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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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告诉你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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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曾让日本军队头疼不已的民间队伍,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是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后来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联的一名干部张明泽根据线索,从这年冬天开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访尚健在的破坏队员。他独自一人走遍了信阳、湖北、天津的许多小站和铁路沿线的村庄。


他没想到的是,在赶走日本人后的六十年里,这些满腔热血报国杀敌、又侥幸活下来的抗日战士,却因他们的抗战经历,有过一段荒谬的残酷岁月。


他们,曾经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现在,他们不去请求了。“我为民族而战过,不管是哪个阵营,够了!”


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曲让人们荡气回肠。


当年在河南,在平汉铁路上,有一支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人数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组织——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可是,他们在胜利60年来的每次纪念中,却像尘埃一样被湮没在战争的旧迹中,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我们揭开史实,像发现一个被巨大石块压盖的井口,每向下挪动一厘米,就有史册无名的英雄被发现,有动人的故事被开启。


我们找到了两个活着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归于他们保卫过的土地,成尘,成土,让后人走过。


1938年五一劳动节,在延安体育场由边区政府召集万人的庆祝大会,刚成立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代表工人参加庆祝集会。那时,刚在郑州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共有80人,大部分是郑州机务段的工人。他们抱着不愿做亡国奴,参战杀敌的心愿,离开心爱的火车入了伍。那时,发给每个队员的除了灰色军服、绑腿和水壶,就只有滑条器和炸药。这就是他们的武器。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地位,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他们是受国共双重领导的民间力量,而且,他们的武器和经费,大部分来自国民政府。


1938年,日军已开始全面侵入中原地区。当年9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长安,破坏队在荥阳汜水北渡黄河,驻在武陟县附近的磨庄。


磨庄就在道清线的附近,破坏队的目标就是日军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新乡至清化段,被敌人据为西进南下的要冲,驻军很多,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破坏队趁夜在钢轨下埋好炸药,采用电气发火。机车驶至埋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动电钮。轰隆一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来,敌人惨叫声一片。列车后部的敌人莫名其妙,不敢应战,过了几分钟才明白中了中国的“特种地雷”,待还击时这边队员已经撤回驻地了。这次出击,共毙伤敌人120余人。


之后,他们又和八路军合作,炸毁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两公里的铁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铁路。敌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线路,连续抢修35天才勉强通车。


“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当时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都用红字刊登这个消息。


死里逃生何惠民


老班长何惠民是记者见到的年纪最轻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广水市萧家畈。何惠民因为当年在破坏队能吃善战,被队友起号“吃不饱”。


广水,这个隶属于湖北随州的小城,是当年平汉铁路线上重要的一站。


在广水老铁路区附近的村庄,我们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没有围墙的平房里,房子破旧不堪,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


两个月前,因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个80岁的老人和81岁的老伴互相争吵着让谁先说话,活跃着这个贫寒家庭的气氛。


何惠民,16岁就当上班长的娃娃兵,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有着17次与阎王打照面却活下来的传奇经历。


何惠民家里的堂屋除了张摆满药瓶的矮饭桌和几把椅子,只剩一张坐着会塌坑的沙发。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着,时而用普通话纠正丈夫的发音。当年,17岁的娃娃就这样带着“娃娃太太”,参加了对日战争。


何惠民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在他的圈子里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这天,他领着6个人炸了日本人的军车,完成任务回村时被敌人俘虏。


“一个当官的用手枪顶着我的头,让我说破坏队在哪,我就是不说,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机,子弹没响,我还以为这家伙打空枪吓人哩,谁知他哗啦一下从枪膛里退出一颗瞎火的子弹。”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划着,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悬哪,日本人也有点怕了,是不是有神灵保佑我?不杀我了,把我带回去电刑拷问。”


“哎呀,那叫什么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岁啊。”


“我那时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有把我折腾死。我得赶紧找队伍,不找不行呀,媳妇还在破坏队上。我一定找机会逃跑,黄河南边有我的媳妇在等我。”


破坏队队员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或农民出身,基本没有薪酬,生活上极其艰苦,军纪也很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八路军一样,他们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脱下了工装成了兵,结合自身装备薄弱、擅长爆破的特点,破坏队不搞阵地战、攻防战,而是在绵长的铁路线上采用麻雀战术,进行游击活动,依靠群众提供情报,依靠群众掩护,平时着军服,执行任务穿民装,让敌人军民难辨,无法对付。破坏队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又很难逮,日本人给他们起了个名——“毛猴子”。


