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二章 浴火重生 第七十二节 远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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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段祺瑞把持的民国政府宣布与蒙古的谈判失败。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将军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命令徐树铮将军率部入蒙,接收“蒙古国”政权。1918年9月16日,在中华新史上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徐树铮将军率领全副日式装备的“中国参战军”第一师共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从大青山下的包头出发,号称三个师、兵力5万,挥师出塞,直取蒙古首府——库伦。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历史上曾两次出兵国外:第一次是冯子材领导的抗法战争,因清庭怯战不败而败;第二次是出兵朝鲜,导致了与日本发生的甲午战争,以中国陆海军的惨败而结束。以后的中国历史则充斥着割地赔款,内战不绝、民生凋零、国家暗弱,再无出兵争取国家主权之壮举。

中国军队突然出兵蒙古,几乎出乎所有国家的意料之外。日本虽然陷身远东战场无法脱身,但是它对蒙古的野心比之俄国也毫不逊色。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就对蒙古的一切外在关系非常注意。尤其是日本对蒙古的一切阴谋和企图,他都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回归中国持徘徊观望态度“皆因日、俄之盅惑所致”。所以,他在入蒙之前,突击购置了5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5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以前,这却是个惊人数字。这与段祺瑞对小徐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徐树铮在抵达距库伦只有140里的叨林时,忽然命令部队停车,然后他拿起电话,接通了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当松井接电话时,徐树铮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他曾留学日本,日语原极流利。然后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实际上,库伦只有约100余人的日本兵。现在徐树铮故意夸大,只不过是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罢了。果然,松井听到他的诈语后急忙辩解道:“贵军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他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大笑着说道:“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竟敢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这时候松井才明白徐树铮的用意所在,但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树铮于是不再客气:“两国之间,凡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才能施行。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显然属于违法行为。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全部送缴到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倘若超过了时限,如果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双方发生冲突,那一切责任须由阁下来负担!”

松井慑于徐树铮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急忙拖延道:“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请给我五天的时限,等我向我国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树铮已经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缩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他当即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个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听徐树铮的口气坚决,料定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嘴对话筒干咳无语。徐树铮又故意为他留了个缓冲的余地:“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延长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的电话来决定行止!”说完之后,他恐怕对方再罗嗦,不等对方回话就将话筒挂了。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日军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只凭借几句话就肃清了日本在蒙古的势力,徐树铮不禁哈哈大笑。他立即下令出发:50辆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日本政府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发表了“支持中国收复蒙古”的一纸声明——他们希望中国的此次出兵,能够威胁苏俄红军的侧翼,缓解远东战场上日军受到的压力。实际上,从日军第12师团被全部歼灭的那一刻起,日俄两国就进入了战争状态,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没有正式宣战而已。日本认为,中国的出兵可以帮助自己在远东的军事行动。至于驻库伦日军被迫缴械的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蒙古问题对协约国而言是“事不关己”,他们仅仅发表了一纸“关切”的声明了事;而与蒙古问题利害相关的苏俄政府,因为有心无力,只由外交委员契切林发表了“严重关切蒙古事件,请中国政府慎重解决,务以蒙古人民之意愿为念”的不疼不痒的声明。

苏俄政府的反应完全违背了常理:虽然它现在顾及不到蒙古问题,但是并不妨碍它发表“不能接受”的强硬声明、表明自己的“不承认”立场。但是苏俄政府确实有难言之隐:他们是迫于无奈,才吃了这个“哑巴亏”。9月6日,接到徐树铮“收复蒙古方案”的孙嘉诚,以“苏俄红军中国军团”的名义,向蒙古国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我仅代表苏俄红军中国军团,敦促蒙古现政府,必须与沙俄匪帮划清界限,并延请中国军队出兵,入蒙剿灭之。蒙古本为中国领土,贵政府应欢迎徐树铮将军的中国军队进入蒙古剿匪,并重归中国管辖之下,苏俄红军将承认并支持中国政府对蒙古享有无可争议之主权。”

孙嘉诚的这封“李代桃疆”的电报,让哲布尊丹巴惊慌失色,乱了方寸:本来打着“拖延”主意的蒙古王公们,只好放弃了其它的想法,开始准备接受民国政府提出的“享有高度自治”的回归方案。而就在此时,中方谈判代表库伦都护使陈毅收到了国内发来的电报,改变了原来提出的条件,向哲布尊丹巴提出了“蒙古只能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必须允许中央政府驻兵、纳税,并允许汉人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和邮局”,彻底放弃了让蒙古享有“高度自治”的谈判条件,坚持收回蒙古的全部主权。

