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二章 浴火重生 第七十三节 远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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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20日,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官邸。田中义一与日本陆军军事参议官井口省吾、松川敏胤三个人,正在一起谋划着远东的军事行动计划。


田中义一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对外侵略的急先锋:他是长州(今山口县)藩士出身,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886)和陆军大学(1893),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1898~1902年,他曾留学俄国研究军事。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满洲军参谋。1909年,田中义一进入了陆军部,并主持修改《步兵操典》和《辎重兵操典》,1911年任陆军部军务局长,曾于1913~1914年赴欧美考察军事。


日俄战争前期,日本政府内部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以陆军参谋本部里时任总务部长的井口省吾少将、第一部长的松川敏胤大佐和田中义一少佐三人为核心,连同海军军令部时任第一局长的富冈定恭少将、山下源太郎大佐、上泉德弥中佐和浅间号舰长八代六郎大佐,外务省方面的政务局长山座元次郎、外相秘书官本多熊太郎等持强硬论者的对俄强硬派,共同结成了“湖月会”,他们分工游说各元老和阁僚,最终促使日本下定决心,对俄国发动了战争。


日俄战争取得的胜利,奠定了他们在日本军界今日的主导地位:井口省吾于大正5年(1916年)任陆军军事参议官;松川敏胤大正3年(1914年)任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后任日本朝鲜驻屯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大正7年(1918年)任陆军军事参议官;而田中义一则担任了今日的陆军大臣这一要职。


田中义一首先介绍了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然后他说道:“从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总体形势上看,我军处于劣势:伯力地区有俄军五个集团军、10万人的部队,最新的情报显示,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也发现大量的俄军正在集结,估计最少也有5万人的部队。目前,在我英勇的大日本陆军第三师团的顽强阻击下,比金战场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守卫赤塔的第七师团也顶住了俄军的两次疯狂进攻。但是,我军这两个师团都损失惨重,减员达到了1/3。如果继续坚持下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第三师团长大庭二郎和第七师团长藤井幸槌,也都发来了要求紧急增兵的求援电报。我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现在已经在增援的途中。但是因为旅顺口被菲律宾海军占领,他们只能经由朝鲜赶赴上述两地,时间上耽搁较多,还需要3—5天才能抵达战区。”说完,他叹了口气。


井口省吾说道:“十二师团2万名官兵和(师团长)大井成元阁下的仇,我们不能不报!大日本皇军也绝对不能输给俄国这个昔日的手下败将!我们的海军已经败了,如果陆军再次失败,日本就将彻底完蛋、大和民族也将从此失去往日的光辉与荣耀!这是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啊!大和魂,必须通过敌人的鲜血和战场上的辉煌胜利来铸就!”松川敏胤和田中义一连忙点头,井口省吾的话说到了日本的核心问题:日本的崛起,全部是通过历次对外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来实现的;日本的衰落,也必将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来临!


日本海军失败的阴影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已经使整个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现在,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来鼓舞军民的士气。日本参谋部做出的判断认为:俄国的战略重心将在欧洲——在苏俄政府没有稳定欧洲战局以前,他们只有选择暂时放弃远东地区。这样,日本就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占领远东地区广阔的土地,在这里拣个大便宜——这也是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参与远东军事干涉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判断本来是对的,可惜被张自强他们改变了,反而成为了日本的最大战略失误!


松川敏胤担忧地说道:“参谋部在战略判断上出现的巨大失误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按照目前苏俄的军事调动情况来判断,我担心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远东和西伯利亚。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实际情况已经那样了,我们的一切军事行动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决定。我判断,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地区增兵,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恐怕我国目前的财力将无法支持长久的战争;第二,我国将有可能陷入类似欧洲战场那样的泥潭里无法脱身。这与我国置身事外的战略思想是相矛盾的。”


世界大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日本虽然参加了战争,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小。各国的订货都纷纷集中到日本商品上来,使日本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战争景气。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贸易几乎每年都是连续入超,但在一战期间却突然转为出超:4年里的出超总额高达14亿日元,进出口总额在1917年(大正6年)竟达到了35亿元,增加了近2倍!日本国的商船取代了欧美商船,在世界各地从事货物运输,出现了海运业的黄金时代:船舶数量持续增加、新航线相继开辟、海运业暴发户不断涌现,海运业的繁荣情况空前。在工业方面,纺织、缫丝、纺织品等轻工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原来一直依赖进口的船舶、车辆和机械等产品,现在都已能自行生产,甚至反而是输出了。以这种经济景气为背景,出现了兴办各种企业的热潮。有不少的企业主纷纷来到陆军部联系,想与军队合作发展军工企业,以获高额利润。由于资本不断增加和集中,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建立了决定性的控制,随着银行作用的增加,银行原有的资本增加和集中也有了大发展。


