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 外篇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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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3347/][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3347/[/size][/URL]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帮会化的社会。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描述西安青帮情况说:“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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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帮会化的社会。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描述西安青帮情况说:“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版,第159页。)时人叙述重庆情况时也说:该地袍哥达500余社,“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10万人”。(注:引自赵清著:《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这种情况使党的各级机关都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接管好城乡,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努力稳住帮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在1949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将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党派团体和军统、中统及与此性质相同的特务机关列为反动组织,各种帮会不在其列。


当然,党把帮会列入团结对象,还同她对帮会的性质分析有关。民国时期,党认为帮会不仅是封建迷信组织,还是“互助团体”、“群众组织”。早在1926年,***就认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沦为流氓无产者,但他们所组织的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属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注:《***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1936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进一步认为哥老会、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属于“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注: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这一分析虽然不同于后来的认识,但在接管城乡时基本未变。


围绕着尽量团结和稳住的策略,各地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在西北,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规定:“对于宗教迷信会帮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当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如果是反对土地改革与我军行动者,则按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打击,或以其适当方法处理之主要的原则,亦是打击其领导者,夺取其群众。”(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在华北,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2月13日规定:“对于青红帮等流氓头子,可以在适当时机,通过某些私人关系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抢劫破坏,如敢故违,我军入城之日,必予查究。”(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在华东,***于1949年2月18日指示有关领导人,明确把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列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团结对象,以“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页。)。在西南,针对帮会与军队和土匪相互渗透、大小军阀“利用并建立袍哥组织,控制城乡”的特点,第二野战军设法争取军队中的帮会头目率领军队起义,以利尽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


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上海,杜月笙虽然离沪赴港,但关照徒弟安分守己。在四川,袍哥首领之一、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合另两名袍哥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等在彭县起义,并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成都。


党接管全国城乡后的初期,特务、土匪非常猖獗。以局部言,上海“全市分属于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等系统的特务机构共有40多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注:胡训民、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以全国言,“全国仍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西南最多,有665000人,华东少些,也有59000人”(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814页。)。


这一情况决定了“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早在1949年6月25日,新华社就发表《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短评,指出建国后第一要务就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否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不能顺利地实现”。8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进一步强调:“凡是新解放地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反恶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46页。)


本着这一指示,各地展开了剿匪肃特运动。


当时,虽然特务大多兼有帮会身份并利用帮会作为其外围组织,虽然有的地方的会道门分子多于土匪数目,如湘西麻阳“共有土匪武装20,000余人”,“帮会会员40,000人”(注:杨文魁、陈金斗:《麻阳剿匪经过。湖南文史资料》(第2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因而有学者指出“土匪与帮会实无二致”。但是,中共此时并未把反动会道门头子列为反革命分子。1950年7月23日发布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列举了不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三类重要反革命分子:(1)“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2)“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者;(3)“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55,359页)。各地在执行这一指示时强调的也是剿匪,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就明确指出:“我们当时的所谓剿匪,剿的不是一般的劫道、绑票图财的土匪,剿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可见,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在1950年10月以前,反动会道门尚不在镇压之列。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党要致力于中国大陆的统一和全国财政经济的好转。党的政策宣传刊物《时事手册》在回答如何镇压反革命的提问时指出:“在1949年上半年,大陆上的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稳定。”二是时机尚未成熟。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指出:“由于反动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必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时候”(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正是由于在1950年10月前反动会道门尚不在镇压之列,国民党特务乃将重心转到“利用民众之迷信心理,拉拢帮会”,“发起对我党之大规模的暴动屠杀行为”上来,许多会道门的组织实际上都已被国民党特务直接控制,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具。当时全国就有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天德圣教、圣贤道、归根道等反动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人“(注:《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这些帮会猖狂地”以各种方式造谣破坏,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仅在福建一省,”1950年间发生反动会道门暴乱事件19起,暴乱未遂事件6起,参加的会徒有7600多人,在暴乱中被杀害和砍伤的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及群众有150多人“(注:萧心力主编:《***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我党很快认识到帮会猖獗的原因,认识到必须从全局上改变对帮会的政策。刘少奇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时事手册》专门载文强调:“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已成为我们当前锄奸防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重要一环”(注:张林:《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载《时事手册》1950年第4期,第77页。)。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这标志着我党对帮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标志着镇压反动会道门高潮的到来。


怎样镇反呢?***于12月19日指示要“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1年1月17日,他解释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注:《***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从下面情况来看,我党对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做到了“稳”、“准”、“狠”。