听到民国政府这个“苛刻条件”之后的蒙古王公们“群情激愤”起来,纷纷表示“难以接受”。而仅仅不到10天之后,外面传来的消息,却又让他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徐树铮将军率领的“5万精兵”,距离库伦只有一天半的路程了!徐树铮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各地蒙古高层人士在精锐的中国军队到来之际纷纷投降。一路之上,只有原俄国顾问军变成的白俄股匪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与白俄股匪的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但是他们只是想劫掠物资,并无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政治目的,因此并没有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步伐。

1918年9月24日,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库伦。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他预先命令各部队: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在外面。从车外看,真是“雄壮威武、刀枪如林”。兵车进入库伦市区以后,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时期修建的驻军营区)。

但是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士兵并没有下车,而是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伏于车厢之内,然后从外面用巨幅帆布覆盖起来,使车外面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车又重新开离营房,在离库伦的不远处混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之中,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缭乱,简直就不知道中国军队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徐树铮命令将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的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的实际年龄39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出头)敬若神明。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而徐树铮进驻库仑的部队仅有一个旅。其编制名额虽然比一般部队多,有8000多名官兵,但是仍然无法住满这么大的一所营房。但是徐树铮却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要住进容纳一团人的营房,而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道这里的部队还不足1万人!徐树铮的这一布置虽然是对蒙古人的心理战,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外蒙王公摄于中国军队势力“浩大”,纷纷俯首称臣。

与历史极其相似:徐树铮一进库伦,立即使用雷霆手段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并把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逼迫他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冯国璋,“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和协定”。随即,徐树铮按照孙嘉诚在电报里为他出的“点子”,又逼迫巴德玛·多尔济上书,请求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及其他蒙古王公200余人,“进京拜谒总统”——其实就是软禁了他们,好借机铲除蒙古原上层亲俄势力,为培养“亲中”势力争取时间。

接着,徐树铮命令薛箓率两个团镇守库伦,他带领其余部队马不停蹄地赶赴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战略要地,并亲自率领两个团的部队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是清代乌梁海三部之一,因境内有唐努山而得名。它位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的北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战略上讲,是外蒙古的北方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努乌梁海历来属于中国领土:清代平定准葛尔部叛乱后,这里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辖,共设有五旗:库苏古尔乌梁海旗(库苏泊一带)、托锦乌梁海旗(大叶尼塞河上游)、萨拉吉克乌梁海旗(小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梁海旗(在唐努山阴)和克穆齐克乌梁海旗(赫姆奇克河流域),共辖四十六佐领。

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西北十佐领。1911年,中部二十七佐领为俄国强占、东部九佐领为当时宣布“独立”的喀尔喀封建领主占领。徐树铮按照孙嘉诚的建议,更改了他原来准备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土地的原定计划,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全境,将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全部收回。按照双方的约定,孙嘉诚派出中国军团三个团的兵力,将已经肃清了沙俄残匪的西北部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徐树铮部。然后,他们迅速撤离了该地区。

按照苏俄政府与菲律宾政府的有关协定,这一地区属于“归还中国的西北领土部分”。为了表示“中国军团未参与此事”,孙嘉诚派出的三个团先是脱下红军军装、换成了迷彩作战服,秘密进入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将沙俄残匪收拾干净。当接到徐树铮到达的确切日期之后,他们才又穿上红军军装,大张旗鼓地进入了这里,并接管了所有的政府机关。然后举行正式交接仪式,昭示“红军将此地交还中国”之意。这是杨佐田的主意:现在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打通远东交通线。如果过早暴露他们插手蒙古问题,反而会提前引起苏俄对他们的警惕,不利于以后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所以,现在还不到与苏俄翻脸的时候,还是隐蔽一点、尽量减少摩擦的好。中国军团在撤离之前,见徐树铮驻守边境的部队火力不足,特意给他们留下了100支自动步枪和弹药。