可惜的是,当菲律宾海军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之后,迅速蓬勃发展的日本挨了当头一棒:首先是巨额赔款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然后是船舶运输业的迅速萎缩和各国定单数量的逐步减少:首先是船舶运输业开始从日本向菲律宾转移,纺织品、船舶和机械产品的定单也逐渐出现了紧随其后的苗头。如果没有美国的借款,日本银行业恐怕早就崩溃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现实:直接的理由,就是日本海运业的安全没有了保障。目前,日本仅仅保持着朝鲜和中国的市场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让日本经济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可是,菲律宾海军紧接着又控制了中国的几乎所有重要港口,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所有贸易运输,几乎全部落入了菲律宾的掌握之中!失去了海军的保护,日本经济最脆弱的一面开始暴露出来,这就是岛国的悲哀——日本的许多船舶运输公司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选择接受在菲律宾注册、交纳“保护费”并悬挂菲律宾龙旗:因为悬挂日本国旗的船舶几乎全部都要随时受到检查!


松川敏胤的话让井口省吾和田中义一立即低下了头。在这段时间里,以这三个人为核心的日本军队强硬派,几乎与原敬内阁处于阵垒分明的对立状态之中:军队打仗需要钱、海军建设也需要钱,可原敬内阁偏偏就是拿不出钱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敬也是没有办法。


原敬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的内阁因而是个较为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与历任首相不同,他没有华族爵位,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上台后,为了重新振兴日本经济、缓和中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他积极推行以“奖励实业”、“改良教育”、“整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执政纲领,其内阁又因而被称为“实业内阁”。1918年6月,原敬在第40届议会上提出的《修改选举法案》得到通过,改大选区制为小选区制,并降低选民纳税额(由纳税10日元降至3日元)的资格限制,使日本选民人数由150万增加到330万左右。原敬内阁又试图将朝鲜等殖民地长官,由武官专任制改变为文武官员均可担任制,遭到了军阀势力的抵制而作罢。接着,他又利用民众对藩阀、官僚和军阀的不满情绪,推行了一些旨在削弱这些人势力的“改革”,以调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原敬因此被军部的一些极端势力视为“眼中之钉”。


井口省吾说道:“不论如何,帝国陆军必须洗刷12师团的耻辱!至于军费问题,我看就不要难为政府了。我们可以考虑在朝鲜和满洲地区就地筹措粮食和其它物资,政府只负责军火供应就可以了。这个任务可以交给驻屯在那里的四个师团来做。只要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切就都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原敬与外相内田康哉,正在载仁亲王的府邸拜访这位陆军参谋总长。


在日本的历史上,军事大权归还天皇,开始于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德川幕府将国家大政归还天皇之后,宣布恢复王政成立明治新政府。但是在这个时期,天皇还没有直属部队,天皇的军事权是委任大将军或大总督行使的。总督也只能指挥控制各藩的军队,而且中央军事机构也十分软弱。


在明治4年(1871年)7月改革兵部省编制体制过程中,日本设立了陆军参谋局,作为省内的一个特别局。参谋局是掌管军令的专门机构,它“以大辅为都督”,“参与筹划机密事务,编辑兵要地志以及管理谍报事宜”,它的成立表明专管军令的机构出现了独立的萌芽。但是在这一时期,军令、军政的区分尚不明确,处于政令合或混淆状态,因而军制上也出现徘徊不定的局面。


明治11年(1878年)10月,陆军省以陆军卿西乡从道的名义提出扩充参谋局的建议,这一要求得到天皇认可后,于12月5日撤销参谋局,设立了天皇直辖的参谋部。参谋部的独立,意味着只有陆军军令机关脱离了当时以太政大臣为最高领导的政府机构。这是继陆海军省分立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参谋部成立之后,又进行过数次改革,扩充了机构。