何惠民当年,就是一个很让日本人头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说,自己能活到现在,看到现在有吃有喝的社会,是老天爷给的福气。


1943年,他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


“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


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上。


“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何惠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用兵舰运到日本。俘虏中只有他一个破坏队员,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喻尚荣在日本歧阜县挖砂作劳工,下雪天穿着单衣,吃混合面窝头。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着看到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国军舰送回国内,回到信阳老家。


喻尚荣已经去世。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们全部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枭首示众。


而英勇的破坏队员背后,是无法忽视的战绩。


“打‘毛猴子’,一个打一个的不行!”日军发出哀叹。


1941年初,深入敌伪内部活动的分队长魏啸行,事先侦查得知敌军车开到时间,乘白天日军防守疏忽时,在待王镇东400米处的四孔桥旁,掩护队员从河道上桥埋雷,炸翻敌军车一列、机车一台、炸毁桥梁一座。机车连后面装载士兵列车、运猪车均炸翻桥下,日军20余人和几十头猪全部摔死。弄得日军的死猪肉吃不完,只能在镇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传着“日本死猪不值钱”的笑话。


1942年春,中队副张玉佩、分队长罗凤华、班副胡全树、队员黄文高,由八路军团指挥员聂好礼带领一百余人掩护,在安阳十里铺附近间隔埋雷3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为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坏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有效配合了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


何惠民脱口就能说出当年在队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


那一年,19岁的朱桂英怀着他们的一对双胞胎,艰难随着队伍进发。在河南密县,日本人来了,他们被冲散。


“飞机就在头顶上,炸弹就在腿边爆炸,看着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两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难的十几个人,死了9个。朱桂英挺着大肚子担惊受怕,动了胎气,在一个队副家属的照顾下,在密县村边的一个透风的破窑洞里,生下了一对不足月的龙凤双胞胎。


一路惊吓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怀里相继断气。长的那个,活了8天。


有时候孩子般在老伴面前顽皮的朱桂英总会想起从前的事,看见绕膝的孙儿,梦里惦记的总是那对怀里哭闹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从破败的屋子里望着门外青青的杂草。没有哭,没有埋怨。“就是那会没事,娃儿也不一定能活下去,大人的命都是捡的。”


1945年11月,朱桂英才见到了何惠民,这时距离他们分开已经整整一年八个月,这也是这对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辈子惟一分开的518天。


何惠民说:“人生的意义?你是蒋介石毛主席,也要死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当年抗日我就是为了这个。我是中国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国家弄得没有办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赶走吗?国家稳定了我才有吃穿。当时没有别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能参加破坏队,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别的不说,我至少还活着。平安、平静。河南省退休单位还给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么,要不对不起地下死的兄弟们。他们有什么?我很幸福。”


破坏队当年不仅有上千队员,还有政工队、文工团、卫生所、修械所等辅助单位,破坏队还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抗战子弟学校、华强烟厂、纺纱厂、被服厂等后方基地,工人没有工资,每天只管两顿稀饭,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破坏队抗日。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男人们拼杀在前线,女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周毓松


日军为我的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


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细地梳理自己的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来了,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破坏队。


“虱子,见过吗?”周毓松说,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 “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荣呀!那时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战虫’!”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战争,拼尽了肉体,斗的就是精神。作为敌人,他们痛恨破坏队,但作为军人,他们崇敬这种为国捐躯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坏队的时间里,周腰里的手枪从来没有对日本人开过。“我在铁路上杀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庄,我从来不打他们。”


周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个信念, “我杀死一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他们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


“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逻辑。”这个现在经常阅读、思考日本人历史的老人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员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年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仗,不就是为了子孙们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们那时候的罪?至于孩子们还记不记得,我不管。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回报思想的,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呢?”


“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骑着电单车出去玩,可以钓鱼。还能得到国外的兄弟姐妹的钱,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战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岁的老人说,“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对不起,我真没有想明白。”


何惠民说:“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乐。我的骨头可以埋在家乡。二战,有我一份,就行了,还图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着自己胸膛,刀刻般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凭我是中国人,为民族打仗,我没做过亡国奴,问心无愧!”周毓松是一个字一个字坚定地说出来的。


周养了一群鸽子,他一叫,鸽子就咕咕地来到身边。鸽子笼的门他从来不关。“他们需要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伤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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