“稳”是总的策略步骤,它规定如何处理反动会道门。“狠”是“稳”中下面规定的第一步措施的贯彻,“准”则是“狠”的前提。


要想“打得稳”,对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和取缔就要有序地进行。罗瑞卿指出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捕促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使其整个组织陷于瘫痪;第二步,对中小道首进行登记,区别情况进行教育管制;第三步,对道徒进行教育,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第148页。)虽然在具体执行中,第二步是同第一步和第三步交叉进行的,难以分清,不过,由于当时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是分外、中、内三层进行的,“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3页。),清理外层中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实质上就是罗所讲的第一步,清理中层和内层可当作第二步,教育道徒为第三步,因而也可说是分三步。


要想“打得准”,就必须对什么是反动会道门要有清楚的界定,对如何处理要有明确的规定。党中央指出,会道门就是封建迷信组织,有着反动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的封建迷信组织就“一般称之为反动会道门”。于2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专门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时事手册》专门载文强调此条在条例中占有显著地位:由于会道门“在国内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和地方组织,即所谓帮会及其他迷信组织,由于他们的落后性与封建本质,对反动政权和反动阶级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亦极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为了对付这种特殊人物和组织,自然有特别规定的必要,这种规定亦就是一种给予封建会门以镇压制裁的作用,而所谓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不是指有什么特殊的反革命活动花样,实际上即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本条例所规定说明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违犯了本条之罪者,亦即同时有本条例中任何的一个或数个罪名。”(注:李建钊:《论惩治反革命条例》,载《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第14卷第8期,第8页。)


根据这一含义,中共明确指出反革命分子的范畴同前相比已发生变化,即从国民党残余分子和土匪等,发展到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四种:(1)特务分子,来自于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和“中美合作所”等特务机关:(2)匪首、惯匪,“这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布置和策动的‘大陆游击队’武装”;(3)反动会道门头子,即“在一贯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门中担任点传师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职务,并且进行反革命颠覆、破坏、造谣、煽动等罪恶活动的分子”;(4)“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和城市中恶贯满盈的封建帮会恶霸头子”。(注:马焕仁:《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载《时事手册》1951第13期,第22页。)


拿“准”之后,就要“狠”。从1月到4月,***多次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注:《***文集》第六卷,第118页。)。根据这一指示,各地纷纷行动。在上海,4月27日,上海公安局组织了著名的“四·二七”大逮捕,逮捕了一批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反动流氓头子在内的反革命分子9010人,张顺宝、柏文龙、丁福堂等一批帮会头子被处决。在西南,帮首冷开泰、银运华、黄亚光等被重处。其他地方如福建、湘西、广西、广东也枪毙了一批。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注:政农:《两年来的政法工作》,载《时事手册》1951年第22期,第38页。)。


根据“稳”的策略,在“打得狠”的同时或之后,我党采取了第二步、第三步,对中层和内层进行清理,取缔帮会并教育会众。


综观来看,第二步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清楚地认识到党政军各部门、各层次均隐藏着会道门分子,有必要进行清理;二是行动迅速,在镇压的同时就着手清理;三是有重点,特别注意将隐藏在党内的会道门分子清理出去。


清理的成果非常显著。在军政机关中,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的财政、经济、交通机关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9000余人中,就清理出350余人,另外“又登记了国民党及会道门分子5700余人,占旧人员总数64%”(注:《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第172页。)。


在工矿企业中,仅上海一地,就在13万搬运工人中清理了封建帮派58种,清出封建把头2064人,逮捕了486人,枪决罪大恶极者59人,管制341人(注:《上海通史》编委会编著:《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第三步措施也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清楚地认识到取缔对于镇反的重要性;二是有序地进行取缔;三是对一般帮会采取教育的方法,使其自动取消,这不同于对反动帮会的取缔;四是将一般帮会头子、一般会众同反动帮会头子的处理区别开来。


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山东有10万人,察哈尔10万人,皖北3万人,苏北2万多人,天津16万多人(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15日)。有的帮会如青帮、洪门“无形解体”,有的如“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于1953年2月自动声明“因不合社会需要”而解散。


总结全文,可以看出,自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反攻、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之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就摆在我党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决定首先把城乡接管好,然后“肃清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在这一总方针下,中共对帮会的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接管城乡时,尽量稳住和团结帮会;建国初期,为了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势力,镇压匪特,强调对帮会“要团结,要稳定”,即使一些反动会道门进行叛乱,但在镇压时是以匪特而非帮会来镇压;随着反动会道门从“封建落后的组织”发展“成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残余所操纵的反动组织”,对它的镇压就成为镇反重点之一,同时,教育会众,取缔会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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