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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塞外李悦将两篇强文结集成《批评于丹》(远方出版社2007年4月),义愤填膺,条分缕析于丹《论语》和《庄子》心得两书中的硬伤,并以所谓启蒙主义者的狂飙态势,表露出对一个时代的流行价值观的怀疑和拒绝,直斥于丹是犬儒主义(遁世主义)者、随心随意生活之人。李悦此举,未免有点高高在上。

通常,我们对某观点鼓掌,不一定是因为它属于真理,而是因为和自己意见相仿;同样,拍砖也不是因为它是谬论本身。西哲伏尔泰云: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姑且不论于丹之“心得”是否算李悦心目中的“正确”,但起码应该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姿态。可是,《批评于丹》全书几乎都是用讥讽挖苦的语气来批评于丹,多次说她只有中小学生的水平,用右脑的思维去做左脑的事,是以娱众的口吻评经典,乃对经典的“大不敬”,根本不配评“孔子”“庄子”,不过一“学术超女”而已。


翻读该书,我有感慨,先入之见,常常害人不浅,也将自戕。反映在《批评于丹》里,不管是挑于丹知识上的“硬伤”,还是自陈对《庄子》《论语》的理解,仍然只能算一家之言。《庄子》《论语》不是针对某位专业人士的书籍,不是在谈论物理学或者天文学之类的专门学问,而是关乎人的价值信仰和生命生活的经典。历代解读的版本甚多,有的甚至互相打架,但这不妨碍其中出现新的“经典”。从这点来说,李悦尽管阐述“精英文化”或曰“知识正确”的《庄子》《论语》,于丹大可“大众文化”“快乐人生”一次。偏激的批评不是良药,干脆各走各道,各不占道,看不惯那就绕着走。


解读一个文本,本就是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和判断,它和解算术题完全不同,其观点并无对错可言。当年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弟子也不全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孔子并不因此大动干戈,大发脾气。器量之大小,往往决定人生之格局,学术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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