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日本取消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内阁制。同时,也规定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在各大臣中位居首席,负责上奏机要事务,秉承天皇旨意,指示大政方针,统管各行政部;内阁总理大臣可分析各行政部之成绩,要求其说明,并进行核实。”太政大臣对各省长官有完全的指挥监督权,而内阁总理大臣却没有这样大的权力,这是天皇收拢权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内阁官制”第六条对于参谋长的上奏(称“帷幄上奏”)作了如下阐述,规定了与统帅权的关系:“各省大臣应经常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其主管事务的情况,如事关军事机密,可由参谋长立即上奏,但陆军大臣须将此事报告内阁总理大臣。”


参谋部历来是陆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明治19年(1886年)3月,日本对参谋部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改革,成为陆海军联合的中央军令掌管机关。该机关在皇族参谋长之下,由陆海军将官各一人任副参谋长,辅佐参谋长,其下并列设置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明治20年(1887年)5月,日本又新出台了军事参议会条例,规定军事参议官“置于帷幄之中,审议有关军事的利害得失。”即军事参议官是直属天皇的军事审议机关。虽然它没有把审议结果直接付诸实施的权力,但是军事参议官负责审议整个军事方面的利害得失,因而它的权限比国防会议要大得多。军事参议官是现职的陆海军大臣、参谋长和监军,并不是另行任命,也末确定议长和副议长,这一点与国防会议不同。它是在军政、军令方面负责辅佐天皇的最高当权者的联络会议。


明治22年(1889年)2月11日,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在天皇独榄统治大权的前提下,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原则上各自独立,帝国议会、法院、国务大臣分别处于决策地位。同年12月4日,又颁布了《内阁官制》。《宪法》中有下述条款: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这两条是军制的基础,第11条称为军令大权、统帅大权或“帷幄之大权”;第12条是规定天皇的军事大权的,称为编制大权或军政大权。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设立了由天皇和皇族参谋长控制的“战时大本营”制度,并于战争结束后撤消。


由此可见,真正掌握日本军队指挥权的,是天皇和出身皇族的参谋长——这是原敬与内田康哉拜访载仁亲王的真正原因所在。原敬首先向载仁亲王介绍了目前日本窘迫的财政状况,然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殿下,日本不应该放弃西园寺公望前辈制定的‘卧薪尝胆’战略。如果远东战场出现失控,日本将陷入战争泥潭而无法脱身。无论战争胜负,我国经济都将一蹶不振,重振日本海军的计划就将遥遥无期。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来说,没有强大的海军将会一事无成啊!”


载仁亲王赞同道:“卿所言极是!但军部内要求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已经联合上奏天皇,要求设立战时大本营。他们的意见,我们不能不考虑。12师团的全军覆没,将对帝国的斗志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军人们的积极性也不益再受挫伤啊。”


原敬向内田康哉使了个眼色,内田康哉说道:“殿下,目前的国际形势不适宜发动战争啊:英国和美国已经对我国连续向远东增兵的行动表示严重不满,称我们‘置当初的出兵协定对兵力之限制于不顾’。他们表示‘将不再向远东地区派遣一兵一卒’,并将‘选择适当的机会撤兵’。如果这样,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将只有我们单独与苏俄军队开战了......”英、美已经达到了“吸引苏俄红军主力”的目的,在欧洲战场没有结束之前,他们当然不愿意日本独霸远东。


原敬马上接着说道:“如果帝国单独与苏俄在远东地区开战,会加深同各国之间的矛盾。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将不利于帝国经济的振兴和长远的发展。现在......”他沉吟了一下,然后决然说道:“帝国的重新崛起,需要列强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帝国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量顺从他们——尤其是对美国!”


载仁亲王听到原敬的这番话,陷入了沉思之中......


日本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日军增援部队的行动:1918年9月25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抵达满洲里、第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抵达乌苏里江西岸的饶河;日军第八师团、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也在日本本土进行着紧张的扩军备战;驻扎在满洲和朝鲜的日军接到了国内的命令,开始投入到抢掠百姓粮食的“军事行动”之中,朝鲜和日军控制的南满地区被这些畜生们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们又开始了新的逃亡。


而此时的伊尔库茨克中国军团营地里,只剩下了5个后勤团的部队在这里驻守:9月23日,孙嘉诚和杨佐田对中国军团下达了开拔的命令,部队开始沿铁路线向赤塔方向前进,当天晚上抵达希洛克地区,并在那里迅速展开,从西面包围了赤塔,截断了这里的所有交通要道。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东方面军三个集团军也从东部完成了对赤塔地区的合围。东西对进、四面开花——这是加米涅夫制定的“解放赤塔作战计划”。


