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时发现一个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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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搬家时发现一个手模!托尔斯泰的吧。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他的小说,撰写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四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译了一篇赞颂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该文选自法国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杂志,作者托洛茨基。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否定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宿舍里,有时间读书。他当时读了几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他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五十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他的写作方式也教育着巴金。


巴金在一篇提到“启发”对作家的作用时,便用托尔斯泰为例子作了说明。托尔斯泰已经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可是写下一步长篇时却不知应当怎样开头。有一天托尔斯泰随便翻阅普希金的《别尔金的小说集》,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这句话立刻启发了托尔斯泰,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于是托尔斯泰回到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


巴金还提到过《战争与和平》中的错误。他说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有时把时间弄错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伟大的作品也并不因此减色。


1985年,巴金81岁,老人有一天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甚至说他有什么‘小白脸男妾’……”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这活脱脱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他坚持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极端,甚至认为艺术是一种罪恶,写小说不如给农村孩子写课本。托翁晚年不再写作,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作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了稿费,放弃了版权……这一切都使妻子无法理解,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


托翁82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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