。混乱中,他们找到几筒汽油,焚烧客厅和书房,并将章宗祥殴打成重伤。


4点半,吴炳湘率警察赶到曹家,向天空鸣枪。学生们迅速逃离,只被警察抓到32名,其中就有许德珩。许德珩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押往警察厅。后来,许德珩写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禁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3天后,下令捆学生和侮辱学生的警察署长和11名警察,深夜被人枪杀在警察署,他们的身体上都覆盖着一张白纸:“镇压侮辱爱国者,死!”消息很快在北京警察间传开,被捕的32名学生马上被警察们从黑暗潮湿的牢房换到了外面的大房子里,开始被好吃好喝地招待起来。


5月5号上午,教育部责令各大专学校校长,严厉约束学生,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予以开除。但14位大学校校长开会商讨,决议推派代表,分别去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呼吁释放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罢职。与此同时,14所大学学生宣布集体罢课。蔡元培虽不同意罢课,但也反对逮捕和惩办学生。他和教务长马寅初联名上书,表示“为要求释放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


6号晚上,蔡元培来到警厅,愿以身家担保,释放被捕学生。菲律宾代表吕斌向徐世昌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否则后果自负。7号上午,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分别返校,学生宣布复课。北大派车接回被捕学生,蔡元培率师生在红楼校门列队,欢迎学生回校,学生们看到51岁的老校长双泪纵横。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迎接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形式上的学生运动似乎结束了,但是它却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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