苏俄方面对中国军团的做法也无可奈何:人家严格按照“协议”办事,将这里“正式代表苏俄红军”交还给了中国,完全符合“协议”的精神。实际上,中国军团把唐努乌梁海交给中国北洋政府,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又被俄国和北洋政府包围着。在没有统一中国以前,这里不利于长期驻守。可惜的是,这位徐树铮将军还真如周瑜一样气量狭小: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收回蒙古的军事行动,孙嘉诚的中国军团居功至伟,但他仍然因为记恨孙嘉诚收编他的部队,在他给民国政府的“述职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国军团,把所有的功绩都记在了他徐大将军的名下——当然,他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毕竟孙中山与北洋政府在目前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在世界各地战火纷飞的1918年,中国收复蒙古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但是,这件事对长期处于列强压迫之中的中国人来说,却着实让国人振奋:各地军阀及各界要人纷纷向徐树铮发来贺电,对他的历史功绩表示祝贺。其中尤以中山先生从菲律宾发来的贺电评价最高:“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六载。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北洋政府也隆重表彰了徐大将军的战功。数月之间,“当世左宗棠”徐树铮将军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传遍了全中国。

两个月之后,徐树铮“护送”哲布尊丹巴活佛,以“豫威将军”、“外蒙活佛册封专使”的身份,再次回到了库伦,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册封大典庄严而隆重,小徐志得意满,将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册封活佛的全文如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从此,徐树铮开始在这里施展他的抱负、悉心治理外蒙古。为了争取蒙人的信心,他一到蒙就命令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的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是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然后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就可以得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

蒙人交易是用羊来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的时候,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的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却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老实!

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任命李祖法为总经理,并发行钞票(钞票以骆驼队为图案),并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的地下资源,他还从德国聘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倘若徐树铮专心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一定会大有成就。

可惜的是,徐树铮志不在此、心有他属,仅仅1年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而后来的接任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有他的威望和才华,致使蒙古的局势仅仅稳定了十几年的时间......

(以上文字与真实的历史在时间上有些出入:1919年4月17日,段祺瑞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后,他才开始在西北编练“中国参战军”;陈毅和蒙古的车林从1919年1月中旬开始商谈撤销自治问题。本文有演义的成分,请各位不要深究,就当作是历史改变的结果吧。)

1918年9月22日,中国军团的所有人员和物资终于全部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当最后一列火车上的战士到达了营地之后,孙嘉诚和杨佐田就同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红军东方面军的两封电报,主要内容就是敦促中国军团出兵赤塔。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苏俄红军东方面军曾两次对赤塔的日军第七师团发动进攻,试图打通西伯利亚铁路交通线。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双方除了互相损兵折将之外,整体的战略态势却没有任何变化,赤塔仍然掌握在日军手里。这已经是加米涅夫的第二封电报了。第一封电报是9月12日发来的,加米涅夫希望中国军团能从西部配合他们作战,被孙嘉诚以“人员装备没有到达”为借口推掉了。这也是实际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在人员到达1/3以后,火车上装载的就几乎全部是粮食、弹药、被服等物资了。除了跟随火车押运到达的战士以外,最后剩余的一半战士必须等候物资全部运输完毕,并在最后离开。这样一来,9月12日到达伊尔库茨克的中国军团人数只有1/3。所以对于孙嘉诚的借口,加米涅夫也无话可说。

随着东方面军运输补给的中断,粮食、弹药无法运到伯力,加米涅夫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如果没有远东地区游击队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东方面军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嘉诚和杨佐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后认为:“耳朵”小组通过监听得到的情报显示,由于旅顺口已经被菲律宾海军占领,日本正从本土经过朝鲜调集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至远东地区。如果中国军团再不出兵,苏俄东方面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孙嘉诚忧心忡忡地对杨佐田说:“看来,我们低估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野心啊!历史上,日本干涉远东曾出动了21个师团中的11个、死亡1.2万余人、耗军费9亿日元、历时6年半,才最后撤离。我认为,我们应该做长期作战的准备了。”正在此时,作战参谋走了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在了他们面前:日本已经对其本土的第八师团、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发布了战争动员令。下面是一只耳朵图案。

杨佐田看着这份情报,缓缓地说道:“从日本目前的兵力来看,算上被歼灭的第十二师团,已经出动了第7、3、14、16、5共六个师团,约12万人的兵力。如果再算上正在动员的三个师团,总共将达到九个师团、约16万人!看来,是第12师团的覆灭刺激了日本人的兽性啊!”

孙嘉诚点头说道:“如此一来,这里非常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我们的部队缺乏重炮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几乎同时向桌子上地图看去,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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