但是,孙嘉诚显然并没有遵照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行动,按照他的命令:中国军团开始在赤塔西部15公里的“敌人非接触区”构筑战壕及防御工事,并保留了赤塔到满洲里之间的铁路线。同时,中国军团第一师、第二师23000名战士,在晚上全部换装迷彩作战服,放弃了汽车等辎重,仅带着轻武器、150门迫击炮、弹药和必要的工具,借着黑夜的掩护,消失在满洲里方向的丛林之中。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张自强也按照与孙嘉诚等人商定的作战计划,命令王云飞驾驶的094核潜艇从巴布延岛的停泊地出动,赶赴日本的对马海峡。


杨佐田与第一师师长张福荣、第二师师长任辅臣并驾齐驱,策马飞奔。中国军团平时严酷的训练,这时候开始显现出成绩:50公里的急行军,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石勒咯河铁路桥!

石勒咯河发源于蒙古境内的肯特山脉,是黑龙江最大的一条支流。这里山脉绵延、山林茂密、山谷纵横,从军事角度看,是个天然的伏击战场。这就是孙嘉诚和杨佐田共同研究的“围点打援”计划:利用红军对赤塔之敌发动进攻,则日军第十四师团必火速增援;将石勒咯河铁路桥南北5里的铁轨全部拆掉,日军只能选择从火车上下来,徒步夺桥或者泅渡过河。而这里,就是孙嘉诚为日军第十四师团预设的埋骨之地!


让孙嘉诚和杨佐田在缺乏重炮的条件下进行残酷的攻坚战,他们是绝对不干的。这些来自未来的中国军官,熟读“毛子兵法”,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避短扬长的、在张福荣和任辅臣看来,简直是“奇谋”的计划:在这个时代的军人,对“兵者,诡道也”这句话并不“感冒”。尤其是法国陆军和日本陆军,他们战术呆板、作战计划僵硬。作战计划制订以后,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变通的余地。俄国军队也强不到哪里去。而孙嘉诚和杨佐田则不同,他们只制订战略目标,然后把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战术,交给下级指挥员来制定,由大家来共同探讨和最后确定,并允许做出必要的临时调整——这个计划中,张福荣的第一师负责南岸日军的“去尾”任务,任辅臣的第二师负责北岸的“掐头”任务,三个特种大队负责三个点的爆破任务。这些具体作战计划,都是师长和队长们自己制订的,然后由孙嘉诚和杨佐田主持讨论,大家充分提出反驳意见后,再修改通过。这样,对这次的作战任务,参与作战指挥的每个高级指挥员,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1918年9月23日夜,赤塔日军第7师团指挥部。师团长藤井幸槌少将拿着手里的情报沉思着:赤塔周围突然出现了无数苏俄红军部队!从占领赤塔的那一刻起,藤井要求增兵的电报就没有停止过。可是,由于日本军部出现的战略失误,日军对这场战争准备并不充分,兵力严重不足。依靠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付出了减员1/3的惨重代价,第7师团坚守赤塔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好在满洲里铁路畅通无阻,兵员和弹药物资都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第7师团的战斗力仍在。可是以25000人对抗数倍于己的进攻之敌,虽然有高城坚垒的优势,藤井在自己心里仍然打着鼓。好在第14师团长栗田直八郎少将从满洲里发来了电报,半天时间就会赶到。侦察部队得到的消息更加另藤井鼓舞:满洲里至赤塔的铁路依然畅通。如果自己制订的“里应外合聚歼红军于赤塔之下”的计划得以实现,自己将成就乃木希典一样的不朽功业!


想到这里,他立即喊来参谋,招集各联队指挥官到这里开会。他先做了一番声嘶力竭的鼓励,并通报了第14师团长赶来增援的“喜讯”,然后才下达了作战命令:“各联队马上进入临战状态,要坚守、坚守、再坚守,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联队长们一起“哈依”一声,然后敬礼离开,分别赶赴各自的防区里去做最后的战斗准备。与俄军两次交手之后,这些日本军人都产生了轻视他们的念头:这些俄国人战斗力一般,也远远不如日本军人勇敢!


1918年9月25日,到达满洲里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只在这里停留了1个小时,就在师团长栗田直八郎少将的命令下,“一往无前”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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